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与欧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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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著 者：[日]加藤祐三/ 川北稔 译 者：吴少华
出版社光明日报
ISBN9787519474607
出版时间2023-10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60元
货号1203112101
上书时间2024-06-0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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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著者简介加藤祐三：1936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毕业，历任横滨市立大学教授、校长、名誉教授。专攻亚洲史、文明史。著有《英国与亚洲》《黑船前后的世界》《亚洲的近代》等。
川北稔：1940年生于大阪，历任大阪女子大学副教授、大阪大学教授、国际高等研究所副所长。专攻英国近代史。著有《工业化的历史前提》《民众的大英帝国》《砂糖的世界史》《近代世界体系》等。
译者简介文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陕西省作协文学翻译委员会委员，主持项目受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SGH22Y1313）、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20XWE03）基金资助。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文学译介与对外传播，著有多部学术专著及译著。
目录
第一章 大洋时代 / 1
第二章 从衣食住看国际政治 / 34
第三章 走向同一个世界 / 69
第四章 欧洲生活革命 / 111
第五章 欧洲的工业化与种植园开发 / 150
第六章 “不列颠治世”之盛衰 / 177
第七章 战争与殖民地统治 / 210
第八章 日本开国与亚太世界 / 253
第九章 20 世纪的全球新格局 / 313
参考文献 / 337
关系年表 / 352
文库版后记 / 370
内容摘要
本书涉及的时代是自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约500年时间，在这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剧变时期，人类对香料、丝绸、棉织品、砂糖、茶叶、咖啡等产生了强烈的物质欲望，以此为背景，人、物、金钱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通，亚洲与欧美世界渐渐融为一体，构建了新的世界体系。在漫长的变化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政治、经济也同样发生了改变。作者尝试通过这500年，以海洋为舞台，描述并解读近代世界的这一转换期，同时思考亚洲和欧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从资源和环境的角度对近代世界体系做出了反思。
精彩内容
正文赏读第三章走向同一个世界“世界一体”世界贸易基础上的近代欧洲人的生活18世纪末，富裕的神职人员伍德福德从英国西南部调到了东部。提到伍德福德，他是一个生活在法国革命和英国产业革命时期—虽说如此，他并没有受到世界历史上这两次重要革命的任何影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人—因为留下了详细的日记而出名的人物。不用说，神职人员在欧洲算得上是最早调职的一个群体。
调动工作后不久，他从邻居那里买到了一些砂糖和茶叶。当时砂糖属于合法进口的商品，但茶叶显然是走私品。在英国西南部或东部靠近海岸线的地方，一直到很久以后，购买走私茶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另外，在他的日记里，还有购买法国产的假发、弗吉尼亚产的雪茄烟、加拿大产的毛皮的记录。
这里有意思的是，就连伍德福德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他的日常生活也已经完全被加勒比海产的砂糖、亚洲产的茶叶，以及虽然已经国产化，但原本是印度产的棉织物等形形色色的商品包围。很多棉织物的染料诸如靛蓝染料，大都是印度或美国生产的。岂止如此，就连最普通的谷物，也已经开始依赖东欧进口，而直到不久前，英国东部还一直是大量出口谷物的地区。当然，运输这些商品的船舶上，无论是桅杆、制造船体的木板，还是船板间填塞的沥青和为防止腐朽而涂抹的焦油，抑或是绝大部分帆布，都是东欧或北欧的产品，是通过波罗的海贸易运送来的。
可见，18世纪末，英国人如果脱离开与包括加勒比海在内的南北美洲、亚洲，特别是东欧之间的贸易往来，生活将一筹莫展。反过来说，生活在加勒比海、印度或者南北美洲的许多人—包括美洲的土著人、非洲的奴隶以及在亚洲各地过着多样生活的农民，他们的生活也都是以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地开展贸易为前提的。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没有欧洲人大量消费砂糖和棉花，那么加勒比海或者北美大陆的奴隶制度，甚至是大西洋奴隶贸易本身，都不可能存在了。时至今日，无论在美国各地，还是在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都可以看到很多非洲移民，这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世界一体”的漫长历史。近世以后的世界历史，就可以视为这样的“同一个世界”。
何谓“近代世界体系”“一体世界”，就如同一个庞大的生物，组成这个世界的主要部分（地区）倘若缺少任何一处，都应该无法展现真实的世界历史。可以说，就可能导致一个整体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我想把这种“一体世界”称为“近代世界体系”。近代的世界体系，是在所谓大航海时代的后半期，以西欧各国为核心、以中南美及东欧为“周边”而形成的。之后，这个庞大的生物反复经历了19世纪那样的高度成长、扩大期和17世纪那样的紧缩期，作为一个整体不断扩大。
例如，日本人称之为开国、维新的这件事，从世界体系来看，只不过是将远东地区这个岛国编入体系的一个过程而已。俄国历史上，最早引进西欧文化的彼得大帝时代也是一样。无论俄罗斯还是日本，都失去了本国的独特性，被编入以西欧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处于从属地位。
最终到19世纪后半期，地球上几乎已经不存在没被编入这个体系的地区。如今，这个庞大的生物在即将迎来21世纪的时候，可以说是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思考近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也是未来史的问题。
近代世界，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统一过。而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虽然形成了“世界一体”，但并不是像中国历代王朝或者古罗马帝国那样建立了“世界政府”。“一体世界”，基本上是基于经济关系而形成的世界。而且，从经济上来看，这里所说的世界“一体”并不是指“平等”或者“平均”。事实上，近代世界体系一般来说，是由“核心”地区以及从属于“核心”的“周边”地区组成的。
稍微想一想就可以明白，在英国，像伍德福德这样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他们的生活是建立于在曼彻斯特近郊棉纺厂里工作的英国工人，为这些工厂提供染料、砂糖的美利坚合众国南部和加勒比海的黑人奴隶，以及提供棉花、红茶的亚洲各地农民的血汗之上的。然而，再进一步思考一下就可以明白，不仅伍德福德那样的英国人，甚至连工厂里的工人，也可以喝上加入砂糖的红茶，穿上棉织的衣物，可以说“核心”国家人们的生活全部是以“周边”地区人们的辛苦劳动为前提的。很多亚洲人和非洲人在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被迫处于从属地位，劳动成果遭到了剥削。
处于体系“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即从属各国或殖民地向“核心各国”出口农产品、矿产等食品和原料，而构成“核心”的西欧各国—后来，美利坚合众国同日本也加入其中—则面向其他核心国家和“周边”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品生产。这种世界体系整体上也被称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原因就在于此。
例如，我们知道，在16世纪的东欧，伴随着面向西欧的粮食出口急剧增加，也就是分工体制的强化，农奴的劳动强度大为加重。站在国别史立场上进行研究的传统的历史学，将此视为“封建反动”，并将这种制度称为“再版的农奴制度”。也就是说，从此时起，东欧就已经被认为相对于西欧“落后了”。然而，从世界体系论来看，“再版的农奴制度”也只不过是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这只意味着它作为从属地区，即“周边”被编入了这个体系当中而已。在世界体系的“周边”，无论是东欧的农奴制度，还是南北美洲发达的非洲奴隶制度，抑或是南印度所推行的租地农民背负繁重纳税义务（需缴纳收成的一半）的制度，都是与当地情况密切相关的强制劳动制度。这些制度尽管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既然整体上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制之中，那么它们就都属于近代资本主义劳动的形式。
霸权国家的出现话说在世界体系的历史中，时而会出现超级大国，只要它们处于核心地域，就会上演排挤其他国家的一幕。这种国家叫作“霸权国家”。它们原本就占据农业和工业生产方面的优势，还掌握了世界商业的霸权，掌握着世界金融。不过，历史上这样的国家只有三个，分别是：17世纪中期的荷兰（尼德兰王国）、19世纪中叶的英国（根据英国的强势表现，将当时的世界局势称为“PaxBritannica”，即“不列颠治世”）、越南战争之前的美国。
好在霸权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最多只有半个世纪。荷兰的霸权时代是从17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英国的霸权时期普遍被认为是从拿破仑战争开始，至19世纪70年代前半期，而美国的霸权时期更短。因此，列强，也就是多个作为“核心”势力的国家相互竞争的状态才是近代史一般的形式。
当今的世界局势是，自越南战争以后，美国逐渐丧失霸权，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表示认可。如果是这样，那么正如过去英国的霸权崩塌后不久，美国取而代之一样，美国丧失霸权后，是否其他什么地区也会再确立一个新霸权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发展势头猛劲的亚洲或许最有可能，而其中日本可以继续维持近几十年的领导地位吗？还是说，以欧洲为中心产生于16世纪的“近代世界体系”最终会吞噬整个地球，走向灭亡呢？假如是这样的话，世界是否将再次回到15世纪以前各种文化割据的状态呢？还是会变成其他什么状态？到那个时候，日本又将是怎样的情形？我们在此想要探讨的，正是作为一个“生命体”而存在的世界体系的历史。
“大航海时代”到来那么，近代世界体系是如何产生的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欧洲方面出现了不得不依靠对外侵略来拯救自己的情况。也就是说，15世纪时的欧洲仍然维持着封建社会制度，但是这种社会制度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已经陷入危机状态。作为应对这一危机的对策，从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这个“漫长的16世纪”，西欧自发开始了“大航海时代”，于是产生了一种世界性的分工体制。
在“漫长的16世纪”中形成的近代世界体系，是以西班牙、葡萄牙，然后是尼德兰、英国、法国北部等西欧地区为“核心”，以拉丁美洲和东欧为“周边”。然而，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当时是怎样的情形呢？正如当初哥伦布的目标是“黄金之国日本”一样，欧洲人开始进行“大航海”，除了不得不寻求新的经济活动场所这种推力因素以外，拉力因素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所谓拉力因素，就是指他们对“亚洲的奢华”，尤其是对繁荣的东亚生活文化十分憧憬。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没有积极面对世界体系的形成，反而站在受“西方冲击”的立场上，原因有很多，但至少这是其中之一。因为在亚洲各地—将拥有多样文化的地区统称为“亚洲”，这本身就是欧洲人的偏见—当时几乎没有需要欧洲提供的商品。
不过，虽然欧洲人的确十分向往“亚洲的奢华”，因此才走向了大洋，但他们首先遭遇的其实不是亚洲，而是南北美洲。这里有一个近代世界史的反论。美国历史学家韦伯认为16世纪以后的近代世界史是“欧洲开发南北美洲的热潮”。相对于此，亚洲真正开始开发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事实上，无论是茶叶、丝绸，还是陶瓷、香料，这些亚洲的奢侈品虽然在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中已经普及，但真正成为普通欧洲民众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到18世纪中叶为止，对欧洲人的生活或经济来说，亚洲物产还没有像来自东欧的粮食和造船物资、来自加勒比海及中南美的砂糖和白银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反过来，到19世纪为止，对亚洲任何一个地区的人们来说，欧洲物产也从未成为生活必需品。而不管是加勒比海的农场主和奴隶的生活，还是波兰的贵族和农民的生活，都离不开西欧的商品，所以说亚洲与东欧的情况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中世纪的欧洲世界到16世纪形成以西欧为“核心”的近代世界体系为止，世界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大约13世纪的东半球，也就是在旧的世界格局中，有四五个经济结合体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其中地中海沿岸有拜占庭帝国和意大利各城市，包括北非各个城市在内形成了一大交易圈。同样，从印度洋到波斯湾沿岸也形成了以单桅帆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稍逊一筹的交易圈。还有包括日本在内，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交易圈。从蒙古到俄罗斯的中亚世界，形成了第四个交易圈。13世纪后半期，由于元朝的建立，第三和第四这两个交易圈笼统地结为一个整体。另外，作为汉萨商人活跃的场所，波罗的海地区也开始发展为一个商业圈。
与此相对，后来成为近代世界体系核心的欧洲西北部，也就是现在的英国、比荷卢三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北部等，都没有真正进入前面所提到的任何一个经济圈，可以说在经济上处于中间位置。原本这一地区位于地中海世界的原型—古代罗马帝国的边境，从后来统治波罗的海交易圈的汉萨商人的活动范围来看，它也是周边部分。再稍稍往后，从尼德兰王国到意大利的被称为“欧洲支柱”的区域，开始出现毛织品工业，热闹的陆上交易活动也相应地展开了，但此时的西欧仍然没有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当时，在欧洲各地广泛普及的是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经济组织。“封建制度”一词，指上层领主将手中被称为“封土”的土地“下封”给臣属，作为其服军役的封赏，这是一种自由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叫作采邑制）。但是，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层面来说，这种制度总归可以说是握有裁判权的领主，即贵族将农民生产的经济剩余几乎全部握在手中的一种社会制度。
作为地租和纳贡落入贵族手中的这些经济剩余，基本上都是以实物，也就是粮食等产物的形式存在。如果不将这些东西在什么地方卖掉，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欧洲的封建社会并不是封闭式、交换较少的“自然经济”。封建社会也必须与达到一定程度的商业或城市并行发展。
不过，在封建社会，并没有实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作为证据，比如在距离较远的地区之间，商品的价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利用这种价格差异而经商的那些人就是“两地商人”。就这样，在封建社会，随着人口增加，生产力也提高了，两地贸易和地区内交换同时发展起来，城市也得到开发。西北欧的12至13世纪，因为人口增加，大面积开垦耕地，甚至被冠以“大开垦时代”之名。通过这些活动，“欧洲支柱”确立了。
荷兰著名农业史学家范·巴斯指出，以1150年左右为分界线，西欧达到了“农产品间接消费”的阶段。也就是说，多数人甚至连粮食这种农产品都不再自给自足，就连生活必需品这样的基础物资，也有更多的人要从别处买进来。可以看出，即使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可以说，庄园经济随着商品交易的发达，也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生产的单位。
但是，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停滞了，作为对策的“近代世界体系”建立后，这种也可以被称为“万物商品化”的现象急速发展，并且直到今日一直是贯穿历史的潮流。例如，薪金劳动这种形式，是将劳动力，也就是将人也变成了“商品”，土地也成了商品。到了产业革命以后，甚至连“教育”“育儿”等家庭或共同体的职责，也都被“商品化”了。从16世纪到现在，近代世界体系的历史彻头彻尾就是“万物商品化”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地球上所有地区被卷入这个过程的历史。
封建制度的危机12、13世纪持续扩大的西北欧经济，进入14世纪后，其发展趋势发生了逆转，呈现急剧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封建制度下的人口增长和商业发展是有限度的。从粮食价格下降等一系列证据都可以看出，人口已经开始减少。而遭受黑死病（鼠疫）或战争灾难的地区，人口更是出现了骤减，一部分耕地被废弃，荒废村庄随处可见。这么一来，庄园里的劳动力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与领主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在政治方面，之前由封建领主占主导的统治制度陷入了危机。以武装暴动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农民抵抗愈演愈烈，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不满的风潮如地方病一般席卷而来”。领主（贵族）阶层与农民之间围绕着经济剩余分配的斗争激化了。
如此这般，到14、15世纪时，在欧洲所有地区，之前的社会体制都陷入了“危机”状态。这种危机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原因是什么呢？对此已经有了很多种看法，归纳这些意见并不是那么简单。但是，仅从已经显示出的人口减少、物价下降这一趋势来看，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存在着危机。这就是人们说的“封建制度的危机”或者“领主制度的危机”等。
究竟是人口减少给“封建制度”及“庄园制度”带来了危机，还是恰恰相反，是封建经济的停滞不前导致了人口的减少？这是存在意见分歧的地方。也就是说，是应该说黑死病是“危机”的直接原因，还是应该说经济体系出现僵局导致了人口的减少？这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直没有结论。因为比如，在16世纪英国的地方史当中，将对鼠疫和新型传染病流感等的研究与对饥荒的研究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它们重叠的地方，也可以看出歉收之年营养失调的人们对疫病抵抗力弱。
不管这种“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作为应付“危机”的对策，毋庸置疑是建立“近代世界体系”，即以欧洲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在生产出现停滞的状况下，领主与农民之间围绕分配份额而产生的斗争日益激化，所以彻底摆脱这种危机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可以用来分配的“蛋糕”变大一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西欧人在西欧内部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以“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契机，人们真正行动起来确立远远超越西北欧范围的“欧洲世界体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大背景。
毋庸讳言，本书并不支持这样的世界史的见解，即认为欧洲因市民革命及产业革命取得了“内部成长”，而落后的亚洲及非洲长期不思进取、无所事事。我们在这里想要表达的观点是，被称为欧洲近代化（市民革命）和工业化（产业革命）的现象，也都是世界体系变动中的一环，并且只有在与东欧、拉丁美洲、亚洲及非洲的互动中才可能出现。
处于“核心”地位的近世国家之形成近代世界体系形成的时候，在构成其“核心”地区的西欧，产生了比较强大的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家机构。历史学家称其为绝对王政。而在周边地区，很多国家丧失了权力，变成了殖民地，国之不国。当然，说那些绝对王政的国家权力比较强大，只不过是相比较而言的。16世纪及17世纪时的国家还没有警察，由佣兵组成的军队也没有完全成形，与法国革命后的国民军截然不同。因此，与再后来那些成为“核心”国家的国家权力相比，近世欧洲的绝对王政，只能说是一种极为脆弱的权力。由17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博须埃等人开始倡导的、以詹姆斯一世为代表的很多绝对君主都主张的“王权神授学说”等，一般被认为是为了掩盖王权虚弱的一种“逞强”的表现。但是，单纯强调这一点，就变成了把历史放在某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考察。而从同一个时代的整个世界这个立场出发，应该说绝对王政确实是“绝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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