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化文学的可能性研究(20世纪乡土文学传统中的贺享雍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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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旭|责编:罗月婷
出版社四川文艺
ISBN9787541160011
出版时间2021-05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40元
货号1202375338
上书时间2024-06-1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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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旭，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乡土文学研究、底层文学研究、赵树理研究和莫言研究等。现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在A&HCI检索期刊、一级权威刊物《文学评论》等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底层叙事：从代言到自我表述》《赵树理文学的叙事学分析》《余华论》等。
目录
序章贺享雍乡土小说的东方特色
第一章 乡土中国的“内”与“外”
第一节 如何进入农民的乡村
第二节 “风景”与生存
第二章 在赵树理的凝视下
第一节 “形而下”的“算账”与“物质启蒙”
第二节 大工业扩张与文学想象：土地贬值之“账”
第三节 “反启蒙”之下的“寓言化”乡村
第三章 主奴辩证和乡村寓言
第一节 “问题”的“实质”与“存在”的辩证法
第二节 叙事终点与乌托邦想象
第四章 现代卫生学与乡村叙事
第一节 “病”与存在的辩证法
第二节 作为话语的“计划生育”：卫生学叙事的另一维
第五章 社会组织结构中的权力与精英
第一节 精英的“控制”与“文学人类学”想象
第二节 乡村文学精英的想象建构
第三节 精英视野中的农民和乡村
余论 贺享雍在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价值
贺享雍年谱
贺享雍研究目录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这是一部以贺享雍的乡土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评论专著。贺享雍的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有独特的价值，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乡村志”系列为代表的十几部小说系统全面地表现了中国农村在改革40年间的巨大变迁，作家用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述了当代农民的方方面面，形成赵树理之后真正的“农民写作”。本书主要通过对贺享雍小说的分析，以及与赵树理、莫言等作家的乡土小说的比较，论述了在大工业时代、后现代时期和消费主义时代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乡村，如何处理东方化叙事与西方现代叙事结合等问题。
主编推荐
★ 新时代文明的背景下，寻找更广阔而深邃的乡村历史景观★ 对于当代乡土文学价值的重新提炼与解读
精彩内容
第五章 社会组织结构中的权力与精英第二节 乡村文学精英的想象建构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必然时时面对权力，及对权力关系与运作的文学想象。乡村文学面对的是乡村的基层权力，作家对乡村基层权力的正面与负面的叙事建构，也正是一种精英式的文学想象，它必然由于作家本人的立场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乡村修辞。有的农民出身的精英能够和农民换位思考，而大部分乡村精英都做不到。赵树理和贺享雍都是身为精英却能为农民换位思考的“乡土精英”。与赵树理相比，贺享雍对乡村叙事更关注乡村存在的细节，赵树理却可以直面乡村的基层权力与历史和国家的发展。作为贺享雍的前辈，赵树理就因为其坚定的乡村立场才一直不被“正统”的文学精英所认可。如众多评论家在赵树理研究上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盲点，就是总拿赵树理塑造新人说事，以致形成了一个直到今天仍然广为流传的“共识”：赵树理思想太老旧，所以塑造新人无力。如孙犁评价1949年之后的赵树理说：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提到多部文学史共同指出赵树理的“不足”：塑造新人无力，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原因在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像对老农民那样深入”，“《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精英们的思考是差不多的，总能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其间出现一个另类就很难被接受，只是因为精英们由于其“权威”感而更容易只看自己想看的。“新人”是精英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它其实代表着精英所想象的未来社会的走向。但“新人”想象不能脱离现实，所以从实质上看，无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乡村还是赵树理，新人塑造都是个伪命题。如果有一种公社化时代的一心为国的农村“新人”，那么它只能是指极左时期梁生宝和高大泉式的人物，“文化大革命”前的土地公有化试验没几个人认为它是正确的或成功的，以一个失败的社会改革试验为蓝本，怎么可能塑造出成功的“新人”？这似乎有双重标准的嫌疑了，只要启蒙，怎么都是对的，只要不“启蒙”，怎么都是错的。贺享雍小说里不存在“新人”问题，《天大地大》中的年轻扶贫女干部，《民意是天》中的年轻村支书，都不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新人，而是被西方的原子化体系浸染的行动的“利益综合体”。虽然叙事人的视点仍然是乡村内部，但已经无法建立社会主义那种真正的公共意识。而且在贺享雍小说中，这些乡村内部的人物的意识中都没有“启蒙”一维的存在。赵树理的时代相对于乡村正是最好的时代。他的乡村文学设置了精妙的叙事视角，通过隐蔽的转换展示他的“新人”想象—这种展示方式正是“启蒙”精英们不熟悉也不愿意接受的。如《三里湾》采取的叙事方式既不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也不是限知视角，因为在其作品中，“谁说”和“谁看”并不总是统一的，即使他们在同一叙述平面上。下面两个叙事片段正表现了赵树理独特的乡村内部叙事造成的“不统一性”，同时也体现了赵树理对青年“新人”的定位：［1］灵芝一走进去，觉得黑咕隆咚连人都看不见，稍停了一下才看见有翼躺在靠南墙的一张床上。［2］这间小屋子只有朝北开着的一个门和一个窗户，还都是面对着东房的山墙—原来在有翼的床后还有两个向野外开的窗户，糊涂涂因为怕有人从外边打开窗格钻进来偷她，所以早就用木板钉了又用砖垒了。［3］满屋子东西，黑得看不出都是什么—有翼的床头仿佛靠着个谷仓，仓前边有几口缸，缸上面有几口箱，箱上面有几只筐，其余的小东西便看不见了。a［4］当灵芝走进去的时候，可以坐的地方差不多都被别人占了。［5］她见一条长凳还剩个头，往下一坐，觉得有个东西狠狠垫了自己一下；又猛一下站起来，肩膀上又被一个东西碰了一下，她仔细一审查，下面垫她的是玉生当刨床用的板凳上有个木橛—她进来以前，已经有好几个人吃了亏了，所以才空下来没人坐；上面碰她的原是挂在墙上的一个小锯，已被她碰得落到地上—因为窑顶是圆的，挂得高一点的东西靠不了墙。［6］有个青年说：“你小心一点！玉生这房子里到处都是机关！”灵芝一看，墙上、桌上、角落里、窗台上到处是各种工具、模型、材料……不简单。这两个叙事片段分别是灵芝对马有翼和王玉生的房间的观察，［1］-［3］为中农家庭青年马有翼的房间，［4］-［6］为贫农家庭青年王玉生的房间，从叙事视点来看，都是随着灵芝的眼光写的，透过灵芝的眼睛可看到截然不同的房间，也反映了有翼和玉生截然不同的性格及家庭环境，从而为后文灵芝选择玉生放弃有翼做了铺垫。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段分属第24和22节，故事中的时间距离不短，叙事距离也不算短，但对两个房间的描述，隐含作者采取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叙述方式，甚至连使用标点符号都是一样的。两个叙事片段都是三大句，中间的第二句都出现了破折号，第二个片段还出现了两个，而且破折号之后附上的解释性话语的功能也完全一致，即［2］和［5］中叙述人和灵芝分离，以全知的视角进行补充说明，前者写出了糊涂涂的“精明”，而后者在灵芝的视角之外对玉生的房子做了更具体的补充，［6］句的最后三个字“不简单”既是灵芝所想，也是叙述者的评价话语，等于隐含作者的声音，同时还可以是满屋子里人的想法。对两个房间的描述产生的修辞效果却是完全相反的：马有翼的房间是阴暗的封闭的，没有生气的；而王玉生的房间却是明亮的、科技化且充满生机的。但隐含作者的叙述干涉却是很隐蔽且简洁的，通过非常文学化的手法突出了“落后青年”与社会主义“新人”的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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