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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天堂:鲁迅小说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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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庆东

出版社北京大学

ISBN9787301343722

出版时间2023-11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99元

货号1203110885

上书时间2024-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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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孔庆东,人称“北大醉侠”,被誉为“继钱锺书以来真正的幽默”!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坛主,新浪文化博客首席博主。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曾高票数当选北大“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暨十佳教师”。孔老师博古通今,有奇才异想,写文犀利独到、天马行空、任意挥洒。
二十余年来,孔老师先后写出当下中国罕见的痛快文字,其《人间呐喊》《地狱彷徨》《重来故鬼》《金庸者谁》《47楼207》《空山疯语》《超越雅俗》《正说鲁迅》等书一直畅销不衰。

目录
目 录

1     熟悉的陌生人——鲁迅者谁
29    古今中外坐标点——鲁迅小说综论
53    空空本课——鲁迅思想的形成
85    可疑的叙事者——谁在写鲁迅小说
118   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鲁迅小说的叙事美学
144   蒙着小说的名——解读《〈呐喊〉自序》
164   叫喊和反抗——《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93   紫水晶的柱子——意象主义与鲁迅小说
218   爱卿平身很亲切——鲁迅小说的意象
249   狂人又当官了——鲁迅小说的内在矛盾
272   很好的月光——鲁迅小说的元文学性质
304   薛定谔的猫——怎样读鲁迅小说
336   开天辟地讲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365   汉语魂和民族魂——解读《斯巴达之魂》
390   放低了身段陪我玩——解读《怀旧》
419   异化与归化——鲁迅的语言和翻译观
437   忠诚于鼻子——鲁迅的翻译小说
468   附录——解读《影的告别》

内容摘要
本课一是希望大家认识文学。我们原来对文学的种种知识可能需要进行调整和反思,文学不是知识,而恰恰在知识之外,尤其要反知识,要打破你受到的很多知识性的教育,让我们理解人之为人。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是人有文学。有点无聊的东西、超越性的东西,有点不直接跟吃饭挂钩的思考,这是高级动物的标志。 其次我们再一次认识鲁迅,通过这个课我们可能发现鲁迅原来是这样,原来是我们不认识的,属于“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每次看鲁迅应该仍然有些陌生感、有新鲜感,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一百多年来的根基,是先有了鲁迅,从文学的意义上说,鲁迅是我们的文学国父。
这个课最后的一点意义,是希望大家来认识自己。我们又不做学问,又不当鲁迅研究学者,读鲁迅、读文学干什么?现在阅读这么方便,可是人却更“方便”地迷失了自己,“我是谁”的问题在今天格外突出,通过学习鲁迅能够让我们知道“我”是谁,“我”是否存在着,存在着的这个人是“我”吗。“存在者谁”这个问题,直接进行哲学思考未必得到哲学结论,但通过文学思考可能更方便地进入一个大道。

精彩内容
异化与归化——鲁迅的语言和翻译观(节选)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探究鲁迅的小说,就是鲁迅的语言。一说到语言问题,中学课上的老师只是讲语言好、语言的各种特点——语言优美啦、语言精练啦,等等,大学老师会讲什么美学风格之类的。而我想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探讨鲁迅的语言——从翻译的角度来探讨。
……下面我们就直接说鲁迅的翻译。不知道大家中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像《死魂灵》这样的译文,我上中学的时候是学过的,我觉得很奇怪,也感到很有味道、很好,但是同时会觉得鲁迅的翻译,跟他的创作一样,不好懂,要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去理解。“不好懂”是当年就有人批评鲁迅的,这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场论战,关于“硬译问题”的论战。鲁迅是公开主张硬译的,鲁迅故意用了软硬的硬,就像我提倡年轻人要读硬书一样,不要读软书,要读硬书。鲁迅的硬译受到了梁实秋的点名批判。梁实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我们知道梁实秋是新月派的理论家、理论大将,也是著名的翻译家。梁实秋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还编过英汉大辞典,所以梁实秋在翻译上是具有权威性的。
但是当年梁实秋对鲁迅的翻译风格有看法,《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这篇文章批评鲁迅的这种翻译叫作“近于死译”。鲁迅说是“硬译”,梁实秋说是“死译”,读的时候要“硬着头皮看”,而且是“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东西来,所以“‘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梁实秋是从阅读的角度、阅读感受的角度来批判鲁迅的翻译。其实他隐藏了自己的阶级性问题——后来蔓延到阶级性问题的时候,鲁迅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鲁迅在这场论战中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我们文学研究界,以前都很注意后一个词儿,就是“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后来有一个革命文学家叫冯乃超,冯乃超批评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说我不知道我是谁的走狗,我也没拿谁的钱,你怎么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啊?后来鲁迅说那你就是资本家的乏走狗。由于这个争论很热闹,大家都去关注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了,但其实硬译问题本身也很重要,它关系到一个翻译理论问题。
鲁迅怎么回答这个“硬译”“死译”的呢?鲁迅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其实鲁迅声称“硬译”就已经把这个答案放在那里了,我就是硬译的,本来就不是软的;我翻译这个东西的目的不是要让读者爽快的,我的东西不是流行歌曲,“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翻译有其目的,你翻译的目的是什么?严复为什么要把西方小说都翻译成那个样子?跟严复同时代还有其他一些翻译家,他们不光是像严复那样翻译成中国故事,还改原文——原来的故事不合乎中国文化,就给它改了。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谈得惊天动地的,他给直接翻译过来了;后来那男的死了、女的改嫁了,他说这不行啊,怎么能改嫁呢?不是要从一而终吗?所以他就把情节改了,改成从一而终了。这就强行把外国文化翻译成了中国故事。改成那样,就是让读者爽快。
而鲁迅翻译的目的往往是让你气闷、憎恶、愤恨,你们为什么要让读者读了爽快呢?鲁迅说“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鲁迅反击梁实秋,“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鲁迅一棍子把新月社一船打到了——你们写诗的、写小说的、写闲话造谣的,还有你这个理论家,还有潘光旦,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理水》里面那个学者,还有你们的外国主子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你们这些合起来都是读了让人落得爽快——读了感觉“很好”哇!
我们现在的中学课堂上把沈从文的《边城》吹到什么程度了?沈从文都成了超越人类的伟大作家,千千万万的中学语文老师在那里吹捧沈从文。当然《边城》是不错的小说,但怎么就吹成那个程度了呢?因为落得个爽快啊——这多好!读了多爽!优美啊,忧伤啊!读了多好啊!就像电视剧《潜伏》里面那个女孩子说,人要忧伤,人要忧伤一下。然后翠平问她:忧伤,什么叫忧伤啊?“就是像我这样的啊!”【众笑】这就是“落得个爽快”的问题。
爽快其实也不错啊,人生也需要有一些爽快的东西,我们要听一些轻音乐,或者说我们生活中需要大量的爽快的东西;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要救人、要强国、要让我们读很多读了之后气闷、憎恶、愤恨的文字,这是鲁迅的目的,这不但是他创作的目的,也是他翻译的目的。明明人家原文就是那样的,你为什么要给改成爽快呢?这是鲁迅翻译理论上跟新月派的矛盾。
鲁迅自己的语言,其实不知不觉地受到外文的许多影响。因为他成名晚,“鲁迅”这个名字的出现已经是1918年——他周岁都37岁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他的武功早就练好了。鲁迅的语言受了多方面的影响,不局限于技法方面。从所受影响的来源讲,有两个国家对他的影响相对大一些,一个是俄国,是更深沉的、内在的那种俄罗斯情怀,博大深沉,像大地一样的情怀。我中学是学俄文的,俄语里边形容感情的词儿、形容大自然的词儿,比我们中文丰富得多;描写树林的那些词儿,各种树皮的颜色,太丰富了,所以能产生屠格涅夫那样的小说大师。
从表层上看,鲁迅的语言受日本影响很大。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深的理论问题。日语本身受中文影响很大,到了近代,这两个国家的语言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有一部分日语,本来是受中文影响的,后来又倒过来反输入中国;另外一部分日语,是它在翻译西方术语的时候找不到对应物,就只能从汉字中去找。由于日本进行维新的人都是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中文修养很高,所以他们都翻译得很精妙。比如说“革命”这个词,日本的日常语言中没有“革命”这个词,他们就从《尚书》中找到了这个词,去翻译revolution。《尚书》有“革命”,这是《易经》的思想。
我们今天所用的大多数双声词和多声词,比如说科学、社会、派出所、系主任、学院……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日本。当然,在先前,有一部分又是日本从中国学去的—有很复杂的关系。恰恰在日本这个文化特区,保留了对中文的一种非常有创造力的状态,它的创造力—使用汉字创新的能力甚至比中国本土还要强。
你们年轻人现在使用的很多网络语言,基本上是日本人先发明的。比如说“萌”,“萌”是一个中文汉字吧?古已有之吧?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人很“萌”,这是从日本来的,是日本的青年人发明的。也就是说直到今天,日本在这个方面都做得比我们好。比如说“人气”,“人气很旺”“各大商场人气”什么的,这是日本的日常用语,而且还在不断地来,有的是日本直接输入的,有的是日本通过中国港台拐一个弯儿输入中国大陆的,很多。这方面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举了。
鲁迅受日本语言影响也很大,但是他应该很清楚日语跟中文的区别。他为什么要故意保留日语表达方式呢?比如我们日常都说“介绍”,鲁迅非要说“绍介”,“介绍人”,你给我“介绍介绍”,鲁迅非要用日语的说法,他说“绍介”。其实“绍”和“介”是一个意思,介绍就是绍介,绍介就是介绍。我们说惯了“介绍”,就忘了这个词的本义。鲁迅故意说“绍介”,就让人产生了一种陌生化,你要想一下,在这一刻你就回到了这个字的本初,回到了造字的那一时刻;你觉得又陌生又新鲜,就好像你久未见面的亲人,这是如此亲切!所以鲁迅说“绍介”,它起到了语言原初的那种作用,这都有鲁迅独立的思考。
技法之外,鲁迅透过语言去把握每一种语言背后的民族胸襟与民族情志。人的精神实际上会外化到语言上,说不同语言的人的胸襟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大的语种还是小的方言。比如我们对某一个地方人的印象,往往是离不开语言的。我们到上海街头听上海人说话,到武汉街头听武汉人说话,即使听不懂,也能感觉出很多气质。比如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六到武汉》,我现在去武汉已经十多次了,在武汉街头虽然听不懂,但听他们说话好像听吵架一样,他们声音很大,很像吵架,但是仔细看不是吵架,可能还是很友好的聊天。但是到上海去你再看看,你听着是很温柔地在那里抒情表白,其实就要动刀子了,吵得很激烈。
鲁迅自己的语言受了很多外文影响,加上他自己原有的语言,就形成了他的“鲁迅文法”。学界对于鲁迅文法一向就有质疑。我曾经当过中学老师,我三十年前当中学老师的时候,班上的语文课代表就质疑鲁迅,他说,老师,鲁迅这不都是病句吗?后来我就知道不光他一个人,天下有很多聪明的学生都认为鲁迅写的是病句。“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到底“大约死了”还是“的确死了”?鲁迅不会说话吗?可以找出鲁迅的很多“病句”。刚才我们举了梁实秋,几十年前还有著名学者李敖,近年还有一些年轻学者,这形成了一个脉络,他们认为鲁迅是文法不通的人。
李敖曾经在电视上举出一些常见的鲁迅名言,他说“你看这叫什么话,听不懂,什么叫‘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完全不通嘛!鲁迅连中学生水平都没有”。我很钦佩李敖,他是胡适的学生,他对胡适是绝对忠诚的;一个学生誓死忠于自己的老师,自己老师看不惯的人他誓死要往死里打,这种忠诚我很佩服。但是他认为鲁迅连文法都不通,我觉得这损害了他自己的名誉。李敖是一个同时跟国民党作战、跟“台独”作战—两线作战的横站的英雄。但是自从国民党被打得差不多之后,李敖老是打“死老虎”,就像后羿一样,没有封豕长蛇可射了,他开始射鲁迅。但是在鲁迅的语言问题上,他的学问还不够。
一直有质疑鲁迅文法不通的人,可能再过些年,就要有人质疑鲁迅不会写字、不会画画了,鲁迅的这些设计方案可能都会被否定,这个也很好玩儿。
我刚才提到严复,晚清的时候,严复提出一个很具有中国气派的翻译标准,三个字:“信、达、雅”。很多翻译家都秉承“信、达、雅”,我到北大之后,北大那些著名老师也说翻译的标准就是“信、达、雅”,而且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信就是真实,人家什么意思你就翻译成什么意思,这就叫信;第二个要达,要通顺,光真实不行,还要通顺;第三个阶段最难,是雅,还要“雅”。我初听到这种理论之后是挺赞成的,对呀,就像我们说话一样啊,第一要说得真实,不撒谎;第二要说得通顺,让人听明白;第三还要说得漂亮,这不挺好的三段论嘛,是对的呀。
所以后来我接触到鲁迅的翻译理论,是努力地去消化的,才知道原来“信、达、雅”不是最高的标准,这个标准有时候甚至都是可以商量的。如果原文不雅,你为什么要翻译得雅?原文不雅你翻译得雅,那不就是不信吗?那不就是撒谎吗?原文不达,你为什么要翻译得达?这三者的关系原来是这么复杂!所以我就越来越不相信翻译。
我相信,两国领导人说话的时候,那翻译一定是很有技巧的,他不会全部翻译。所以两国领导人如果不是自己对语言有敏感,单听翻译的,很可能会误事儿。你看毛泽东,他就不完全相信翻译。比如说翻译员翻译“纸老虎”的时候,把“纸老虎”翻译成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就听出来翻译得不对,当场纠正:不对,纸老虎就是paper-tiger。(李光荣、李娜《毛泽东与英语的不解之缘》)你看他关键时刻把得住!
鲁迅很尊重严复等老一代翻译家,可是他为什么不信任“信、达、雅”这一套呢?鲁迅借着翻译论战在中国普及了他的翻译思想,就比如说翻译日语的作品为什么要像日语?翻译欧美的作品为什么要像英语?鲁迅说“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在一个转折的时代,翻译往往也参与了一种新时代语言的构造,没有这一百多年来的翻译,我们今天写文章说话都不是这样的。不论你的民族立场如何,只要一接触一翻译,双方都会发生改变。“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个引号里的话是梁实秋的话,梁实秋说鲁迅那个“死译”我读不懂,我读鲁迅的时候我得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他本来是贬低鲁迅的,但是鲁迅说,你说的是对的,你读人家的文字就应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啊。你为什么稀里糊涂地一眼就读过去呢?那个才是不对的,你那不就是讲求爽快吗?你读我翻译的东西就是要按照线索去读,当然这样是“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你慢慢就熟悉了,就不用再找了。
我们现在都习惯了读那种欧式的长句子,你是考上北大的人,你读那些句子一点都不觉得吃力。比如一个句子有多重的关系——因为什么,所以什么,虽然什么,但是什么,结果……而且——这都不是中国古人说话的方式,我们的前人没有这么说话的。但是这一百年来就这么说了,说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不用再说,哦,这是“虽然”,“但是”在哪儿呢?你不用再这么读书了吧?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一眼就读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变了,当然我们这种变并不是投降卖国。
所以鲁迅的翻译,他是重视创作的意思。在这一点上,鲁迅倒和新月派、郭沫若、其他一些作家有共同的观点,就是别看不起翻译,翻译要等同于创作,甚至比创作还难。我们今天翻译水平这么低,原因有很多,我也为学外语的朋友说句公道话,翻译的稿费太低了。我觉得翻译可能比创作更费时间。创作你怎么想就怎么写对吧?可是翻译不是啊,它本身是创作,然后还有对错的问题,往往翻译一本书费的时间比自己写一本书还要多。单从劳动力的角度讲,我认为翻译的稿费要大幅地提高,甚至要高于原作,否则谁去做这种翻译的事儿啊?就变成水平差的人去做了。
关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接触、创作新语言问题,鲁迅还举了唐译佛经、元译上谕的例子。佛教进入中国经过了一千年的翻译过程,人家本来就是一种异质文化,人家的概念你都没有的,中国原来没有这些词儿,怎么翻译?如果要采取归化式的翻译,那就不要取经了,自己编一套经书好了。取经就要尊重人家的经。
所以佛教里的大多数概念,是采取不翻译的态度,也就是鲁迅的“硬译”,如果你对一些基本的佛教概念没感觉,那你就读不懂佛经。比如说“佛”这个词儿,就是硬译的,就叫佛,你爱懂不懂。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也不懂什么叫佛、什么叫菩萨、什么叫罗汉、什么叫和尚。每天有那么多的人问我,你为什么叫孔和尚啊?据我所知,你结婚了!听说你还喝酒还吃肉,你为什么叫和尚?我跟那些人解释不过来,到今天都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和尚,不知道什么叫佛。但是你能用另外一套词儿来编吗?那更不好。你爱懂不懂,这个词儿就硬译了,就这么写。但是慢慢地有很多概念,我们似懂非懂地通了。比如“过去”“现在”“未来”,中国古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现在有这个概念,要感谢佛教,这是佛教传给我们的。经过一千年的斗争,佛教诞生地几乎没有佛教了,佛教成了中国的一个文化的支柱,我们成了“佛之国”。同样,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现在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地,还有多少人讲马列?
所以翻译和接受本身有“双方都要变形”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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