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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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廷黻
出版社九州
ISBN9787522525372
出版时间20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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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8元
货号32073299
上书时间2024-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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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廷黻，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外交家，中研院院士。1912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后，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等职。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著有《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等。
目录
中国近代史
总 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1.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2.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3. 东西对打
4.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5. 不平等条约开始
6. 剿夷派又抬头
7.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1. 旧社会走循环套
2.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3.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4.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1.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2. 步步向前进
3. 前进遇着阻碍
4. 士大夫轻举妄动
5.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1. 李鸿章引狼入室
2.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3. 顽固势力总动员
4.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5.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6. 军阀割据十五年
7.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1.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2. 欧洲人的蚕食
3. 葡萄牙设法通商
4.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5. 康熙帝的外交
6. 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7. 马戛尔尼来华
8. 英国输入鸦片
9. 鸦片战争前后
10. “抚夷”的难题
11. “剿夷”外交的代价
12. 俄罗斯侵吞国土
13.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14. 尾言
琦善与鸦片战争
1. 引言
2.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3.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李鸿章
论国力的元素
知识阶级与政治
内容摘要
《中国近代史》是蒋廷黻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本书对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中国历史进行了审视和反思，试图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作一梳理，探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本书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那一代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精彩内容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一帮士绅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严加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禁烟。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夷务”，但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年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比洪秀全大两岁。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他虽没有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成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提及鸦片战争，但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于古籍中，是一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地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做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官做到侍郎，等于现在的各部次长。他的知己固然承认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数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事业起始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他也没有政治势力做他的后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阶级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他对洪秀全的态度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态度，不过比别人更加积极而已。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这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借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它成为一支军队。这就是以后著名的湘军。团练是当时全国皆有的，并不是曾国藩独创的，但是为什么唯独湘军能成大事呢？缘故就在于曾国藩所加的那点组织和训练。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点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中华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此：“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支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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