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文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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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海龙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73205179
出版时间2022-1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68元
货号1202771755
上书时间2024-06-1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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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海龙，男，1978年生，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先后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文学院。201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14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近年来，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项目、 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多项。主持或参与完成厅级项目若干。在《文艺理论研究》、《上海大学学报》、《齐鲁学刊》、《文艺评论》等刊物发表文章二十余篇。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刘知畿对《史通》文论的自我认知
第二节 由唐迄清于《史通》文论价值之体认刀
第三节 五四以来《史通》文论研究述略及本书研究要览
第一章 “文章世所希”的“刘舍人”考论钾
第一节 “文士之极任”的“中书舍人”锣
第二节 “刘舍人”并非刘允济或刘宪月
第三节 “刘舍人”即刘知残
第四节 需要补充的两个重要问题
第二章 《史通》的著述不朽观挖
第一节 刘知畿对孔子、司马迁及扬雄著述不朽观的继承
第二节 刘知畿对曹丕等人文章 著述观的批评
第三节 刘知畿著述不朽观的独创之处
第三章 《史通》的文史分合观
第一节 刘知残对史著“雅”化的要求
第二节 刘知畿对诗赋文学作品之“用”的认识
第四章 《史通》的文学虚构观
第一节 两晋“虚构观”之考察
第二节 刘知残对“虚构”问题的阐释
第三节 刘知畿反对或支持的“虚构”
结语
第五章 《史通》对《汉志》、《隋志》等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节 《汉志》、《隋志》的小说作者观及对《史通》的影响
第二节 由“小说”、“小说家”到《史通》的“自成一家”
第三节 《汉志》、《隋志》的小说分类观及对《史通·杂述》的影响
第四节 《史通·杂述》的小说史意义
第六章 《史通》对两《唐志》的影响
第一节 《史通》采《隋志》史部作品入“小说”
第二节 《史通》对《旧唐志》的影响
第三节 《新唐志》选录“志隆”、“因果”类作品入“小说”之考述
结语
第七章 《史通》影响下的唐宋笔记文学观念与创作
第一节 刘知畿《史通》与刘觫《隋唐嘉话》
第二节 刘知畿《史通》与李肇《唐国史补》
第三节 刘知畿《史通》与欧阳修《归田录》
结语
第八章 《史通》影响下的明清笔记文学观念与创作
第一节 胡应麟、纪昀对刘知畿的推崇
第二节 反对笔记文学记载“诬”或“淫”的内容
第三节 对笔记小说“体例”的重视
余论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文、史自古一家，密不可分。文论、史论互渗互融，相扶相益。古代史论多含论文因子，将其纳入文学研究的阃域，既符合文学史发展实际，也可拓展文学研究视野及格局。刘知几的《史通》即是此类史论中第一部鸿篇巨制。其书聚焦于史著、杂史，偏记小说等叙事性作品。《史通》论史而及文，圆融文史。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已成共识；而在文学史上，也是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由唐迄清，论及刘知几及其《史通》文论者，历代多有名家。然相关论断，多为只鳞片羽式的评点。五四以后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则多为单篇论文或著作中的某一章节。篇幅和关注点所限，未能较为深入系统地发掘《史通》文论价值。当前学界对《史通》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专著，仍大都集中在其史学价值方面，对《史通》文论价值的研究却不是很充分。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即深入挖掘与系统整理刘知几及其《史通》小说观。同时兼及散文、诗赋、笔记文学甚至戏剧文学等文体，并关注文史二者的分合关系。
精彩内容
《史通》撰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书成之后迄北宋，人们对《史通》究竟是文集还是史著亦或是史评之作没有统一的认识。五代后晋史家刘昫等撰写《旧唐书?经籍志》“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但却没有收录《史通》一书。北宋王尧臣编撰《崇文书目》，把《史通》置于“杂史”类。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因对《旧唐书》有所不满，重新修撰唐史时，于《新唐书?艺文志》“乙部史录”中没有收录《史通》，把《史通》与李翰《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颜竣《诗例录》、钟嵘《诗品》等文论著作附列于“丁部集录”的“总集类”。
直到宋代，《史通》方被官修目录《新唐书?艺文志》所采录。《新唐书》卷六十《志》第五十《艺文四》在“丁部集录”第三大类“总集”类的结尾部分，新设一小类“文史类”，将《史通》等书收录。其曰：凡文史类四家，四部，十八卷。（刘子玄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二十三部，一百七十九卷）《新唐书》将“文史类”归于集部“总集类”，然而其对“总集类”及“文史类”的收录标准及其用意，并无相关说明。对其收录标准，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做出推断。
首先，参考《隋志》、《旧唐志》的“总集类”收录标准。《隋志》以经、史、子、集四部，分门别类著录中国古代图书。确定了四分法在古代目录，特别是官修目录中的绝对地位。其对“总集”的定义，影响了两《唐书》的目录分类。《新唐书》集部“总集”一类，继承的是《隋志》、《旧唐志》等的分类方法。先看下《隋书?经籍志》对“总集”类的定义或说明：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隋志》认为，“总集”主要是指建安之后多人文学作品的合集及编者所作的相关评论内容。再看《旧唐书?经籍志》“序”中的观点：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三曰总集，以纪文章事类。 《旧唐书?经籍志》“序”视“总集”为“楚词”、“词赋杂论”外的文章合集。似乎和《隋志》的说法有异。但从《旧唐书?经籍志》具体收录的作品来看，其“总集”仍然是诗赋类文学作品及其相关评点内容的合集。
其次，除了借鉴《隋志》、《旧唐志》的观点外，我们还可以从《新唐志》“总集”下“文史类”收录的作品，来窥探欧阳修的本意。其“文史类”收录的作品如下：李充《翰林论》三卷 刘勰《文心雕龙》十卷 颜竣《诗例录》二卷 钟嵘《诗品》三卷 刘子玄《史通》二十卷 《柳氏释史》十卷(柳璨。一作《史通析微》。) 刘餗《史例》三卷 《沂公史例》十卷(田弘正客撰。) 裴杰《史汉异义》三卷(河南人，开元十七年上，授临濮尉。) 李嗣真《诗品》一卷 元兢《宋约诗格》一卷 王昌龄《诗格》二卷 昼公《诗式》五卷 《诗评》三卷(僧皎然。) 王起《大中新行诗格》一卷 姚合《诗例》一卷 贾岛《诗格》一卷 炙毂子《诗格》一卷 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 李洞集《贾岛句图》一卷 张仲素《赋枢》三卷 范传正《赋诀》一卷 浩虚舟《赋门》一卷 倪宥《文章龟鉴》一卷 刘蘧《应求类》二卷 孙郃《文格》二卷这26部书，主要都是文论之作。其中史论之作仅《史通》等5部。其中，《史通析微》是对《史通》的评价。而《史例》是刘餗创作。这两部书和刘知几及其《史通》有关。
由上，欧阳修设立“文史类”，并收录《史通》于其中。在主观上，应是对《史通》文论价值的某种认可。同时在客观效果上，又启发了后来学者对《史通》文论价值的关注与发掘。
刘知几在文论方面的贡献，早在宋代已经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最早明确提出要向《史通》学习作文之法的著名文学家，当为黄庭坚。他在《论作诗文》中说：“作文字须摩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在谈到具体的学习对象时，其《与王立之四帖?其二》曰：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 黄庭坚特意向王立之推荐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刘子玄的《史通》这两部书。因为黄庭坚认为，这两部书所评述的虽然不是极为高深，但非常准确地评论了古人文章的各种缺点，所以不能不知道。
宋代以后，刘知几在文论方面的价值，一直都有人关注。其中，明代中期以后的研究成果。更为突出。其间，虽有偏失又不乏贡献。总体上来说，推动了《史通》文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明代，一些学者带有自己的倾向性，篡改黄庭坚的原话。使得原本皆“讥弹古人，大中文病”的《文心雕龙》、《史通》分道扬镳。杨慎（1488-1559）可谓始作俑者。他说：黄山谷尝云：“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焉。”杨慎将《史通》局限于评史范畴之中，此语一出，也影响到了其他一些学者。明王惟俭《史通训故?自序》说明其书撰写缘起时，即云：余既注《文心雕龙》毕，因念黄太史有云：“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复欲取《史通》注之。 王氏照录杨慎改造后的所谓黄庭坚之语。刘知几关于史学的贡献当然不容降低，但是对文学、文论的贡献，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被忽视。
明清两代，亦有学者，对刘知几《史通》文论价值进行发掘。数量不多，难能可贵。
明代，有蒋之翘（1596-1659）《七十二家评楚辞》一书，辑有唐人评论楚辞者九人，为李白、韩愈、李贺、柳宗元、杜牧、颜师古、刘知几、贾岛、皮日休等。唐代对楚辞作出评论者，数量超过以往诸朝。刘知几就是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家。
明代朱荃宰的《文通》，也需要提到。从文体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前人的文体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总。此书将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联系在一起，是一部系统比较周密的文体学著作。罗万爵为之作序，其云：“朱子之为《文通》，其义况诸彦和之论文，而名取诸子玄之读史。”明末清初文学家毛先舒（1620—1688年），西泠十子之一。有《诗辨坻》一书，其卷三云：“古人善论文章者，曹丕、陆机、钟嵘、刘勰、刘知几、殷璠、释皎然、严羽、李涂、高棅、徐祯卿、皇甫汸、谢榛、王世贞、胡应麟，此诸家最著，中间刘勰、徐、王，持论尤精搉可遵，余子不无得失。亦有自摅独欣，不可推放众制者，如子桓‘诗赋欲丽’，士衡‘绮靡’、‘浏亮’语是也”。在毛先舒看来，魏晋至晚明可以称得上为“古人善论文章者”的诗赋评论家仅仅有15位，而刘知几位居其中，堪与曹丕、陆机、钟嵘、刘勰等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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