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的发明：近现代中国形象的域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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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爱东
出版社九州
ISBN9787522526027
出版时间2024-04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99.8元
货号1203230292
上书时间2024-06-1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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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爱东，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故事学、谣言学、科学哲学。著有《故事法则》《故事机变》《故事的无稽法则》《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金庸江湖手册》等。
目录
简 目
概论 中国龙的发明
第一章 帝王将相及其权力崇拜的“龙政治”
第二章 16—18世纪欧洲人理解的“中国龙”
第三章 19世纪西方漫画中的“辫子龙”与中国元素
第四章 辱华词汇“猪尾奴”的递进式东渐
第五章 哀“旗”不幸，怒“旗”不争：大清龙旗五十年
第六章 “龙图腾”是学术救亡的知识发明
第七章 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拿破仑睡狮论”
修订再版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借助文化学、民俗学的基本方法，溯源龙是如何成为帝王专属，又是如何过渡到全民共享的，考证了不同时期龙形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变迁。在探讨近现代域外视野中龙形象的问题时，作者梳理了200多幅欧、美、日等国古旧书刊的罕见图片，从象征地位的皇家符号、时尚元素，到讽刺、攻击东方古国的惯用素材，揭示出龙形象及其背后含义的复杂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温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旧话题，不仅给我们一个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新视角，更能脱离时代局限审视域外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以史为鉴，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寻求现代文化困境的破解之道。
主编推荐
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龙，既是我们的身份自信，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在龙前冠以“中国”二字，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中国龙”究竟是由何人、在何时、如何生产出来的？“龙”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的？西方人是怎样看待“中国龙”的？是不是只有五爪的才是“龙”？“龙”对应的英文翻译“dragon”是怎么来的，这个译名是否合适？……你都能在本书找到答案。
◎借由龙年的契机，开启寻龙之旅
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有名民俗学家施爱东先生多年来深入研究龙文化，悉心爬梳丰富的历史文献，对龙形象的起源与传播进行了考证与祛魅。从上古的集合名词，到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抽象动物，再到龙在御用纹样及龙袍中地位的变化、人们对其态度的转变，讲述龙是如何逐渐演变成封建帝王的权力象征又过渡到全民共享的。揭开龙的神秘面纱，发现龙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
◎从域外角度看中国形象的变迁
16世纪起，许多传教士、商人的到来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汇，门多萨、利玛窦、基歇尔、安文思等人向西方介绍中国时还注意到了中国的龙文化。龙从最初的被混淆、有多个译名，到后来成为时尚风靡欧洲，再到一度沦落为被外媒戏谑的符号，对应的是中西关系的变化和相互认知的动态发展。“龙形象的美丑变异，只是帝国荣衰的晴雨表，国强龙美，国弱龙丑。”
◎以珍罕图片审视域外文化的复杂
全书收入了200多幅欧、美、日等国古旧书刊的罕见图片，既有象征地位的皇家符号、时尚元素，也有讽刺、攻击东方古国的惯用素材。由不同的文化符号析出中国形象在域外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面貌，揭示出龙形象背后含义的复杂性。“祥龙还是恶龙，崇龙抑或屠龙，不是由龙自身的内涵或外延决定的，而是关乎人的态度和需求。”
◎回望历史，重拾文化自信
在遭受侵略和欺侮的那段岁月，中国的形象与屈辱和落后相关联，而这一印象在西方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片面化和元素式的层面。深入了解历史，重新审视和解读自己的文化符号，才能真正帮助我们扯断民族不自信的枷锁。只有国家强盛、民族自信了，我们才能卸下过往屈辱的历史包袱，让龙重拾荣耀，重新绽放光彩。
精彩内容
正文赏读一、龙的阶级属性与国族属性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中央电视台自有“春节联欢晚会”以来，几乎每一个龙年，主持人都会毫无悬念地说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这样的闪光金句，巨龙也会毫无悬念地翻腾在晚会舞台上，歌手也会毫无悬念地高歌《龙的传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岁月轮回，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的龙年。如今的中华民族，正意气风发、昂首挺胸对着西方世界说“不”，各大媒体一定会反复演绎和宣传“飞龙在天”的自豪感。龙，既是我们的身份自信，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是我们要知道，龙虽然是古老的，但是“古老东方”这个概念恰恰是现代的，甚至“民族国家”“图腾”之类，都不是源自中国本土的概念，而是西方视角的文化概念。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在龙前冠以“中国”二字，也是很晚近的事。
龙，从来就不与普罗大众一个阶级。自有龙史以来，虽然龙观念一直变动不居，但龙纹始终是庙堂身份的标志。皇帝称真龙天子，帝王世家称龙族，能使用龙纹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元代更是从制度上确立了龙与帝王世系的排他关系。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年），刑部议定，除了官办缎匹外，民间不许织造有日、月、龙、凤图案的布匹，“如有违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明清两代相沿成习，严厉禁止下官百姓僭用龙纹。17世纪的俄国使臣尼古拉（NicolaeSpataruMilescu，1636—1708年）也说：“皇族以外，任何人都不敢使用黄色和五爪飞龙，如发现有谁使用，即处以极刑。”（《中国漫记》）中国龙——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龙，或者泛指所有中国人的龙，对于20世纪之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乱伦悖礼的僭越概念不可能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用龙来作为整个国家的象征符号，只有在需要区分国别的语境当中，才能体现其实际功能，也就是说，中国龙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由帝王龙向中国龙的转换，其实是龙的阶级属性向国族属性的转换。闻一多说：“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伏羲考》）这段话只用了寥寥一百余字，就完成了龙在“民族象征—帝王象征—国家象征—每个中国人的象征”四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令人不得不感叹其诗性语言的巨大魅力。可是，闻一多并未阐述这些转换的具体因由。现在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中国龙是在何时、由何人、如何生产出来的，龙又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的。
二、知识分子的天下观与国家观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葡萄牙冒险家伯来拉（GaleotePereira）的走私商船在厦门附近一个深水港湾被中国官方查获，伯来拉因此被投入中国监狱，直到1552年获释，其间他与中国囚犯有过密切的交流。伯来拉感到特别奇怪的是，中国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说：我们习惯把这个国家叫作China，把百姓叫作Chins，可是，当问起中国人为什么叫这个名称时，他们却说，“没有这个名字，从来都没有过”。伯来拉非常好奇，接着又问：“你们整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如果有别的民族问你们是哪国人，你们怎样回答？”中国人认为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们给出的最终答案是：“古代有很多国王，尽管现在都归一个统治，每个国仍拥有它最初的名字，这些国就是……省。……国家现在叫做大明（Tamen），居民叫做大明人（Tamenjins）。”（《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善恶价值的兴衰问题，他的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过近现代知识分子改装后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则转换成了国家政权的存亡问题。政权存亡意味着什么？《日知录》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国是一家一姓之国，不是全民之国。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效忠的只是当朝天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史可法之口，点出所谓的亡国之痛不过是“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
自有中国史以来，除了南北对峙的宋代曾有短暂的邻国或敌国观念，大多数太平时期，在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基本没有空间维度上的国家观，而只有混沌的天下观，以及时间维度上的朝代观。他们声称自己是大明人或大清人，是为了区别古代的大宋人或大唐人，而不是邻国的日本人或朝鲜人。在他们看来，华夷关系只是中心与边缘的从属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并列关系，所以列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年）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有学者专门对《筹办夷务始末》中的清代外交文献进行统计，发现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之前，文献中一般自称“天朝”，极少称“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的使用频率急剧衰减，“中国”的使用频率迅速上升，同时，在对英国的照会中，开始以“大清国”自称。至光绪年间，“大清国”和“中国”已经取代“天朝”成为正式外交词汇（《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适用》）。由时间维度“朝”向空间维度“国”的转换，是被迫无奈之举。“天朝”被“夷人”从天射落，降成凡间的“大清国”（同期日本文献只称“清国”），虽然还扭捏着放不下一个“大”字，但毕竟是以国与国的姿态对待“西洋国”了。
那什么是中国呢？北宋石介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中国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解释，西方人当然不以为然。中国对应的英文是China，而不是CentralKingdom，丝毫没有“天地之中者”的意思，日本译名“支那”也没这层意思。
民族国家的观念，是在反复遭受外族凌辱，帝国没落之后兴起的新观念。近代启蒙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之流，一直在试图廓清“国家”的观念：“而国家者，政治之所自出也，故欲知宪政之为何物，必当先知国家之为何物。”（《宪政浅说》）康、梁之外，严复、陈独秀等一大批晚清知识分子，都曾著书立说，纷纷阐释何为国家。
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即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由晚清知识分子重新发明的新概念，它不再是那个独居天地之中央，由一家一姓所主宰的溥天之下的王土，而是由全体国民共同拥有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被近代知识分子重新包装后的一体化新概念，“中”与“国”已经没有分拆阐释的价值，中字不再具有独立于国而存在的“天地之中”的意义。
三、中国龙纹的皇权属性早在16世纪之前，就有一些欧洲传教士和冒险家来到中国，他们虽然没有见到真龙，但总有机会见到龙纹。因为这是一种纯粹想象的纹章，他们很难在欧洲文化中找到一种对应物，所以取其形似，一般写作“蛇”（Serpientes）。而且他们从一开始接触龙纹就被清楚地告知，这是“皇帝的纹章”（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这些被视作“蛇形”的龙纹图样，至迟在16世纪就已经传入欧洲，而且常常被人们当作珍贵的礼品奉献给教堂以作装饰之用。
最早将中国人的龙观念介绍给欧洲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这些介绍集中体现于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年）整理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利玛窦在手稿中一般将龙写作Dni，有时写作Dragone。1616年，金尼阁的侄子小金尼阁（D.F.deRiquebourg-Trigault）将此书译成法文时，一律将龙译作Dragon，这大概是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第一次完整对译。
利玛窦之后，接踵而来的欧洲传教士全都自觉地将龙译作Dragon。作为旁观者，他们对于中国人的龙崇拜有着比中国士大夫清醒得多的认识，中国人常常为了龙的真假问题与他们展开辩论。中国人普遍认为龙是天上实有之神物，欧洲人则普遍持否定态度。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1602—1680年）在《中国图说》中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皇帝的服装以龙凤和许多贵重的珍珠宝石作为装饰品，这种着装的方式旨在引起他的臣民的敬畏感。”这话说得直白点，可以直接译成“龙凤是中国皇帝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装饰图案”。
明末清初的西人著述，总是会辟出大量篇幅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民间迷信，但这些介绍中很少涉及龙的迷信，偶尔涉及，多与风水信仰相关。也许是出于语言交流的障碍，他们对龙文化的介绍往往着重于龙纹，而不是龙传说。在涉及龙性质的问题上，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向中国皇帝，用安文思（GabrieldeMagalhaes，1609—1677年）的话来说：“中国皇帝的标记是龙，有五个爪，所以他的衣服及家具，无论用绘画还是刺绣，都必须用龙作装饰。所以，当你说龙眼，龙的眼睛，或龙衣，龙的衣裳，中国人都明白你说的是皇帝的眼睛和皇帝的服装，由此类推。”（《中国新史》）龙作为“中国皇权的象征”这一观点，几乎是明末清初所有来华传教士笔下的共识。
虽然这些传教士都是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有时也对这条龙小加揶揄，但他们都客观地报道了龙在中国的地位以及龙纹的使用状况，并未刻意将龙丑化为海怪或妖魔，相反，这些传教士笔下的龙纹总是与皇家气派相伴出现。这样的介绍让那些本来就醉心于东方神秘文化的浪漫贵族心驰神往，中国皇帝御用的龙凤纹章大受青睐。17世纪，“巴黎、都尔及里昂的制造商，欲迎合国人的嗜好，仿制中国的以龙为图案的丝织衣料，有些仿制品是极其精致的”（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8世纪的欧洲贵族阶层，更是掀起了一股“龙旋风”，一些高端贵族甚至模仿中国园林风格建造“龙居”“龙泉”一类的私家园林，过足了中国皇帝瘾。
欧洲本土龙多是海怪之类的恶魔，而来自中国的龙却是皇帝的纹章，两种略微形似的动物共用了一个名字叫Dragon。为了区别此龙与彼龙，欧洲人往往在Dragon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China或者Chinese，这大概是“中国龙”的最早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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