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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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笑宇
出版社广西师大
ISBN9787559859839
出版时间2023-08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108元
货号1203027108
上书时间2024-06-1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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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笑宇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宽资本产业研究顾问、腾讯腾云智库成员。关注政治哲学、政治史以及技术、商贸、产业与社会关系等主题。
著有《技术与文明》（2021）、《商贸与文明》（2021）和《产业与文明》（2023）等。
2021年，张笑宇凭借《技术与文明》荣获亚洲图书奖（原坡州图书奖，PajubookAwards），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迄今第5位获奖者。
目录
◎目录
引 言 如何理解复杂社会
第一部分 “漏斗—喇叭”模型
第一章 技术如何改变社会
第二章 蒸汽机革命如何可能
第三章 铁路如何渡过“尴尬期”
第四章 为什么是织布机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五章 电气时代怎样降临
第六章 流水线与内燃机汽车的普及
第七章 从化工业到半导体
第八章 从游戏到人工智能
第二部分 三流循环
第九章 是关于工业的，还是关于社会的革命？
第十章 三流循环
第十一章 从“三流循环”看复杂工业社会的结构
第十二章 产业塑造国家
第三部分 产缘政治
第十三章 如何理解国家—社会关系
第十四章 棉花战争：决定政治版图的产业力量
第十五章 铁路：改变欧洲政治版图的力量
第十六章 帝国主义战争：复杂社会的崩溃
第十七章 关于石油的产缘政治
第十八章 新大陆掌控旧大陆
结 语 我们的时代与未来
内容摘要
如果“一条河流”能够影响上下游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那么，“一条产业链”为什么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呢？
本书借鉴“地缘政治”的概念，提出了“产缘政治”这一崭新理论，结合上至古希腊罗马、下至当今的世界历史实例，以产缘政治的视角重新看待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大国崛起的历史。作为第一届亚洲图书奖得主张笑宇力作“文明三部曲”之终章，对4000年人类历史进行剔肤见骨地解剖，切中“技术·商贸·产业”三大历史的龙骨，揭示塑造我们这个世界最巨大、最隐秘的力量。
新锐历史学者张笑宇，以最新的认知模型重新解释历史与我们的世界：以“漏斗—喇叭模型”，重述技术进步的逻辑；以“三流循环”，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产缘政治”，阐释国家的博弈与兴亡。
本书将带你重新思考：古罗马政体与奴隶产业之间有什么内在关系？
中古时代欧洲的毛纺织与钢铁产业怎样影响了国内外的政治博弈？
为什么是“贸易保护”而非“放任自由”给英国带来了工业革命？
为什么美国是第一个大力实施产业政策的现代国家？其产业政策如何上升为全球化的产业政策？
今天的产缘政治博弈又将是怎样一副图景？
主编推荐
"★新锐历史学者张笑宇“文明三部曲”最终章，大历史写作的集大成之作
第一届亚洲图书奖（2021）及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得主、青年历史学者张笑宇，携“文明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产业与文明》重磅袭来，以全新视角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大国崛起的历史。
切中“技术·商贸·产业”三大脉络，前作《技术与文明》讲述了文明演变的根本动力，《商贸与文明》解释了现代世界的诞生，那么，《产业与文明》则揭示了复杂社会的兴衰。其思想之深邃、叙事之精彩，令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赞叹：“与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比较亦有不遑多让之处。”
★一部全新视角的“现代社会兴衰史”，一部突破传统的“世界历史讲演录”，颠覆认知，重塑新知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很难不去思考：全球化究竟是利是弊？互联网革命为何不像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惠及所有人，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人类目前面对着什么样的时代与未来？
《产业与文明》以崭新的思维、突破传统的认知模型，结合丰富的世界历史实例，重新思考人类所面临的zui本质的问题，以近期新的认知模型阐释我们的世界：以“漏斗—喇叭”模型，重述技术进步的逻辑；以“三流循环”模型，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产缘政治”模型，阐释国家的博弈与兴亡。
★打破传统历史研究框架，跨学科、多领域写作，重塑独属于当今时代的思考体系
既有力透纸背的犀利见解，带你重新审视我们周遭的世界——
“抛弃顺从，捡回常识。”“不要轻易扼杀每一个现在看来可笑至极的产业，因为它可能就是未来孵化出关键技术创新的温床。”“见物理，见人心，见生死。天下大事，无外乎此三端。”
又有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故事讲述，不失幽默地侃侃而谈历史与未来——
“中世纪以来，中国的皇帝世家只开中国这一台大车，但欧洲的王朝却可能开很多台小车。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家族本来拥有的封地是历史上的奥地利，后来因为联姻和继承的关系，他们拿到了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
本书是兼具思想性与可读性的经典通俗历史读物，以丰富的产业发展实例与社会演化的互动历程，学识渊博，语言和思想皆雄辩有力，既晓畅易懂，又洞见灵现
★俞敏洪×刘擎×刘瑜×刘苏里×何怀宏×许纪霖×王人博领衔推荐，认可度极高
不仅来自专业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在“奇葩说”节目中妙语连珠的刘擎、知名教授作家刘瑜、有名历史学家许纪霖、哲学家何怀宏、文化大拿刘苏里是张笑宇的忠实读者，就连商业巨子俞敏洪也对本书爱不释手。"
精彩内容
◎引言 如何理解复杂社会有人曾经问我：“作为历史写作者，你最感惋惜的是哪段历史？”我回答说：“最惋惜的不是哪段历史，而是每一段历史。”历史，其实是一门漏斗式的学问。这个世界每时每刻发生那么多事，但只有极少数会被极少数有心之人记下来，并以此抵抗人类健忘的记性。不信的话，我们每天刷那么多条短视频，看那么多篇公众号文章，但要叫我们回想起去年看过的内容，怕也困难，更不用说五年或十年前的了。
然而，即便是这样，什么样的事情被记下来，什么样的事情没被记下来，也经常是被记录者自己的认知与好恶决定的。有些人爱去跟踪特朗普或普京这样的政治人物，却不免忽略了身边的小事。其实，谁上台做美国总统，不见得比谁发明了健康码更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不幸的是，人们总是愿意记住聚光灯下的前者，而忽略了隐在角落的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那么容易真正理解改变世界的力量是什么了。
更不幸的是，这些有心之人记下来的，还只是历史材料。从材料到历史著作，其间要再经过几层的筛选，而筛选的人又恰恰是一些闷坐书斋中的历史学家。倘若这些历史学家再因为自己的认知与好恶筛掉大量的材料，仅仅留下他认为重要的少数内容，那么，我们读到的历史恐怕就更加狭隘和偏颇了。
被筛选的历史这里谨举两个例子来概述一下我的感慨和惋惜吧。第一个来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在其卷十七“姑妄听之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胶州法南墅，尝偕一友登日观。先有一道士倚石坐，傲不为礼。二人亦弗与言。俄丹曦欲吐，海天滉耀，千汇万状，不可端倪。南墅吟元人诗曰：“‘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三竿’，不信然乎！”道士忽哂曰：“昌谷用作梦天诗，故为奇语。用之泰山，不太假借乎？”南墅回顾，道士即不再言。既而踆乌涌上，南墅谓其友曰：“太阳真火，故入水不濡也。”道士又哂曰：“公谓日自海出乎？此由不知天形，故不知地形；不知地形，故不知水形也。葢天椭圆如鸡卵，地浑圆如弹丸，水则附地而流，如核桃之皴皱。椭圆者，东西远而上下近，凡有九重。最上曰宗动，元气之表，无象可窥；次为恒星，高不可测；次七重，则日月五星各占一重，随大气旋转，去地且二百余万里，无论海也。浑圆者，地无正顶，身所立处皆为顶；地无正平，目所见处皆为平。至广漠之野，四望天地相接处，其圆中规，中高而四隤之证也，是为地平。圆规以外，目所不见者，则地平下矣。湖海之中，四望天水相合处，亦圆中规，是又水随地形，中高四隤之证也。然江河之水狭且浅，夹以两岸，行于地中，故日出地上，始受日光。惟海至广至深，附于地面，无所障蔽，故中高四隤之处，如水晶球之半。日未至地平，倒影上射，则初见如一线；日将近地平，则斜影横穿，未明先睹。今所见者，是日之影，非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至日出地平，则影斜落海底，转不能见矣。儒家盖尝见此景，故以为天包水、水浮地、日出入于水中，而不知日自附天、水自附地。佛家未见此景，故以须弥山四面为四州，日环绕此山，南昼则北夜，东暮则西朝，是日常旋转，平行竟不入地。证以今日所见，其谬更无庸辩矣。”南墅惊其博辩，欲与再言。道士笑曰：“更竟其说。子不知九万里之围圆，以渐而迤，以渐而转，渐迤渐转，遂至周环，必以为人能正立，不能倒立，拾杨光先之说，苦相诘难。老夫慵惰，不能与子到大郎山上看南斗（大郎山在亚禄国，与中国上下反对，其地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极入地三十五度），不如其已也。”振衣径去，竟莫测其何许人。
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段，正在上高中，那种震撼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这段说的是，胶州有个叫法南墅的人，跟朋友一起登泰山日观峰，谓其友曰：“太阳真火，故入水不濡也。”结果，他被一位道士用“地圆说”理论给怼了。
“地圆说”本身倒并不稀奇，早在公元前五六百年，东西方就各有人提出不同类型的地圆说。公元前4世纪的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就认为，“天形如弹丸，半覆地上，半隐地下”。东汉天文学家张衡也说，“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只不过这些不是主流观点而已。如果道士的“地圆说”是继承以上学说而来，那倒也没什么稀奇，真正稀奇或者震撼我的，是这位道士的说法并不来自中国古典时代的地圆说，而是来自托勒密的“地心说”。
道士说的宇宙模型是“九重天”，最上层是元气之表的“宗动”，其次是高不可测的“恒星”，再其次才是“七重”，日月金木水火土各占一重。这个“九重天”并不是《吕氏春秋》中的“九野”，也不是道教传统中“三十六重天”里的“九重天”，而是来自欧洲的托勒密—地心说模型。但丁《神曲》中最后的天堂部分，就是按这个模型来写的，除上帝所在的“至高天”外，其下有九重，最上面两重正是“原动天（水晶天）”和“恒星天”，往下按顺序是土木火日金水月，与道士所说基本一致。
让我震撼的并不仅仅是这个。道士跟法南墅说，“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地圆说’怪异，也许你会拿杨光先的理论反驳我说，既然大地是球形，下半面的人为什么不会掉下去。但老夫慵懒，不能跟你去大郎山看南斗”。在这里，纪晓岚自己加了个注，说“大郎山在亚禄国，与中国上下反对，其地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极入地三十五度”。换句话说，道士不仅知道南半球的存在，更知道在大郎山看得见南极星，但看不见北极星，因而可以向法南墅证明“地圆说”的正确。纪晓岚则更知道大郎山“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极入地三十五度”，也就是说，大郎山的地理位置在南纬三十五度附近。
那么，道士口中的大郎山究竟在哪里呢？因为好奇心驱使，我查过这个大郎山，结果发现它是道教传统中的一座仙山。俗话说“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支撑天的台柱是昆仑山，东南支撑天的台柱是大郎山。但道教文献还是没有回答它究竟在哪里。
我最后之所以解开这个谜，是因为偶然间看到了明末由传教士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绘的《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皇室知识精英，第一次看到的完整绘制了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的世界地图。其中，非洲的最南端赫然标注着一座山，名为“大浪山”，因风大浪急而得名。在欧洲人那里，它有一个寓意更吉祥的名字—“好望角”（CapeofGoodHope）。好望角的纬度正是南纬34°21′！正与《阅微草堂笔记》里那个神秘道士所说的相吻合。
很可能，因为缺乏地理知识，纪晓岚错以为道士口中的“大浪山”就是道教传说中更有名的“大郎山”，从而记在了笔记里。
换句话说，这位与纪晓岚同时代的道士，不仅有来自托勒密的宇宙观，更有可能（看他的语气）到过好望角。
不过，在那个时代，这位道士可能有这么神奇的经历吗？
托勒密体系曾是被天主教会奉为圭臬的正统学说，影响了欧洲1400多年，直到1543年才被尼古拉·哥白尼的“日心说”驳倒。在西方正典教育传统中，天文学乃是“自由七艺”之一。因此，来华传教士在传教之余教授托勒密体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早在元代，方济各会教士就已经来到北京传教，还于1307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天主教会管区汗八里总教区，统理中国及远东教务。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租借澳门后，珠三角一时成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与荷兰人汇聚之地。大名鼎鼎的利玛窦也是先由澳门进入中国，再一路北上传教。住进北京城后，他与李之藻合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也确确实实绘制了托勒密地心说的九重天模型。因此，当时中国民间有人相信托勒密体系的宇宙观，并不奇怪。但是，知道托勒密的九重天体系是一回事，去过好望角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有可能吗？
好望角的第一批欧洲殖民者是荷兰人。1596年，荷兰船队抵达爪哇岛的万丹（Banten）。1652年，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务的荷兰船长扬·范·里贝克（JanvanRiebeeck）在开普敦建立了一个中途站，目的是为远航亚洲的船只提供补给。1654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荷兰殖民者于1621年把“雅加达”改为荷兰名字“巴达维亚”）法院放逐了一批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亚洲人到开普敦，让他们在农场里充当奴工。
自宋代以降，华人数下南洋，遍布东南亚各地。既然东南亚人在1654年被放逐到好望角附近，而这里又是荷兰船只通往东南亚的必经之地，那么华人经由与东南亚的联系而得知好望角的存在，并不是不可能之事。
当然，为求严谨，我该这样声明：我并不是说《阅微草堂笔记》里的这位道士一定就懂得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也不是说他就一定去过好望角；我只是说，与纪晓岚同时代，“有一位懂得托勒密地心说体系的华人曾去过好望角”这件事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便这个人是虚构的，同时代出现类似的华人也并不稀奇。而且，既然这个人可以被纪晓岚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尽管就社会整体而言，当时有类似经历的人尚属稀少，但绝对数量可能并不在少数。
由此延伸的进一步想象是，假设这位道士的确去过好望角，那他的人生一定十分传奇。他大概率亲身游历过这条航线，甚至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某条船上当过船员。如此，他对于托勒密体系宇宙论的熟悉程度就很好解释了—对经历过远洋航行的人来说，天文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他反驳法南墅的话里，就有不少引用了中国古代“浑天说”的说法，那他是不是阅读比较过中外文献，然后根据自身经历采信了他认为最可靠的理论？而且，他还对只埋首旧经诗句的儒生嗤之以鼻，那是不是因为他见识过了更大的世界？
很可惜，我们对这一切都不得而知。这是些像法南墅和纪晓岚这样的儒生不会关心的问题。当然，他们也有足够的理由不关心，因为这一切与儒生该关心的家国天下无关。然而，后来大清的国运走向告诉我们，在恢宏的大航海时代扬帆起航的历史时刻，关心天文与航海技艺的民族，会把只关心传统经史和礼仪的民族打得满地找牙。
再继续往深里想一下，那是不是在与纪晓岚同时代，其实已经有很多普通人与荷兰商船接触过？他们是不是也清楚在勃泥（中国史籍又称为婆利、佛泥、婆罗）、巴达维亚或澳门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也见识过燧发枪和盖伦帆船，用过西班牙银圆，读过兰学书籍？甚至，他们是不是也曾深入思考过这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然而，他们不是历史的筛选者，所以他们的所思所想并没有被纪晓岚这样的儒生记录下来，我们也因而常用“落后守旧”这顶大帽子，混沌地、粗糙地扣在当时所有中国人的头上，进而自我反省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本身是落伍的、经验是错误的，从而也就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以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只不过是掌权的儒家知识分子筛选出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已。那么，是不是历史上生活在这片土地、使用汉字交流、学习汉语经典的那群人，所见所知的其实比我们以为的多得多？
再来看第二个例子，来自19世纪的传教士丁韪良。
他是第一个把国际法著作翻译成中文的人，此举对清政府的外交官员尽可能地维护中国利益大有帮助。此外，他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西学总教习。
然而，要论他对中国的首要贡献，我认为还不是这些，反而是下面这件小事：他初到宁波时学习宁波话非常艰难，因为当时并不存在任何英汉字典，所以需要老师每教一个词，指一件东西。教狗指狗还好办，教火轮车时，老师便不得不来回奔跑，一边喘气一边鸣叫，学火车发出的声音。
丁韪良于是以德语中的元音为基础，再加上其他一些变音符号，创出了一套音标。这一下子能够使他和老师之间无碍对话。最后，宁波当地人对他的这套拼音系统十分惊奇，因为传统上要经过数年的悬梁苦读才能教会孩子读汉语经典，但是采用拼音，连70岁的老婆婆和不识字的工人都可以顺利读经。丁韪良的试验，为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树立了信心。
这又是一件对我们影响甚巨，而许多历史学家囿于对大问题的关切而不屑记录的小事。仔细想想，从孔子时代就讲“有教无类”的中国，历经两千年的努力，到清代，识字率大约也只是10%。考虑到这些人里还有不少只是会写自己的名字、算简单的账，真正的普遍文化水平恐怕还要更低。然而，仅仅是拼音这样一个发明就非常顺利地改变了这一切，再辅以近代以来的小学教育，一个十数亿人规模的古老民族真正做到人人识字、人人知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对国民教育而言，拼音的重要性要胜过自孔子到戴震以来的所有大学问家呢？
这还并不是丁韪良的回忆录中最震撼我的故事；真正震撼我的，是他记录的两类中国人对电报这个新鲜事物的反应。
第一类是我们传统印象中的精英。这事发生在他担任京师同文馆教习期间。除了教英语，他还教学生们如何使用和管理电报。在上课之前，恭亲王奕派了四位帮助丁韪良修订《万国公法》的中国人来，其中一位还是翰林。这位翰林轻蔑地表示，中国虽然四千年以来并未有过电报，但仍是泱泱大国。
第二类则是在我们传统印象中跟精英完全不沾边的人。丁韪良写到，几年以后，他曾跟北京西山上的一位满手老茧、正在一块多岩石的田里耕种的农夫有过一次聊天。
“你们洋人为何不灭掉清国呢？”他问道。“你觉得我们能灭得掉吗？”我反问道。“当然啦，”他一边说一边指着山下面的一根电线，“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他的脑子还没有被中国的典籍搞糊涂。这样的人在中国很多，可惜的是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被士大夫们踩在脚下。
这又是一段很让人震撼的历史细节。读过这一段后，我们再去看下面的两种理论或者宏大叙事。
一种是说中国自古奉行科举制，因而是精英治国。科举是一种选拔机制不假，但科举的选拔标准和导向并不一定真能治国。
按丁韪良自己的记录，这些翰林对电报嗤之以鼻，但对利用电磁效应制作的钓鱼玩具惊奇不已。他的说法是，这群人的心智在文学上是成人，在科学上却是孩童。其实，现实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子：很多人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造诣精深，但在另外的专业领域无知懵懂得像个幼童。当然，这也并不妨碍他们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然而，他们未必就是能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力挽狂澜、真正于国于民有所裨益的精英。
另一种是说中国社会传统封闭，人民落后无知，老百姓的心态大抵都像义和团，十分守旧排外。但其实仔细去看历史细节，我们就可以发现，义和团并不能够真正代表当时民众的认知，反倒是更代表着很多知识精英的认知水平。传播用“厌胜之术”克制拳法仙术，抑或煽动义和团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恰恰是所谓的知识精英与地方官员。
丁韪良遇上的这位北京西山老农，就是对这种宏大叙事最好的驳斥。霍布斯说，上帝造人，令智力水平分配得其实比较公平，每个人并不觉得其他人比自己聪明，佐证我们绝不愿意把捍卫自己利益的决定交到其他人手里。约翰·密尔说，一个民主社会不必要每个人都高度智慧，只要每个人有基本的智力水平，能够辨清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就够了。这位北京西山老农所代表的中国老百姓，完全配得上这种社会，而扼杀他们的常识和洞见的，正是上层知识精英。
我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表达清楚我对历史研究的感慨与惋惜。惋惜之处在于，那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那么多鲜活的丰富资料摆在那里，在图书馆里，在互联网上，然而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看一眼，反而更愿意去读所谓有思想性的作品，也就是被思想家筛选和咀嚼过后，再吐出来的似是而非的点评与总结。在其中，古人变成了一种幼稚可笑的、智力劣于我们的人种。大清的皇帝似乎真的愚昧到不知英吉利在哪里，民众似乎真的愚昧到逢铁道电线杆必反。尤其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古人中的大多数并未经过启蒙，因此看上去愚昧可笑。其实，未经启蒙的古人，其思维与今人的差异主要在于价值观，而非智商。但在很多满是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中，好像古人的一切“失败”都是因为智商出了问题。
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就是对当下的不负责任。跳过那些丰富而鲜活的历史细节，直接使用宏大叙事的传统去思考文化与文明层面的理论问题，很容易陷入像李约瑟问题、中国历史三峡论、文化决定论等一系列伪问题的争论中。把未经启蒙的古人理解为智商更低的物种，就像儿女容易凭少年意气挥斥方遒地指责父辈，但其实，他们的成就我们未必能达到，他们的问题我们也未必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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