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读与做

引 言
《论语·公冶长》云：“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认为这些是玄妙深微的范畴，具有难以言说性，因此，孔子对其采取存而不述的态度，让学生通过对诗、书、礼、乐的学习，间接地去领会和体悟。
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华文化在今天要面向世界，面向人类整体，要向世界充分展现自身的思想魅力和当代价值，要与人类其他文明充分交流融会，这就必须要对不可直接言说的范畴进行某种现代性的言说，让人们真正理解它们。比起孔子的年代，今天我们能够在与西方文明的对照中反观自身，借助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思想工具对国学传统中难以言说的范畴进行某种展开和揭示，在当代语境中把中国先贤的未尽之意以更直接的方式阐释出来。
国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和信仰，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培养了中国人独有的精气神。“性与天道”是国学的灵魂，它所揭示的是人何以为人，以及世界何以为世界的问题。围绕“性与天道”展开的国学，既是一个以天人关系为中心议题的严密理论体系，也是一整套个人如何完善自我、面向世界进行人生实践的行动指南，因此它既可读，也可做。
国学的展开，既要展开国学的理论进路，厘清其义理基础；也要展开国学的实践道路，阐发其工夫方法。因此本书按照《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以国学的视角，把人面向世界充分展开，把性与天道面向现代社会充分展开。

常人之境与观念社会】
人与他人的共在是人在世的常态，普通人所面临的日常社会环境就是常人之境。
在社会中，每个人都要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与物表现为“器”相似，人要表现为“角”。“角”也分上道的和非上道的两种。上道的“角”与人亲熟一体，人可以从容自然地依照惯性和直觉与之打交道。但如果“角”的言行超出了原来的理解和预期，“角”就变成了审视和怀疑的对象，处于非上道状态了。“角”之不同于“器”主要在于他是自主能动的，与之打交道所涉及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和应对技艺更加复杂。
人往往依靠传统和惯例在社会中与他人打着交道而不自知，离开这些传统和惯例，人会感到窘迫和不安。在国学中传统和惯例就是“礼”，礼造就了常人。《礼记·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常人在礼的传统中，习惯成自然，践行而不觉。王廷相云：“自余因习而知，因悟而知，因过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亲，亦积习稔熟然耳。” “人道之知”是后天环境熏陶的结果。
作为传统和惯例的礼，把社会性赋予了人。礼对人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礼在整体上塑造了人的性体，把仁赋予了人，仁体现了礼的内在精神。《荀子·性恶》云：“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 “仁义法正”是人“可知可能之理”，而人具有“知之质”和“能之具”，因而可以使之内化于人，而有可能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另一方面，礼让人陷于外在的束缚，成为群体性、从众性的常人。在现实世界中，某项具体的礼又往往是形式化的或教条化的，甚至个别的礼是恶俗的或荒诞的，它们和礼的整体精神和宗旨并不总是合拍。形式化、教条化的礼，会让人丧失本真性，成为一个无个性的人。
常人之境中性体和天理得不到充分的揭示，常人日常所面对的主题往往是私欲———人的具体的、对象化的、功利性的诉求。《荀子·王霸》云：“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逸）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 《荀子·性恶》云：“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作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常人，会沉迷于对物的占有和对利的追求中。
人陷于常人之境，是人类社会发展导致的一种必然局面，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所难以避免的。海德格尔说被抛和沉沦是人的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人面对着个体性、目标化、物质化的人生，就不免沉迷于私欲，此时人潜意识和直觉中的性体仍在默默隐身而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内容和结构。当人面临人生整体性事态和极限性局面时，性体才会显现，人才会从常人之境中跳出。私欲与天理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天理是贯通天人之境的，面向人生整体的；而私欲是面向个别、局部和外在对象的，是受限于一时一隅的。
常人之境中，人被他人通过语言传递的二手事物所包围。人亲验的境知才是本真之知，脱境的概念、文字、人言、众议，会成为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人不能由之获得本真的领会。在社会中，人的领会往往建立在模板化、标签式的公共信息的基础之上，这种信息环境下的社会可以称为观念社会。构成观念社会的是由语言所承载的经验性观念，其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是人的话语、文字、书籍、媒体或电子信息等等，还可以表现为人们的思想理论、礼仪制度或行为规则等等。这些现成化、经验性的观念，往往不具有终极性的意义，通常都只是某种一时的成见。人活在这些信息的包围之中，就与本真的世界隔离了，人自身对世界的直觉领会就往往被视而不见了。
在观念社会，引发好奇的流言在常人中传播，人们共享着同样的意见和情绪。这些流言，由于所闻和所述之人都缺乏本真的体验，很容易进一步流变失真。它们或是被脑补并不断虚构具象而添油加醋，或是因误传而日益曲折离奇，或是为投人所好而有意被引向特定的场景和目标。进入现代社会后，个人日益成为商业和技术的俘虏，无处不在的广告和营销活动试图影响人的行为，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统治了很多人的头脑，对物质和金钱的盲目追求使人远离了本真的自我。
在今天，常人之境被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等进一步扩大和变形了。各种新技术加强了人机交互和远程交互，在提供大量便捷信息的同时，也开辟了一个无边界的虚拟网络世界，使人有了更多逃避现实的空间。在资本和技术的驱动下，智能化产品和体验经济走入了常人之境，商业逻辑更深地嵌入了日常生活，快速消费品和喜新厌旧成为潮流。智能产品离用户越近其商业价值越大，搜集客户行为信息越多就越有竞争力，这个商业逻辑驱动着体验经济日益深入人的内在世界，日益抓住和利用人的弱点，用便捷性、简单重复性和各种投其所好的方式去捕获消费者。这种有针对性的讨好行为和有选择性的定向信息投送，加强了对人的隐形操纵。
继互联网之后物联网也日益发展起来了，万物的信息互联形成了对人更全面的压迫。人的性体如果不能有效统贯外界的互联世界，就会导致人深度迷失。技术和商业的紧密配合，让常人更容易成为商品和资本的俘虏，在种种数据算法和商业模式的算计下，不断陷入消费体验所带来的临时性快感中。要超越这种快感体验，让技术和商品回归到为人服务的本来定位上，人就要对这个世界有更为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控。心智健全的人会对体验经济下各种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做出谨慎的选择和判断，能够从是节约时间还是占用时间、是由商品主导还是由人主导、是更具客观性还是放大了主观性等方面下手，去区分工具性产品和诱导性产品。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人经常性地处于常人状态，这是情境意义的常人。人长久地沉迷和栖留在常人之境，长期性地被常人的情绪所浸染，就会从情境意义的常人变成历史意义的常人———庸人。人在大多时候表现为情境意义的常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必然是庸人，并不意味着他必然处于沉沦之中。
对世界有着全面、深刻、均衡领会的人是圣人，庸人或狂狷之人往往执迷于世界之一隅一物，他们对世界的领会是贫乏的或是偏激的。《荀子·解蔽》云：“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
世界对圣人充分地展开，对常人只是一般性地展开。常人是社会惯例和文化传统的化身，是人的栖留之所，是人得以不假思索地应对他人和社会所需要扮演的角色或所需要戴上的面具。常人身上既有庸人的影子，也有圣人的影子。庸人与圣人的差别在于，庸人长久地沉迷于局部的、对象化、功利化的事物而不自知；圣人则能经常自觉地面对人生的整体，向着世界充分展开人生的可能性，可以向人生和历史的极限发起挑战。人们难以避免成为情境意义的常人，但要避免成为历史意义的庸人。
……

【职业与事业】
在现实社会中，德性的践行需要以职业和事业为依托。人从事某种职业或投身某项事业，既是其性体扩充、自我发展的过程，也是其弘道的过程。人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职业上的成功或事业的开拓，会推动其一体世界的不断扩张，还意味着其性体之道统贯现实世界的进程在不断推进。在修身过程中，内在德性的培养和外在事业的发展不但不矛盾，而且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周汝登云：“出仕者以官常为职业，在学者以文课为职业，布衣之士亦随常有当尽之事，俱是职业。各从本等，朴实修举，尽分安心，不生妄想，便是实学。若图高而厌近，掠虚而寡实，皆学之弃也。” 不管从事哪种职业，都可以践行君子之学的宗旨。

一、做管理者
君子之学的职业选择，在古代往往首先是当官掌握公权力，也可以在私营单位或社会组织中执行管理权。
君子掌握公权力的目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为了弘道，把贯通自身性体之道贯彻到社会中去。中国历史上长期通过科举制度从国学的修习者中选拔官员。《荀子·王霸》云：“羿、蠭（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 国学的应用领域除了政府部门，也包括其他各种类型的组织。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组织之中，君子都能够以其德才把团队尽量一体化，凝聚所有成员的力量，投入到共同的事业中。

二、做教师
与国学实践紧密相关的一个职业是教师，无论是帝王师还是百姓师都是古代君子或儒士的理想职业。
国学重视师，有时君师并称。《尚书·泰誓》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荀子·礼论》云：“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孔子是一个好老师，《论语·子罕》云：“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历代圣贤都对师有很高的期许、很深的情怀。《孟子·尽心上》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王夫之云：“师弟子者以道相交，而为人伦之一，故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相扶以正，义定而情自合。”亦云：“故欲正天下之人心，须慎天下之师受。立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原；谨教有术，正道为渐摩之益。”
韩愈对师的讲法非常流行：“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师在国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带有一定的神圣性。师所传之道，并非上帝的福音或宗教的教义，而是其自身所体验并践行之道。道既要贯通人的内在世界，也要施行于外部世界，得道之人从根本上也应是传道之人。师是道运行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行道之路上的加油站，所以在国学中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还是道的实践者、捍卫者和传播者。
在现代，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教师日益成为对象化知识的传授者。师的传统地位发生了变化，淡化了传道的作用，突出了授业的职能。在商业氛围浓厚的环境中，部分教师蜕变为二手知识的贩卖者或经营者，这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现代教师，从修身的角度看，应明确其行为底线。王夫之云：“夫人之不可为师者有二：智辨有余者，偶然有所见及，即立为一说，而不顾其所学之本业，议论一新，人乐听之，而使学者迷于所守；诵习有功者，熟于其所传习，乃守其一说，而不能达于义理之无穷，持之有故，自恃为得，而使学者无所复通。” 笔者认为，对象化知识的传授者，其“传道”的底线是要申明对象化知识的局限性，不能将之普世化和绝对化；其“授业”的底线是要传授该知识所关联的职业技能、技巧，使其确有所用；其“解惑”的底线是要把知识的内在逻辑讲得透彻明白，让学生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如果能做到这些，虽然达不到古人为圣贤师的标准，也算是符合师道了。这样做既有益于学生和社会，也有助于教师自身的进德修业。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仍然需要广泛建立亦师亦友的良性关系。现代性的师，应持开明、开放的态度，以启发和引导的方式，为大家相互劝勉、共同进步创造好的氛围。

三、做医生
医生这个职业历来也是国学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
医生的宗旨是治病救人，需要具备实学知识并践行仁义之道。杨泉云：“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祗（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节，原疾疹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失细微，如是乃谓良医。” 肖京云：“夫医之为道也，总君父师相之权，而其学也，究天人性命之微，故君子取其精以治身，推其余以济世，斯仁术也。乃后世以方技目之，缙绅名士多所弗讲。司马公不云乎，达则为良相，不达则为良医，医其可以贱简为哉。” 如果仅仅把医作为一种营生，不勤研医术，穷究天人之道，就做不好医生。戴良云：“世之习此（医）者，不过靳靳焉知守一定之方书，以幸其病之偶中，不复深探远索，上求圣贤之意，以明夫阴阳造化之会归。……是岂圣贤惠慈生民之本意哉？” 医生如果不以救人或治未病为宗旨，而是以最大化地勒索病人的钱财和消耗社会资源为目的，就会导致极大的社会成本，并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
医生善待病人，既明医术又有仁心，这不仅有助于社会，也有助于自身的发展。当然这是很高的要求，它对医生个人和社会医疗制度都提出了挑战。如何设计一套有利于选择和激励好医生的合理机制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

四、做学问家
做学问或当一名科研工作者，也是可以弘道的一个重要职业。
古人做学问，提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自觉做一名求道者和证道者。求道、证道也是弘道的一种方式，所求、所证之道既包括个人修养之道也包括齐家治国之道，既涵盖性理也涵盖物理，不排斥自然科学。在古代，学术体系尚不发达，但很多圣贤都具有广泛的学术兴趣，他们往往以教育家或官员的身份兼职去做学问家。顾炎武云：“而臣祖乃更诲之，以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王徵云：“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徐光启云：“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迹，拯人之形，并说之，并传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先圣有言：‘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 在现代，科研工作成为分工复杂的职业行为，但求道、证道的科学精神仍然需要继续弘扬。

五、做商人
现代社会从事工商业成为大多数人的职业，在工商业领域进行修德弘道就是要做儒商。
何为儒商？知儒学、践儒行而从商之人即是儒商，或者说，以大道天理驾驭工商事业的人就是儒商。儒商大则有经世济民之心，小则有行仁施义之举。《礼记·儒行》云：“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吴伟业《卓海幢墓表》云：“白圭之治生也，以为知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夫知仁勇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用之，则以择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办也。” 中国的先贤们往往都是抱有经世济民理想的务实主义者，对正常的商业活动和商人这个职业一般都持开明态度。《论语·述而》云：“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有一个门生名赐，字子贡，是成功的商人。《论语·先进》云：“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臆）则屡中。”《论语·雍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事实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既是政治的要旨，也是商业的根本要旨，而现代社会分工合作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之问，可以理解为是代现代商业向国学之问；孔子之答，就是代国学向现代商业之答。
自古以来，国学的修习者无论是耕读传家，还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不管做什么职业，都要依道而为、循德而行。这样做，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身。王畿云：“人人各安其分，即业以成学，不迁业以废学，而道在其中。……是故处则有学业，出则有职业，农则有农业，工商则有工商之业，卿相则有卿相之业。业者，随吾日用之常以尽其当为之事，所谓素位而行，不愿乎外者也。” 在世界中发展自己、面向历史展开自身，是人内在的根本需求，这是外在的物质刺激或市场化激励机制所不能完全替代的。国学的修习与实践，有助于管理者、教师、医生、科研人员和商人们培养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保持坚定的信念，能够站在相对公正和全面的立场上去执业和展业，以其业安身立命。这种执业和展业行为，同时也会在社会中弘扬道义原则，传播正能量，从而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为了让现代人走进国学、理解国学，并在其自我修养、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更好地汲取国学的智慧，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尝试：第一，通过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大学》八条目的系统解读，把国学的内在逻辑从内向外、从个人向世界全面展开，让今人尤其是普通读者，全面理解古人是如何对待自身、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的。第二，将国学的基本范畴——道、性、天、仁、德、气、圣、体用等，进行了贯通性的分析，阐释了其历史由来和发展脉络，划清了它们与现成化抽象概念之间的边界，并尝试以之建立起现代人系统理解国学的基本构架。第三，全面论述了国学的工夫论，介绍了古人自我修养的具体方法，揭示了国学的实践性，倡导把国学工夫融入现代生活方式中。第四，系统论述了国学的家庭观、社会观、政治观，为今人进行社会实践和国家治理提供了中国式的智慧经验。
国学是人的身心性命之学，国学的读与做，就是把对国学的领会与人自身的生命体验和人生践履相融会，使之有益于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性与天道”是国学的中枢，统贯了人的精神世界和外部的现实世界。性与天道之现代展开，意味着人更充分地面向世界展开自身的可能性，同时世界也以更美好的面貌向人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