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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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著 者：［英］海伦·拉塞尔 译 者：穆育枫
出版社九州
ISBN9787522523743
出版时间2023-1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62元
货号1203233869
上书时间2024-06-1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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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著者简介海伦·拉塞尔（HelenRussell），英国记者，著有热销全球的《丹麦一年：追寻幸福生活的秘密》和《寻找全球幸福关键字》。她的书既有机智的观察，又有温暖实用的建议，在世界各地吸引了无数读者。她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悲伤之旅。2021年，她开设了Podcast频道《跟海伦·拉塞尔学习如何悲伤》，每周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名人分享他们与悲伤、忧郁、焦虑相处的经验。
译者简介穆育枫，任教于北京物资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热爱语言与文字。出版图书数部，涵盖英美文学、非洲社会与文化。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度己
第一章 顺其自然
第二章 降低期望
第三章 静待时光 恬愉温润
第四章 莫亏莫欠 善待身心
第五章 过犹不及
第六章 表达你的愤怒
第二部分 言悲
第七章 摆脱你的羞耻感
第八章 不必为自己的感受道歉
第九章 抵达谬误：梦想实现之后的失落
第十章 巅峰综合征
第十一章 历史回眸（观英伦）
第十二章 历史回眸（看世界）
第十三章 引爆点
第十四章 求医问药
第十五章 伙伴互助计划
第十六章 情绪支持网络
第二部分 解忧
第十七章 服用文化维生素
第十八章 读书 识世 知己
第十九章 走到户外，积极运动
第二十章 保持平衡
第二十一章 身体平衡
第二十二章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内容摘要
悲伤来临时，我们习惯回避它，甚至强迫自己尽快走出阴霾，但我们总不免在各种时刻与它不期而遇。如果我们一心只想回避它，不仅人生体验会大打折扣，我们自己也会陷入更糟糕的境地。而接受并学会悲伤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坚韧、更豁达，从而拥有更多幸福的筹码，因为悲伤可以让我们暂停脚步，思考自己的处境，迈向人生的新阶段，还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
在书中，作者以文学化的语言，结合自身的悲伤旅程，以及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神经科学家等的专业研究及建议，向我们解答了以下问题：悲伤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悲伤？悲伤时如何照顾自己？我们要如何谈论悲伤？悲伤时可以怎么做？这些分析让我们对悲伤有了更完整的认识，并在回顾悲伤过往或将来面对伤心之事时能够更温柔地对待自己。
精彩内容
第七章摆脱你的羞耻感
躺在检查台上，腰部以下赤裸，双腿套在脚蹬里，我从未感到如此脆弱。在过去的两年，我每周都有几个上午要摆出这种姿势，但是我一点都没有习惯。这不足为奇——社会习俗告诉我，不能把自己的私密部位暴露给陌生人看。我感到无比尴尬和难堪——既因为这种羞愧的处境，也因为让我不得不来到这里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荒唐过往。
“对不起。”我对一名医生说，这时她正拿着一根包着安全套的检查棒，在我的两腿之间操作，然后告诉我她找不到任何卵泡。
“还是没有！”她啧啧嘴。似乎又白忙了一场。
“你这个月还是没有怀孕，”她毫无必要地补充了一句，“也许是你太紧张了。”“对不起，”我对老板说，因为我在医院看病超时，上班又迟到了。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之前赶上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其间我还因产假合约停工，因此只能做了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在艰难度过这段辛苦难熬的日子之后，我被任命为《嘉人》（MarieClaire）时尚网站的编辑。这个职位很重要、很光鲜，我可不想搞砸。但是那时我为了治病服用了大量激素，我隐隐怀疑我会把这份工作也给搞砸了。我也感觉很难堪，为我的身体没有像期望的那样怀孕而羞愧，为“怀孕失败”这个说法而痛苦万分。我接受了治疗，但是身体依旧没有起色。
我没有告诉同事们发生了什么，但当朋友们问我为什么不再喝酒了时（“那个‘有趣的海伦’怎么不见了？”），我会试着和他们聊聊这件事。我解释说，我正在服用氯米芬——一种刺激排卵的药物，吃这种药会让我觉得恶心。刺激卵泡的激素会导致呕吐、腹泻、腹胀、骨盆疼痛和痤疮。我家里的冰箱里装满了小瓶药水和预先装好药水的皮下注射针。我随身带着一个装满药品的漂亮小包，以防我在路上需要注射药物。我在各种场所给自己注射：机场卫生间、火车站、办公室，还有一次是在伦敦时装周的后台。
“对不起。”我对T说，当时他已经是我的丈夫了。那时他正帮我往臀部注射能够促进卵泡成熟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以刺激卵子的排放—因为我自己的手抖得厉害，并且由于出汗变得湿滑。他抚摸着下巴上的胡茬—他一焦虑就会这样—然后卷起袖子，就像詹姆斯·赫里奥特要给奶牛接生一样。“这是你想象中的幸福婚姻吗？”我问他。
“不是。”他承认，一边把针扎了进去。
我们身边的人都陆续怀孕了，有些特别迅速。我越来越常听到“蜜月宝宝”这个词了。“恭喜你！”我微笑着送上祝福，却转头暗自哭泣。我很感激那些发短信或邮件通知我他们喜得贵子的人，这样可以让我在见到他们本人之前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样，我就可以竭尽全力对他们表现得满心欢喜了。当然，我由衷为他们高兴，只是我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喜讯。
当朋友们谈论GAP的哪款童鞋最好，或者如何做儿童彩虹蛋糕的时候，我只能一心关注我的内裤上是否持续有蛋清状分泌物——这是所有尝试怀孕的夫妻们都期待看到的结果，因为这是排卵的良好迹象。上班时，有时会有一条群发的电子邮件过来，说我们办公室的人要一起送礼物给那些本周开始休产假的人，比如慰问卡和克什米尔山羊绒婴儿毛毯。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把椅子往后一推，掐一掐手掌，提醒自己不要哭出来，同时往嘴里塞一块玛莎百货的小零食——这样就有理由不用开口说话了。我越来越擅长痛苦进食了。大家和准妈妈一一拥抱告别的时候，我会争着排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样我就可以尽早了断当时的煎熬。然后，我会跑去三楼卫生间最边上的那个隔间，眼泪下一秒就滚滚而下。吃那些人工激素让我的肚子鼓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看起来像怀孕了6个月的样子。但，我并没有。
根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数据，1/7的英国夫妇受孕困难。我不是个例。但是一想到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抱自己的孩子，我还是会打心底里难过。
关于不孕不育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的研究表明，反复尝试怀孕却又反复失败，对夫妻双方都会造成伤害。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University）和英国生育网络（FertilityNetworkUK）的研究表明，90%的怀孕困难受访者有抑郁情绪，42%的受访者有自杀倾向。超过2/3的受访者表示，不孕不育对夫妻关系有不利影响，15%的受访者承认，由于生育问题，他们的夫妻关系已经破裂或者变得紧张。哦，在受访者中还有一半的女性和15%的男性表示，不孕不育是让他们今生今世感到最困扰的经历。
今生今世。
记者比比·林奇（BibiLynch）曾经公开谈论过没有孩子的痛苦，她说：“我看着我的爸爸去世，我的妈妈去世，然后是叔叔去世；我也经历过暴力和酗酒—但是不能有孩子，毫无疑问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没有之一。”我第一次在《卫报》上读到林奇谈论她因为没有孩子而悲伤，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然后我进去就诊的时候，就听医生解释为什么我在这一轮的治疗中还是没有起色。那天发生的其他事我基本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林奇说的那些话，我依然记得无比清晰。林奇很有勇气，坦陈了她是如何加入非自愿无子女（childfreenotbychoice，CFNBC）这个群体的，所以我在写本章的时候，很想和她聊一聊。
“我一直想要的，不过是一段圆满的人生—嫁人生子，”她告诉我，“但是我的希望无一成真。他们称之为‘社会不孕症’（socialinfertility）。”作为家里7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她一直以为她会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以为她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名母亲。但是并没有。
她说：“我被那些关于高龄产妇诞下‘奇迹婴儿’的报道给欺骗了，误以为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怀孕，比如某某好莱坞一线明星48岁时才生孩子。所以我想，我也可以做到！”后来林奇的父亲去世了。她说：“悲伤会让你想到生老病死这个生命循环，我真的想了很多。”她决定试着自己生一个孩子，但是那时她已经42岁了。“我年纪太大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无法帮助我进行试管授精（invitrofertilization，IVF），所以我购买了精子，支付了卵泡定期检查——检查排卵，以及做扫描检查和验血——的费用。这些花了几千英镑。”她说。要完成试管授精的最后阶段，即卵泡植入（follicleimplantation），需要再花3000英镑。“但是那时正好2008年经济大衰退来了。我的公寓卖掉了，我的钱不够了，真的很……糟糕。”她描述的这些悲伤是毁灭性的。“然而更糟糕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你不被允许为你从未有过的孩子和你从未有过的那种未来悲伤，”她说，“这不会被接受。所以就连你的悲伤都不是名正言顺的。”林奇不确定这是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的悲伤会对其他人造成困扰”），但是她说，这确实会让人们感到不适。当然她也不希望看到这一点。
“所以当你对孩子求而不得的时候，那种悲伤是痛彻心扉的。而且还有一种悲伤，就是社会告诉你，父母之爱是生而为人的理由，但是你却无法拥有这种爱……然后你就必须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否则，你的角色又是什么呢？当我到了70岁，没有自己的孩子，那我在社会上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因此而被评头论足。”然而她补充说，“但是我们会。”人们常对没有孩子的夫妻说的那些话，无一不让人痛苦。
呃……没错。
“你为什么不领养一个呢？”“你考虑过代孕吗？”或者“放松一点！”，这些是我在这段时间里得到的几个典型建议。对此，我通常恭恭敬敬地一一答复：“不，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不，你看，有什么什么原因。”“天哪！哦，好主意。我自己怎么没想到！”我也知道大家都是善意的，但是那些故事并没有让我感觉好点，也不能让我怀孕—比如在月光下吃着西瓜、面朝西方就能怀上神奇婴儿。
“他们会告诉我：‘帮我带一个周末孩子，你就会对养孩子这件事彻底失去兴趣！’”林奇说。“曾有人坚持说，因为他有孩子，他比我累多了，”她说，“我叔叔病危的那段时间，我极度抑郁的时候，我再也没有家人了的时候，我深夜难以入睡的时候，我在想：你们能体会我的万念俱灰吗？”林奇告诉我，在一次葬礼上曾有人问她：“结婚了吗？没有？有孩子吗？没有？哦，好吧！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真是扎心的一击！
别人说这些的时候，她是怎么回应的呢？
“要么我被激怒了，翻翻白眼。要么我会说点什么，那么我这一天就被毁了，因为我‘说了点什么’。我必须在忍受悲伤的同时捍卫自己悲伤的权利。但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别人会指责我，然后我就只能道歉！”对孩子求而不得，是一件令人极其痛苦的事情，非常难以接受。林奇现在54岁，2年前停止了继续为她所购买的冷冻精子支付保管费。“这是毁灭性的打击，”她说，“但是我正在努力克服它。”这里她说的“它”指的是悲伤。“生活里也许还有其他东西，”她说，“那是不一样的，但是可能一样有价值，一样有意义。我对生活变得越来越有热情了，我不再会因为我的悲伤而去道歉了。”任何想要孩子却无法有孩子的人都可能会经历痛彻心扉的悲伤。我和理查德·克洛西尔（RichardClothier）谈过，他本人无法生育，现在正在为打破因不孕不育带来的羞耻感而大声疾呼。他告诉我：“我妻子和我结婚比威廉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KateMiddleton）晚一天，因此我们开玩笑说，比赛开始了！看我们哪对先怀孕。”但两年以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的医生说我的精子生长速度有点慢，但是只要继续努力，我们可以在圣诞节之前怀孕。”结果，12月如期而至，孩子却没有到来。“最终，我们去看了一个代班医生，他告诉我们：‘很抱歉，但是以目前的精子数量来看，你们是没有可能自然怀孕的。’”这个消息无疑让人震惊。克洛西尔开始去了解这个诊断结果意味着什么，发现他自己并不是个例。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当前男性不育呈上升趋势，在过去的40年中，西方国家男性的精子数量减少了50%。关于男性不育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这通常被认为是男子气概的缺失—这无疑会让男性感到羞耻，并给他们带来一种孤立无助又痛苦的感觉。“当时我真有种负罪感，”克洛西尔说，“因为无法生育的原因是在我这一方，我能看出没有孩子这个事对我妻子的影响有多大。”他和妻子开始尝试试管婴儿，但第一轮治疗没有奏效（“我们是在母亲节那天发现的”）。他向一位朋友吐露了这个事情，但是不久之后，他朋友的妻子怀孕了。“当我祝贺他的时候，他耸耸肩说：‘很高兴，现在知道我身体功能完全正常了。’”绝对的扎心一击。从那之后，克洛西尔关上了他的心门：“我的悲伤无人可倾诉。我还得安慰妻子，因此我自己的难过情绪就只能默默埋葬于心了。”那他何以避难呢？待在汽车里。
“去上班的路上有一段路，我经常在那里舔舐我的悲伤。在那段难熬的时期，我真的很难过，会号啕大哭，那时我无法在家里或工作时表达我的悲伤，朋友面前也不行，哪儿哪儿都不行。我记得有一次在雪地里开车，一转方向盘，汽车就打滑。我觉得承认悲伤有点像承认打滑，相当于承认眼前发生的事实。”我喜欢这个把悲伤比作一辆打滑的汽车的比喻。开车的人应该把方向盘转向打滑的方向，因为刹车的话，会锁住车轮，反而让汽车滑得更远（驾驶教练凯文并没有教会我这一点，2000年的冬天却让我领教到了）。就像阻止打滑一样，为了摆脱沮丧，我们必须接受木已成舟的事实，转向那些让我们心生恐惧的事情，去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不是逃避它、远离它。这么做虽然是违反直觉的，却是必要的。这种态度对克洛西尔很有帮助。在第一轮试管授精失败之后，他所在的当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委员会修改了每对夫妇可以尝试试管婴儿的周期规则，这意味着他和妻子只能通过非官方渠道私下尝试了—花费相当之高昂。
这对夫妇攒了钱，准备做第二轮试管授精，他们计划：“如果这次还是不行，我们就只能搬家了。我们住在一个小镇上，如果我们周围人都陆续开始有孩子了，我们会相当难过的。我想我们会重新规划一下人生，和其他同病相怜的夫妇们抱团取暖。这样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安全的群体中。我们周围人不会有谁突然就有了惊喜，有谁突然来了好消息。”这些消息听起来太让人痛苦了，令人难以承受。“我有时候需要把这些情绪吐露在纸上，”他告诉我，“如果情绪一直很低落、糟糕的话，我就会想写点什么。”最后，他也意识到，他不应该为自己的悲伤感到羞耻或内疚，也不必为之道歉。从此，他不再掩饰悲伤，而选择将之公之于众。“那时我已经受够了—那些治疗、邮编幸运医疗、当地试管授精医疗资金的缩减等。我想，为什么大家不谈论这个事了？所以，我写信给媒体、本区的议员和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每一个人。”他料到这段疯狂写信的时期能让他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但我没料到的是，大家对这个事很关注。”克洛西尔被邀请在电视和广播上接受采访——他把这段经历描述为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和净化。“一个朋友在BBC的广播节目里听到我的故事，给我发短信说：‘我不知道你原来经历了这么多。如果你想去爬山，想去大声叫喊，那我陪你一起去。”我很开心。因为确实，不育症让我手足无措，感觉就像痛失了亲人一样。”安妮·钱（AnneChien），不孕不育咨询师，也是英国不孕不育咨询协会（BritishInfertilityCounsellingAssociation）的主席，认为克洛西尔的这些经历非常普遍，这个事实令人不安：“众所周知，接受生育治疗的人群会经历很高程度的精神困扰，从而影响他们与伴侣、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她主张，心理咨询应该成为生育治疗的一部分。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很多患者难以获得专业的心理治疗。相反，非自愿无子女人群得到的建议往往来自业余人士—除非他们主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或者其他什么情况。
我感觉自己在吃力地负重前行，一种莫名其妙的羞耻感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我就像背着一个非常不舒服的背包，设计很拙劣，一点都不符合人体工程学，也一点都不漂亮。这个背包的牌子是“羞耻”。在写本章的时候，我回顾自省，花了几周的时间深入探究羞耻这个事。我了解到，羞耻虽然令人不快，却也有其作用——至少从进化演变的角度来看。就像所有的负面情绪一样，羞耻自有其意义。在所谓的社会自我保护理论（SocialSelfPreservationTheory）中，那些威胁到我们的社会价值或社会地位的情况—比如不得不把自己身体的私密部位给陌生人看，或者社会认为我们应该生孩子我们却无法生育——不仅会降低我们的社会价值，而且会降低我们的自尊水平，增加我们的皮质醇水平。换句话说，它会引发羞耻感。当关于我们的负面消息被别人知道的时候，“社会贬值”（socialdevaluation）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羞耻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这个影响。它是通过阻止可能导致社会贬值的行为来做到这一点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表现得更加得体，比如不要向陌生人展示我们的私密部位。所以当我赤裸着下半身，双腿套在脚蹬里的时候会感到羞耻，因为社会已经给我灌输了不要这么做的重要性。不幸的是，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正在尝试要一个孩子（社会和我都想要）。困惑吗？我也是（都怪那些治不孕症的药）。不幸的是，这种天然的羞愧冲动可能会使我们很多人思想负担过重。
卡尔·荣格（CarlJung），瑞士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称羞耻是一种“吞噬灵魂的情绪”，而内疚源于一种“我做了坏事”的感觉，因此羞耻与“我很糟糕”的感觉有关。羞耻使我们认为自己是有缺陷的或者毫无价值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发现的那样，羞耻与上瘾和进食障碍有着密切的关联。羞耻与抑郁、暴力、攻击、欺凌和自杀之间也有着高度的关联性。羞耻感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但它进入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最容易受其影响的时间往往因性别而有所不同。
2015年7月，《Elle》杂志发表了那篇《女性一生中最容易感到羞耻的4个时期》（“4TimesaWomanIsMostlyLikelytoExperienceShameinHerLife”），我和朋友们看了都频频点头，不时说出“嗯，啊”和“不能再对了”之类的话。记者维多利亚·道森·霍夫（VictoriaDawsonHoff）采访了一组女性心理健康专家，问她们在一个女性的一生中最容易感到羞耻的几个时期有哪些。不出所料，青少年时期排在第一位：“那些蠢蠢欲动的荷尔蒙和原始情绪最集中的时期。”排第二的是进入职场后，在工作中，女性容易因为好胜心太强或者总是感觉自己不够好而羞耻。排第三的是产后，女性因为想做一个“完美母亲”而备感压力，又因为无法做到这一点而羞耻。排最后的是中年阶段，年过30却依然单身的女性会面临被催婚和被催生的压力和羞耻感。
如今，读完这篇报道已过5年，结合我这段人生阅历，我想再补充一点。尝试怀孕和怀孕失败同样让人感觉不好。感情破裂、家人疏远、家庭暴力也会导致令人不安的羞耻。然后是流产的创伤—近几年来，我的很多朋友都曾默默承受过这样的痛苦。根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估计，1/8的怀孕会以流产告终，但其中很少有人感觉自己可以为失去的孩子或者一直期盼到来的那个小生命哀悼。2015年发表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初级护理伴侣》（PrimaryCareCompanionforCNSDisorders）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近20%经历过流产的女性会出现抑郁或焦虑的症状。这些症状通常会持续1年到3年，对生活质量及随后的怀孕都会产生影响。然而，我们却经常对流产避而不谈。“正因为这种沉默，人们才不会意识到它的创伤有多大—直到它发生在自己身上，”记者哈德利·弗里曼（HadleyFreeman）2017年在《卫报》上如此写道，“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沉默不总是金，它往往是有害的，会导致羞耻。作家克里森·黛珂·凯德赫黛（ChristenDeckerKadkhodai）在2016年的《卫报》上也描述过她的流产经历，她说：“身体上确实很痛苦，但更加让我痛苦的是羞耻。我感到羞愧、渺小和无助。”羞耻无处不在，但是似乎我们体验它的方式取决于我们栖息的身体。
研究员兼作家布琳·布朗（BrenéBrown）教授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关于羞耻的评价往往因性别而异：“对于女性来说，有一整套自相矛盾的期望体系，如果这些期望没有实现的话，就会成为她们羞耻的原因。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关于羞耻最重要的信息是，软弱是可耻的。而由于脆弱通常被认为是软弱的一种，因此男性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是尤其有风险的。”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College）的詹姆斯·马哈利克（JamesMahalik）和他的同事们进行过一项研究，他们问参与者：“女性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符合社会对女性的规范？”最热门的答案都是关于如何让女性变得“温和友善”“苗条”“谦虚”和“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外表更加漂亮”的。
天哪……当马哈利克问道：“那男性呢？”结果答案是：“一定要控制好情绪，事业有成，追名逐利和暴力。”这些结果令人深感沮丧，但并不令人意外。一个遭受家庭暴力的朋友内心充满了羞耻，担心如果她说出来，如果她不再掩饰那些瘀伤的话，人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她。对那些依然选择和伤害自己的男人继续在一起的女人，她以前充满了不解和不屑，如今她担心别人会以同样的眼光看待她。她担心自己会以最苛刻的方式被众人说三道四，因年来一直沉浸在羞耻之中，沉默着吞下苦果。羞耻感让她望而却步，正如它让许许多多饱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们退缩一样。写本书的时候，联合国称，全球范围内家庭暴力的增长，堪比当下的新冠肺炎，都是“如影随形的流行病”。据称，在疫情封控期间，家庭暴力的案件增加了20%，因为这段时间许多人不得不与施暴者一起被困家中。这太可怕了！暴力不是私事，也不是一种选择。我们全社会都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可耻的行为”。
有一种叫“常规性男性述情障碍”（normativemalealexithymia）的东西在影响着典型的男性羞耻感。“述情障碍”被定义为“无法识别、表达或描述自己的感受”，大约有10%的男性患有此病。但是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前主席罗恩·莱万特（RonLevant）博士几十年前就发明了这个词语，用来描述一些男性由于社会定位的传统男性角色而无法用言语表达他们的情绪。简而言之，男性身份的形成与男性自我感知到的以及他们认为被允许表达的情绪相互冲突。传统的“男性规范”被认可和遵守—而情绪却没有得到太多关注。所以，当他们真实的情绪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的时候（出于自然、正常、人性的原因），羞耻心就随之而来了，而且，是极大的羞耻心。男性的社会化使他们害怕暴露自己的脆弱或软弱之处，这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某种程度的述情障碍现在成为大多数男性的常态（因此变成一种常规性男性述情障碍）。
莱万特研究了男性述情障碍、感情满意度、沟通质量和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之间的联系。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他证实，男性述情障碍确实与较低水平的感情满意度、较差的沟通质量和较强的对亲密关系的恐惧有关联。
根据布琳·布朗的研究，这种羞耻的解药是脆弱。她认为，脆弱远非一种弱点，而是一种力量，甚至是一种勇气。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情绪感到羞耻，也不应该为自己的脆弱而道歉。永远不要。
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应该道歉。但是，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感受而道歉。然而，许多人经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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