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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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远行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61993
出版时间2022-12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69元
货号1203164081
上书时间2024-06-0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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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远行，1929年生，山东省莱州人，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在东北外事局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被外交部选派至苏联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留学。
毕业后，在外交部先后任王炳南、乔冠华的秘书兼秘书室副主任，后历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从事官方、民间、议会外交约50年。
目录
自序 // V
第一部分 大国博弈
第一章 决胜东北：引渡溥仪背后的中苏拉锯
东北外事处缘何成立？ // 006
苏联急于甩掉包袱 // 009
战俘的三种类型 // 012
初见溥仪 // 014
招待“文武百官”用餐 // 018
与溥仪对谈 // 026
“皇帝”舍不得吃花生米 // 041
溥仪怕死 // 051
从皇帝到平民 // 058
第二章 朝鲜“立威”：以大气治霸气
战火中初入朝鲜 // 068
你出刀，我亮剑 // 074
边打边谈，又谈又打 // 076
重要的两步棋 // 079
“握手”也要礼尚往来 // 081
第三章 真诚交友：化被动为主动
原则不能讲讲就算了 // 087
给胡志明“支着儿” // 090
抵制封锁禁运 // 093
听毛泽东谈援外 // 095
第二部分 联大风云
第四章 联大：去不去？
“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 // 106
叶剑英赠诗 // 112
沿途奇遇：两个意外 // 116
被示威者“接机” // 124
第五章 联大发言：有惊无险
联大会场长啥样？ // 134
乔冠华成明星 // 136
可待因帮大忙 // 140
一杯冷水解围 // 147
都是冰水惹的祸 // 150
第六章 斗争：得道多助
乔冠华大闹安理会 // 156
“你在联合国搞什么名堂？” // 162
乔冠华险遭暗杀 // 165
代表团成员被害身亡 // 170
建交谈判：不到半小时解决问题 // 175
第三部分 “中美不存在打仗问题”
第七章 避免“两个拳头打人”
柯西金虚晃一枪 // 187
中美关系趋向缓和 // 193
“乒乓外交”差点被叫停 // 204
周恩来智答“嬉皮士” // 210
基辛格来去匆匆 // 213
第八章 在交锋中循循善诱
基辛格学会“放空炮” // 227
毛泽东与尼克松“坐而论道” // 231
欢迎国宴上吃了啥？ // 234
长城景点找不到电话 // 239
北京宾馆不够用 // 242
总统的礼品 // 244
周总理挥泪斥腐败 // 246
智斗后的《中美联合公报》 // 249
第四部分 奇人奇事
第九章 功成不居的王炳南
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创者 // 260
推开中共外交大门的功臣 // 270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先驱 // 276
外交部的奠基人 // 283
第十章 乔冠华的风采与遗憾
外交上泼辣睿智 // 294
为人大大咧咧 // 298
为文妙笔生花 // 301
结语 // 307
内容摘要
《新中国外交往事》是由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程远行撰写的一部新中国外事回忆录。本书从亲历者的角度，详尽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间，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关键人物，如引渡溥仪、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
回顾这段历史，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整体了解新中国的外交历程，领略老一辈外交家的智慧和精神；另一方面，对正确研判国际局势，构建大国外交体系具有强烈的现实参照意义。
精彩内容
自?序2019年，新中国迎来70周年华诞。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日新月异地创造人类奇迹，中华儿女无不为之欢欣鼓舞。面对此情此景，我不免抚今追昔，希望通过回顾往事，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以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为此，中信出版集团帮我出版了《新中国外交往事》一书，以表达我对外交长辈的敬意和对祖国外交事业的关注。
新中国诞生前，我就奉调从事外交工作。我的外交生涯是从赴中苏边境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回国开始的。
我在近50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办理外交案件和调研工作，亲历了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有些是鲜为人知的往事。我把这些往事综合起来，供有兴趣的朋友参阅。
同时，我在外交部有幸接触了两位传奇式的外交家——王炳南和乔冠华，曾在他们的办公室先后工作了13年之久。王炳南遵照“另起炉灶”精神，在新中国诞生前就选人搭班子，成立外交部；在新中国诞生当天便派人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告》用001号对外公函发往解放前的各国驻华机构。接着便遵照《公告》精神，很大气地通知世界各国，新中国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郑重地向世界宣告：要想和新中国建交，可以，但必须通过外交谈判。如果有的国家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想和新中国建交，门儿都没有。王炳南、乔冠华从这些政府间的外交工作开始，在新中国几十年的外事交往中，在许多重大外交事件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智慧。有关他们的往事，我也陆续地写出来。这些往事对丰富外交史有用，相信对读者也大有裨益。
新中国外交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崛起的励志史。在这段历史中，外交部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驻外使领馆，都牢牢记住中央的指示：外交无小事。在贯彻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时，必须要在调研的基础上，有的放矢，有理、有利、有节、有大局意识地做好每一件外事工作。例如，在坚持“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中，和互不承认的美国建立起官方的大使级的对话关系；在做到睦邻友好的同时，坚持寸土不让的领土主权原则；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坚持和平外交政策。
这些外交政策的执行和运作，为新中国的成长、壮大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新中国外交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们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从民间到官方，从双边到多边，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对我国外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博得世人称赞。今天，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也必然会为中国外交史谱写出更为精彩的篇章。
在这里，我要诚恳地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的朱虹女士和相关编辑人员，感谢他们为《新中国外交往事》一书提出了一个有活力、有灵性的框架，使我有勇气完成这本书。
程远行2019年8月于北京第一章决胜东北：引渡溥仪背后的中苏拉锯大约在1946年下半年，苏联红军从哈尔滨撤走回国。靠苏联红军保护的少数国民党接收大员深感在哈尔滨待不下去了，便偷偷摸摸地从哈尔滨溜回“蒋管区”。
此时，中国共产党分散到各县各乡的干部和部队又返回了哈尔滨。从此，哈尔滨的各行各业、工厂学校名正言顺地在中共哈尔滨市委领导下步入正轨。
在这段时期，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和中共在政治上较量，威信更是丧失殆尽。中共的政治威信在全国不断提高，在东北各小城市和农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在各地建立了十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而且这一利好的形势仍在不断发展。
1946年8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东北各地的统一领导，在哈尔滨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约在1948年年中，由于工作需要，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外事机构：东北外事处。东北外事处成立后，便立即搭班子、调人。此时，蒋南翔想到了我。
此话还须从1946年我和蒋第一次见面说起。
东北外事处缘何成立？
我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是年年中，我到哈尔滨市政府第一次见到时任教育科长的蒋南翔。我很坦诚地向蒋提出要继续学习的愿望。蒋知道我是“民主青年联盟”的组织者，便问：“要学什么？”我答：“学医。”“为什么？”我说：“我母亲病重半年，没钱治，36岁去世。”蒋也不再问，便说：“我安排你到哈尔滨大学医学系学习，还可在学校里继续开展共青团的工作，以团结更多的同学，共同进步。”这次谈话之后，蒋南翔立即给我写了一封致哈尔滨大学教务长栗玉的信。信中要求栗教务长安排我在哈尔滨大学医学系学习，并安排食宿。
这是我得到组织上关怀的一件大事，非常感激，终生难忘。在通过考试后，栗玉安排我到医学系乙班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并要求我立即上课。
从此，我便在大学里度过了近两年的美好时光。在这里，我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关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往事历历在目，平平淡淡，不足挂齿。就个人而言，1948年确实是令我难忘、追思和感恩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成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参加了由蒋南翔领导的“土改”工作队，遵照党中央新的土地法大纲到哈尔滨市郊区，组织贫下中农开展土改工作；奉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东北外事处工作。这件事是蒋南翔和栗玉的决定，我应该欣然服从安排，但这样我便需要改行从政，与学医的梦想失之交臂，因而接到指令后略有踌躇。
栗玉在跟我谈话时的最后一句话，使我的一些杂念烟消云散。栗玉说：你是一名地下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安排你的工作也是蒋南翔的意思；学医只是为了治病救人，而到东北外事处工作，是要你打开眼界，抓大事，抓政治，去维护人民的政权。
听后，我立即向栗玉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6年在哈尔滨正式成立。委员会的全面工作由副主任委员林枫主持，由副主任委员高崇民、张学思（张学良的胞弟）和秘书长栗又文协助。
东北行政委员会下设办公厅、民政部、农业部、工业部等。办公厅由张文豹负责，民政部由王一夫负责，工业部由王鹤寿负责，农业部由张庆泰负责。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该委员会发现东北的外事工作较为突出，仅哈尔滨就有30多个国家的侨民和几十个国家的领事馆，而且历史上的哈尔滨也曾是日、俄、英、德、美等列强的必争之地，因此，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立外事处实属必要。这不仅是东北地方上的需要，也是党中央外事组的需要。
外事处属涉外部门。外交无小事，有关外事工作，林枫同志都亲自过问。于是东北外事处的办公室便设在哈尔滨南岗（秋林公司附近）林枫办公室楼下的三间屋子里。一切从头开始。最初工作不忙，干部也少，仅有三人：处长陆曦、处长夫人王如和我。
陆曦于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曾奉调到莫斯科学习三年，是位有战功、有信念，俄文也好的老干部。我们三人在外事工作方面都是新手，只能谨慎小心地从头做起，搞调查、翻译资料，贡献虽微小，却没虚度时光。
几个月后，辽沈战役打响，我军越战越猛，而国民党的军队则被打得溃不成军，解放沈阳指日可待。
11月1日左右，东北行政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包括后勤班子在内的全部机关人员，在林枫同志带领下立即动身，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即将解放的沈阳。
万没想到，我们的火车即将到达四平时，前方来报，在四平，我方和敌人的拉锯战仍在激烈地进行，要求我们的专列在四平北立即停车，等候通知。
约五六个小时之后，前方来报，我第四野战军部队已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反扑，四平车站的铁路已被我控制，南下的这一专列可以安全通过。
几个小时之后，林枫率领的一行人抵达沈阳，时间是11月4日（沈阳是11月2日解放的）。我第四野战军派大批军用大卡车把我们一行从火车站送到临时办公地—太原街一号大白楼。
太原街一号大白楼原是国民党“剿匪司令部”的办公楼。在大白楼门前，当时仍挂着一个漆白的木制大牌子，牌子上是醒目的大字：国民党中央政府剿匪司令部。在我看来，此楼不仅是剿共的大本营，还是国民党在沈阳掠夺、抢劫百姓和盗窃沈阳故宫文物的贼窝。
这天，我在大白楼里上下走走，偶然发现二层大礼堂里堆积着大量的贵重文物和字画。不言而喻，这些文物都是国民党高官从民间抢来的，或从沈阳故宫偷来的。仅就此事此景就可以断言，蒋介石政权已无药可救，非垮不可。
沈阳解放后，为稳定民心、恢复全市的市政管理，也是为了尽快恢复全市人民的正常生活，根据中央精神，沈阳成立了沈阳市人民政府，并在市政府内设立外事处，处理全市的涉外工作。中央任命朱其文同志为沈阳市市长。
考虑到涉外工作需要，“东北行政委员会”改名为“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外事处”改名为“东北外事局”。“沈阳市外事处”和“东北外事局”在工作上关系密切。东北外事局成立初期，除局长陆曦外，工作人员依然仅有二人：王如和我，均享受营级待遇。
从事涉外工作之初，我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边总结，能否把工作做好，出色地完成任务，是对我的一大考验。
苏联急于甩掉包袱1950年6月的一天凌晨，东北外事局大院门铃响个不停，原来是沈阳卫戍区转来一封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林枫的电报。
电报内容是，指示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前往中苏边境，办理引渡并押送由苏联移交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伪满各大臣，一起被引渡的还有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战俘。
我立即将电报交给了陆曦。
接着，我们又连续收到周恩来致高岗、林枫的几封电报，就引渡溥仪一事做了些具体指示和交代。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出访苏联。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虽然我们不怕孤立，但从稳住脚跟以及战略角度出发，必须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给予援助，这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毛主席出访苏联时，并没把引渡战犯、溥仪一事摆在议事日程上。
客观地说，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固然令苏联高兴，但实际上，斯大林对中共还存有不少疑虑和戒心，致使毛主席访苏遭到了少见的冷遇，这不仅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也引起了西方新闻界的猜疑。对此，斯大林不得不在接待上及时升温，他担心中国会离他而去。
然而，为什么苏方会主动向毛主席提出希望中国引渡这批战犯、战俘和溥仪呢？ 应该看到，不管将这批战犯、战俘和溥仪移交给谁，都将成为推动国家合作关系的一大筹码。
须知，斯大林不会办不利于自己的事，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他为了本国利益，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甚至大搞强加于人的强权政治。在对华关系上，斯大林更是精打细算。这些战犯、战俘和溥仪在苏联生活了5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早些移交给中国，既可令中方满意，又可甩掉这个包袱。
一天，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对毛主席说：“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并将一批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押到了苏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些战俘应该引渡到中国，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毛主席立即表态说：“中国迟早要将这批战犯接过来进行审判，只是目前还不能。”“我们愿听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办这件事有什么困难？”维辛斯基问。
毛主席回答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而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也要到1951年。”“但不知和引渡这批战俘有什么关系？”维辛斯基仍然不解地问。
“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而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不足之处。”毛主席从容不迫地回答之后，接着又问维辛斯基：“请问，这批移交的日满战俘可否请苏联暂代拘押，此事推迟到今年下半年移交如何？”维辛斯基立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届时再通过外交途径研究引渡问题。具体引渡方案在几个月后达成共识。
战俘的三种类型7月18日凌晨4时50分，绥芬河a和往常一样，浓雾弥天。在寂静的火车站台上站立着几个人，为首的是奉命接收溥仪和战俘的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陪同人员有我和东北公安部门的几位同志。
陆曦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指针已到5时整，此时东方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仔细一看，一列火车像个庞然大物冲开浓雾，慢慢地行驶到苏式宽轨的顶端停了下来。
苏中双方移交日本战俘的手续比较简单，也比较顺利。
命令发出后，这些日本战俘按车厢顺序，从苏联的宽轨闷罐车排队下车，规规矩矩，秩序井然，经过约200米的步行，再上中国的闷罐车。
我公安人员对下车上车的日本战俘严格把关，逐个点名，清点清楚。
战俘的移交场面极为严肃，似乎在召开“受降大会”。“受降大会”没有仪式，没有讲话，车站内外，一片寂静。
在移交过程中，根据战俘的不同表情神态可以把他们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日本士兵，他们仍然是日军装束，身背挎包，头戴鸭舌军帽，脚踏高帮翻毛皮鞋。当我公安人员点名时，他们仍然维持着素有的军风，“哈伊”一声，跳下车来。登车时，他们仍然是规规矩矩地排队有序，目不斜视。至于这批战俘心里在想什么，是惧是忧，是听天由命，还是心怀妄想，谁也猜不透。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他们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不排除他们都抱有这样一个希望，就是能获得中国人民的宽恕，早日放他们回国。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战俘在移交过程中不会闹什么事。
第二种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他们还是那样趾高气扬、傲气十足。在转车的过程中，还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对周围的一切不屑一顾，走起路来还是那副装模作样的德行，实在令人恶心。
第三种是伤病员。病情有轻有重，但他们都硬挺着，毫无例外地按指令下车上车，不敢吭声。看得出，这些病号在不同程度上渴望得到较好的治疗，以期早日康复回国。这些伤病员下车上车的时候，还出现了互相搀扶的现象。他们这种互相帮助、不放弃彼此的表现，还是值得称赞的。
经我公安人员清点，苏方移交的日本战俘比原定的人数少了两人。
按中央通知，我们应接收日本战俘971人，而苏方实际移交的人数只有969人。经询问，苏方代表解释说，名单中有一名日本战俘因病医治无效，已经死亡，另一名重病垂危，已不能上车，故不能如数移交。
最后，我们接收了969名日本战俘和他们的有关审讯材料。
初见溥仪8月3日，第二批战俘与溥仪等人入境。
凌晨6时整，一列苏联宽轨列车缓缓驶入绥芬河火车站。不多时，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军官，向我们走来。
当两位军官走近时，陆曦走上前去，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为首的军官自我介绍说：“我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之命，押送伪满洲国‘皇帝’等战俘前来报到，我是苏联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这位是我的助手上尉阿斯尼。”陆曦用流利的俄语说：“我奉我国总理兼外长的指派来和中校同志办理接收这批战俘的手续，我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陆曦，和我一同来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外事局干部程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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