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神话与祭祀(精)/大家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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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光直
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
ISBN9787200128697
出版时间2017-09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6元
货号31543009
上书时间2024-06-1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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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光直(1931―2001),原籍中国台湾地区,生于北京,当代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一生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著有《中国青铜时代》《商文明》《番薯人的故事》《古代中国考古学》《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等。
目录
目录
自序
第一章氏族、城邑与政治格局
第二章道德权威与强制权力
第三章巫术与政治
第四章艺术:通向政治权威之路
第五章文字:通向政治权威之路
第六章政治权威的获取途径
第七章政治权威的崛起
附录:三代帝王世系
内容摘要
《艺术、神话与祭祀》是张光直先生诸多学术著作中的一本,也是作者自己最为喜爱的一本。该书以他1981至1982年在哈佛大学为非专业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的讲稿为基础,选编而成。该书写作目的:“其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本书将以此开辟出一个新的基础研究视角;其二,如果能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将受益匪浅。”张光直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通过对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沟通天地的祭祀过程及手段、古代中国青铜器及其装饰艺术(主要是动物主题装饰艺术)的意义、古代文字的产生及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回答了文明或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问题。
精彩内容
自序在古代中国,艺术、神话与政治密不可分。我们都知道,政治是中国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因素。对古代中国来说,政治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尚未得到普遍认同。在此,我希望能将考古、文学、艺术的相关资料与其内涵相结合,来阐明这一点。
本书目的有二:其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本书将以此开辟出一个新的基础研究视角;其二,如果能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将受益匪浅。关于这一点,我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在不断地强调。
“古代中国”一词涉及公元前近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此期间,夏、商、周三代创造了中国最早的历史文明。在传统编年体系中,夏起止于公元前2205年至公元前1766年,商起止于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前1122年,周起止于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56年。除“公元前256年”这个年代数据外,其他数据皆无定论。专家们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仅周之起始年代就至少有18种说法。就本书之研究主旨而言,这些技术层面的争论并不重要。因其无法定论,本书将采用与大多数数据相近的整数数值来划定三代之年代框架:夏,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商,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100年;周,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256年。
重建夏代之前的中国史前史,依赖于两类证据。第一类证据是成书于三代的文献(大多成书于周代后期)中所记载的关于公元前2200年之前的神话传说。这些传说大都与古代英雄先贤相关,汉代(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将其系统化,称为“三皇五帝”。关于三皇五帝,说法不一。一般认为,三皇包括伏羲(人类始祖)、燧人(或祝融,火的发明者)以及神农(农耕发明者),五帝包括黄帝(文明创始人)、颛顼(开天辟地的帝王)、帝喾、帝尧和帝舜。纵观中国历史,这些先贤英雄都是公认的历史名人。近几十年间,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却表明,他们最初基本都是古代宗教人物,只是因为周代后期至汉代用神话解释历史(euhemerized),他们就被演绎成了历史名人。
重建中国史前史所依据的第二类证据是考古学材料。20世纪初,对于埋葬于地下的古代人类和文化遗迹的科学考古学由西方和日本传入中国。史前时代的发展脉络通过考古发掘被充分揭示出来:近两百万年前人类的早期祖先诞生,约四十万年前著名的“北京人”出现,约一万年前畜牧和农耕技术开始应用,农业定居村落不断发展,直至三代时期文明社会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一些史前文化的后段,或许就是传统神话传说中的某些英雄先贤所创造的,但史前人类却并未留下只言片语来记录这些英雄的身份和他们的丰功伟绩。
因为有了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三代成为了中国历史的第一个时期。严格来说,这并不适用于夏代,因为我们尚未发现夏代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然而商周两代确确实实有此类记载。与三代相关的许多晚期文献纷纷为商周时期的资料所证实,关于夏代的记载亦因此比史前时代(夏代之前)更具可信性。这些“晚期文献”主要是成书于公元前一千纪后期的所谓“儒家经典”:《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经传(特别是左丘明之《左传》)、《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此外,与三代有关的一些有用信息在《楚辞》(周代晚期中国中部地区数位楚国诗人的诗歌汇编)、某些哲学著作(如《论语》、《孟子》等)以及部分残存古书(如公元280年河南出土的汲冢竹书中的《纪年》、《逸周书》和《穆天子传》)中也有发现。这些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也记载了很多神话、传说和文学资料,是我们了解三代时期的中国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文献来源。
近年来,秦汉时期简帛文书的出土进一步充实了三代时期的文献资料,它们大多记录在三代之后的竹简、木简或丝帛、纸张等材质上,极易腐烂变形。古代器物或铭刻类的新材料也相继问世。除了那些形形色色的石、陶、木、竹、丝、青铜等质地的器物外,考古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铭刻类资料,如商至周早期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等。
以上诸类史料皆可用以分析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探讨“古代中国的文明及其相伴相生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兴起的”这一基础问题。各种证据表明:与其他地区一样,在古代中国,文明之演进与王朝之发展相生相随,因为文明是社会或王朝中的一小部分人累积财富的反映。我们的研究表明:财富的积累主要通过政治权威的施展;中国环境下政治权威的自然增长,得到了亲属等级制度(kinshiphierarchy)、统治者的道德权威(moralauthority)、军事权力(militarypower)、交通上帝祖先之特权(exclusiveaccesstogodsandtoancestors,通过祭祀、艺术和书写等手段)以及财富获取(accesstowealth)等互相关联的要素的促进。通过考察以上这些要素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分离出古代中国政治权威崛起的一些更具说服力的起因。在政治权威演进是全球性课题的当下,针对中国的个案研究必将体现出超越其地域的价值。
本书将三代视为一个独立单元,也用以指代“古代中国”。我想这是可行的,因为尽管我们给不同阶段或王朝以不同的命名,但三代时期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性在很多重要方面均趋于一致,甚至延续到了三代以后的时期。古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发生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在此期间铁器时代开始取代青铜时代。历史纯粹主义者或许希望将本书的“古代中国”的时间段仅限定于春秋中期之前的三代。然而,他们在阅读此书后会发现,春秋中期这个时间点之后的很多信息也被融入了古代艺术、神话与政治的总体模式之中,而这一模式也适用于其后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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