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丸山真男(1914—1996年),政治思想史学者,东京名誉教授。其政治学被日本学界称为“丸山政治学”。著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1956—1957年)、《日本的思想》(1961年)、《忠诚与叛逆——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1992年)等。
路平,本书译者,东京日本史博士。
目录
忠诚与反叛
幕末认识方式的变革——以佐久间象山为例
开国
日本近代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
日本思想史中的问答体谱系——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的位置
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西欧化与知识分子
***
历史意识的“古层”
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
后记
解说(川崎修)
译后记
内容摘要
《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是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生前亲自编纂的最后一部著作。
从最初计划到最终出版历时8年,丸山精心选取了从思想史角度切入分析日本近世近代转型期的6篇论文和2篇有关方法论的文章。最早的一篇问世于1949年,最晚的一篇发表于1977年,执笔时间横跨近30年。书中收录的论文都是独立的,但所涉的历史时期和关心的问题是一致的:从幕末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期,面对日本被迫卷入国际社会、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状况,日本的各种认识主体在思想上是如何认识、如何应对的。
这是一部兼具战后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又充分展现学术研究者缜密分析能力的著作。用为本书写解说的川崎修的话说,是“最具丸山真男特色的著作”。
主编推荐
★战后在日本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思想巨人、能够与世界品质思想家平等对话的日本思想大师——丸山真男,生前亲自编纂最后一部著作,从计划到出版历时8年,执笔时间横跨近30年。
★丸山真男丸山精心选取从思想史角度切入分析日本近世转型期的6篇论文和2篇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文章;准确把握日本转型期的精神状况,深入探析日本人思考方式的“原型”。
★淋漓尽致展现丸山作为问题式思想史家的力量与魅力,血肉丰满,激荡智性与人心。
★从幕末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期,日本被迫卷入靠前社会、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面对这种状况,日本的知识人如何认识、如何应对?——“回到思想的出发点,去关注在思想破壳而出时那里蕴含的不均衡的、可以前往任何方向的可能性。”
★“思想史家的抱负和野心,对于埋没在历史里的人来说过于傲慢了,对于脱离历史的人来说又过于谦逊了。我们便是通过这样的辩证紧张再现过去的思想:一面是被历史所束缚,一面是对历史对象进行重新建构。这才是思想史的本来课题,同时也是其趣味所在。”
精彩内容
何谓“开国”?它可以指代某种象征性事态,也可以理解为对一定的历史现实的描述。就象征性而言,它表示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相对推移;就历史现实而言,它无疑代表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远东地区诸民族,尤其是日本、 中国和李氏朝鲜在不同程度上被强制性编入“国际社会”的一系列过程。本文将从这两个视角相重叠的地方出发,探讨幕末开国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
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发展,并非是发生在过去的、永不重复的过程。无论是最先提出这组对照的亨利?柏格森,还是对柏格森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卡尔?波普尔,他们都同意,时至今日完整的“开放社会”也不曾实际存在过。柏格森将“封闭社会”及其道德,假定为人类社会刚摆脱自然之手的初始状态;波普尔则将其抽象为人的行动方式备受巫术和禁忌束缚的部落社会,不可否认,这个范畴的诸要素来源于历史上的“未开社会”;但同时,恰恰因为它的关键环节带有生物学特征,使它并不专属于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甚至在这些思想家所生活的西欧社会里,它也仍在被视为当下的问题。因此柏格森说:“我们的文明社会也是一个封闭社会。”(平山高次译:《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岩波文库)波普尔也曾写道:“希腊人为我们开启了这场伟大的革命——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推移,而直到现在,它仍旧刚刚起步。”这无疑都证明了这些范畴对当下问题的有效性。
就象征性而言,日本有过三次“开国”的机会。第一次是从室町时代晚期到战国时代,第二次是幕末维新期,这次战败之后则是第三次。本文涉及的对象仅限于第二个“开国”期,内容方面也主要集中在对历史的内在理解上。然而,对身处第三个“开国”正当中的我们而言,我们不该只把历史上的开国看成特定的历史现实,还应当自由地从中汲取关于现在的问题和意义。为了完成这个剥离工作,本文将把柏格森与波普尔的“非历史”或“超历史”层面上的范畴,作为衡量的参考投放到历史情境中。经过上述讨论,相信下述这点已经非常明确:即我在这里所做的探讨既不是为了导出“欧洲曾经有,日本却没有”的“匮乏理论”,也不是在肯定“日本接下来要因循西方的某个历史阶段”的僵化的“先进国”理论。
第二,关于作为历史概念的“开国”,大概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国际社会”并非地球上自在的存在,无论从它的生发缘由看,还是从近代国际社会的结构(主权民族国家基于平等的立场与权利缔结“外交”的社会)看,它原本都是以欧洲文化圈为前提的历史范畴。东洋自古以来便有印度、伊斯兰、中国等复数文化圈并存其中,这些文化圈之间尽管有着偶然的交流或接触,但直至19世纪末,这里并不存在与欧洲同等意义上的统一“亚洲文化”或“国际关系”。与西欧诸国不同,日本和中国并非在既有的国际社会中逐渐孕育出近代民族意识,而是在某个历史节点上,面对从外压迫而来的结成一体的“国际社会”,不容分说地被迫觉醒了“世界”与“我”的意识,被迫开始思考如 何适应国际环境的问题。在欧洲,基督教、“资本”、养老院、大炮、军舰、义务教育、“电信”、国家主权及选举制度等诸文化要素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但在这里,它们化为一体,组成“西洋”这个庞大整体并一拥而来。因此,“开国”的中心课题亦转而成为——是彻底屈服于价值体系和传统完全不同的“西洋”,还是选择彻底的拒绝,去固守自足的系统。日本和中国(或其他亚洲地区)应对这一两难困境方法的不同,决定了彼此历史命运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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