学人素颜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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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石山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77184
出版时间2019-11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60元
货号1202028389
上书时间2024-06-1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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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石山，著名作家、学者、现代文学研究专家。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主要著作有《边将》、《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寻访林徽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谁红跟谁急》、《民国文人风骨》等。
韩先生还研究徐志摩作品数十年，他编著的徐志摩专著十余部，商务印书馆《徐志摩全集》（全十卷）是他苦心收集整理、严谨考证、精心编订的高水平成果。加之韩先生独特的编辑方式，让读者能全面地去认识徐志摩。
目录
目 录
序 1
徐志摩的学历与见识 1
邵洵美：该另眼相看了 11
闲话事件与一个漂亮女子的苦衷 23
郁达夫和北京的银弟 33
朱自清和他眼里的女人 45
梁实秋的私行 55
金岳霖的逻辑 67
叶公超的脾气 77
潘光旦的文采 93
胡适的败笔 107
老英雄的风流 119
近处看胡适 133
傅斯年：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183
怀念常风先生 221
薄暮中远逝的身影
——回忆阎宗临先生 233
拿希望劈成小柴生火
——在首都图书馆的演讲 239
仍是一座远远的山
——在北京涵芬楼书店的演讲 263
传主的选择与材料的挖掘
——在南京财经大学传记文学会议上的演讲 275
内容摘要
《学人素颜录》是一部专注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随笔集，共收录十八篇文章。其中十五篇文章，每篇专论一人，既有胡适、傅斯年、徐志摩、朱自清、叶公超等为大众所熟知的学者、作家，也有任教于作者母校山西大学的外国文学专家常风、历史学家阎宗临。作者以作家之眼、考证之法、文学之笔，梳理他们的生活轨迹，凸显其鲜明个性，展示他们素颜即本真的一面。书中还收录了三篇演讲，分享作者三十年来从事近现代学人研究的笔耕实践和理论思考。
精彩内容
徐志摩的学历与见识不必说是天才，更多的是一种警示从1987年春天，赴海宁寻访徐志摩故居算起，到现在，我对徐氏的关注，已整整三十年了。早先还自信满满，如今越来越迷惘，不时会纳闷，对这位江南富商的儿子，自己究竟懂得多少。
天才？
最简便的归拢，也是最无奈的躲避。
朦胧间，我有个不太确切的看法，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徐志摩的意义，作为一个警示，要大于作为一个天才的存在。
中国古代，对那些轻易取得功名与官位的人，有个褒中带贬的说法，叫“拾青紫如草芥”。对徐志摩来说，一切他人望尘莫及的成就的取得，几乎都是在腾挪间，不费气力，随手捡取。说是“拾功业如草芥”，那是一点不假。
这也正是我所说的警示的作用。
近百年的新诗运动，自从失去建立新格律的信心，等于走上了失败的途程。能留下两行诗作，或是一个近似格言的句子的，均堪称优秀。而徐志摩，一首一首的诗作，让人看了还想背诵，背诵了还想不时地吟咏，这是不是在警诫，非真正有天分的，轻易别打新诗的主意。
多少文化人，未必是品质恶劣，或许是一时的不慎，造成婚恋的错乱，便被人斥为下流，误了前程，甚至误了终生。而徐志摩，一生都在烟花阵里打滚儿，妻有前贤后艳，女友有旧雨新欢。他心仪的美人，也有暗恋他的佳丽，临到故去，竟没有一个对他有怨怼之言。其前妻张幼仪，晚年曾对同姓晚辈说：“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这恐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想想也是的，被徐抛弃后，此妇久未改嫁，抚养儿子，料理公司，侍奉徐的父亲，她的前任公婆，为之养老，为之送终。不是爱之极深，能做这么多的没有名分的事情？
至于女友，更是感人。徐去世后的第三天，几位名士夫人，聚集在凌叔华家里，默默垂泪。张奚若夫人说：“我们这一群人里怎么能缺少他呢！”陶孟和的夫人说：“这都是造化的安排！”这是不是在警示人们，浪漫，轻佻，都不是罪过，单看你的品质，值不值得那么多的女人喜爱，甚至依恋。
多少文化人，在某一门艺术上有所建树，便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不世出的天才。而徐志摩，似乎有个金指头，在他涉及过的任何一个文学乃至文化的领域，都有骄人的成就。已然是诗人了，而人们对他的散文的评价，越来越高。已然是文学家了，转过身又发现，他还是最早将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那样心仪欧美的社会文明，你以为他该是个自由主义者了，近年来又发现，他竟是最早将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
这是不是在警示人们，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妨有更为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视野。
此中缘由，究竟是什么？
说白了也无甚奇妙，不外一是时势，二是个人的修炼。
那个时代的学者中，少有这样全面的学术训练说到徐志摩的学历，不可不说到他的父亲徐申如先生。
现在的人，钱多了，怎么花，一说就是投资。
投资的目的，一是让资金取得最大的利润，二是让资金取得除此以外不可用资金衡量的回报。
以前者而论，徐老先生是失败者，以后者而论，徐老先生是近世以来中国最成功的投资者。他把他的儿子，打造成了中国最有名的诗人，最值得敬重的文化人。徐家的门楣，永世闪动着耀眼的灵光。
小学、中学不用说了，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
且说徐的大学学历。
1922年10月回国前，徐志摩先后在国内外七所大学就学。依次是，北京大学预科——上海沪江大学（浸会学院）——北洋大学法预科——北京大学法科——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究生院。
在国内，在美国，念过的几所大学，都是考上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完了硕士，原本是要念博士的，且认为，拿个博士不费力气，因为仰慕罗素的名望，便轻易地“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今译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我所知道的康桥》）有一点，在此需做一辨正。
对在克拉克大学的学业，我在写《徐志摩传》时，依凭的是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梁氏去过克拉克大学，查过徐的学历档案。现在看来，做事不细致，多有疏忽。多年前，张宏文先生亲赴该校，披阅存档，终于弄清，徐志摩1918年秋赴美，一入学就插入三年级。在国内的学科成绩为校方承认，充抵了两个学年的学分。这样，到1919年6月，即获得一等荣誉学位。距毕业所需，仅差四个学分。志摩遂利用暑假，前往设在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夏令班，选修经济学和英语两科，很快便拿到四个学分，顺利毕业。
在他那个时代，出国留学的，有他这样全面的社会学科训练的，就是学者中也没有几个。几十年后，一位名叫赵毅衡的中国学者，赴英讲学期间，深入研究过徐在英国的行踪，颇有感慨地说：徐可说是一个最适应西方的中国人。
他的见识，有些地方反在胡适之上先说他留学归来，怎样建树他那不世的功名的。
举个小例子。1923年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奔波，时不时地，会把自己的诗作选出一两首给两地的刊物。有次过上海，上海有名的《学灯》副刊的编辑，有幸要到他的一首诗，名为《再会吧康桥》。3月12日，刊出了，是当作散文刊出的，根本就没有分行。
他说这是诗，要分行。
编辑知错就改，很快便分行刊出。
又错了。
他的这首诗，有意在中国提倡一种新的诗风，每十一字为一行。这家报纸的栏目，极有可能是每八字为一行，而每行之间有空字，这样一来，用徐的话说是，“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长到下巴底下去了”。好在当年谁也不知道新诗该是什么样子，编辑又是好脾气，那就第三次登出。这才勉强像个新诗的样子。
徐志摩的《再会吧康桥》一诗，起初就是这样红起来的。
千万别以为初创时期，只要挥舞柴刀，以劈草莱，就能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大文化人。
不会这么简单。
且看当年对苏俄的态度，就知道，徐志摩的见识，就是搁到现在，都不能说落后。
1923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赞美苏俄公使馆前的升旗仪式，对苏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象，赞美有加。说那面徐徐升起的红旗，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那时他还没有去过苏俄，只能从表象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1925年春，因为与陆小曼的异常的婚恋，响动太大了，决计去欧洲避避风头，便取道西伯利亚去了法国。经济上不甚宽裕，也是朋友有意资助，便应了《晨报》老总之请，沿途为报纸写一系列的通讯文章。这样，就有了从容观察苏俄的机会。
毕竟有良好的社会学训练，又是本着如实报道的态度认真观察，如此一来，也就看到了在公使馆门前看不到的真实的苏俄社会。
访欧归来，秋天，接办了著名的《晨报副刊》。正好这时，胡适要去伦敦开会，也是取道西伯利亚，路过莫斯科，没有停留，只不过是利用转车的一两天，参观了学校等教育机构。胡适是个爱写文章的人，这次没有顾上写文章，而写了几封信，将在俄都的见闻写给一位张姓朋友。这位张姓朋友，也是志摩的朋友，对志摩说，把胡大哥的这三封信登了吧。情面上推不过，登是登了，但登出的同时，作为主编的徐志摩，写了批评文章作为按语放在前面。
胡适在信中说，苏俄虽然实行的是专制主义政策，却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英语dictator,“专制者”的音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在按语中说，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由愚民政策，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分析过种种原因之后，他说，我们很期望适之先生下次有机会，撇开了统计表，去做一次实地的考察，我们急急地要知道那时候，他是否一定要肯定俄国教育有“从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的可能。
崇尚民主，反对专制的胡适，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志摩的说法是，胡大哥这些年从来没出去过，“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十年的中国人”。
据此可知，作为一个大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见识是第一位的。
这里，我要做个道歉。在我的《徐志摩传》里，写到这件事，总觉得光这样说说，似乎有头无尾。徐志摩这样批评了胡适，胡适会没有反应吗？我想，胡适是个明白人，很快会知道自己是错了。但是，我手头又没有胡适认错的资料。怎么办呢，便依据臆测，写了一句：“胡适后来承认，志摩对他的批评是对的。”《徐志摩传》出版十几年来，无论什么时候翻到这儿，见到这一行字，我都知道是撒了谎。这些年看书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操着这个心，看能不能找到胡适公开认错的文字。终于让我找见了。2017年读台湾出版的《徐永昌日记》，在第十一册，1954年3月6日条下，有明确记载，原文为：胡适之五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会演说，曾言忏悔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赖。
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关于徐志摩的死，多少年来，人们总是说，他之所以急着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给使馆人员讲建筑，搭了送邮件的飞机送命的。
前两天晚上，无意间翻到南方某市的一家电视台正播出一个关于徐志摩的片子——不是纪录片，像是个讲述片——说到徐志摩坐送邮件的飞机，是这样说的：当时火车票价贵，邮政飞机票价便宜，徐志摩为了省钱，便邮政飞机。
真是想当然。事实是，当时中国已有了航班，只是坐飞机的人太少，徐志摩是大名人，航空公司为了拓展业务，送给徐志摩一张免票，这张票可随时坐航班的飞机。那天徐到了南京，第二天要北去，打电话问过机场，没有客机，只有送邮件的飞机，无奈之下，只好坐了这架小飞机。
说徐志摩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的讲座，确有动人之处。他最初爱恋的，是这个女人，如今为了捧这个女人的场，轻易送了自己的命。真是生也徽因，死也徽因。
过去，我也是这样看的。
现在，我不这样看了。
我认为，他匆匆离开上海，是因为与陆小曼吵翻了；急着赶回北京，是因为局势变化太快，他想有所作为。须知，从北京到南京，他坐的是张学良的专机，专机去南京，是送张学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向南京方面请示处理东北危急的方略。也就是说，沈阳方面，当时即将发生大的变故，他是知道的。
1931年9月16日下午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杨杏佛，杏佛不在家，他便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便成了志摩的绝笔。是这样写的：才到奉谒，未晤为怅。顷到湘眉处，明早飞北京，虑不获见。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
“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这才是他急于赶回北平的真正原因。
南下，他坐的是张学良的座机，张不在机上，是送张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到南京，向中枢汇报东北的局势并请示应对方略。机上乘客只有他们两人，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东北局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方，顾不会不告诉徐。
他担心的，正是这个。
他亟亟回去，欲有所作为的，也正是这个。
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为时局担着心，为这个老大民族担着心。
201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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