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

本书全名《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简称《陆疏广要》，是明末人毛晋对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相关名物诠释的扩展及探讨，它包括了自晋至明历代学者的主要成果，参以己见，广而不滥，故称“广要”。

一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简称《陆疏》，作者陆玑，现在已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定论为三国时吴人，字元恪，吴郡人，官至太子中庶子、乌程令。其身世仅有这些，本无须辞费，但《陆疏广要》以及明代所有的《陆疏》刻本均署作唐人，所以又不得不做些分辨。

《陆疏》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言“《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乌程令吴郡陆机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作“陆玑撰”，按例不署朝代。《宋史·艺文志》亦作陆玑，在《毛诗》类中排序在汉郑玄后、唐孔颖达前。另《隋志》及北监本《毛诗正义》均以作者为“陆机”，自指二陆之陆士衡，虽然也是吴郡人，早为《资暇集》纠正，言士衡不治经学，所以后世著录便以“陆玑”为正。

至于陆玑的时代，在宋之前本无异辞，俱认作三国吴人，但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有言：“其书引郭璞注《尔雅》，则当在郭之后，亦未必为吴时人也。”是以陆玑当在郭璞之后，却并未言为何时人。而到了晚明，连出几种《陆疏》刊本，却全署为唐人了。《四库提要》把毛晋说成是此误的始作俑者，实在冤枉，因为早于毛晋《广要》之前，《陆疏》的流传版本，已有收入陈继儒《宝颜堂秘籍·普集》（刊于泰昌元年，一六二○）的《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署“唐吴郡陆玑元恪撰”，又有收入吴永《续百川学海》（刊于天启间）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署“唐吴郡陆玑撰”，而陶珽重辑的一百二十卷本《说郛》虽然刊成在《广要》之后，但成稿却在《广要》之前，其所收《陆疏》题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亦署“唐吴郡陆玑”，所以把陆玑误作唐人的责任怎么也算不到毛晋身上。《四库提要》言，《陆疏》若为唐代之书，《隋志》乌能著录？且书中所引《尔雅》注，仅及汉犍为文学、樊光等，实无一字涉郭璞。又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对《陆疏》的大量引用，更是唐以前人所撰之证。

在儒生看来，《陆疏》是《诗经》在毛公和郑玄之后最早的经注，其经学史上地位的重要自无可议，所以在《四库》中归入经部，而实事求是地说，它更是中国最早的名物学著作，只不过以孔子论《诗》“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一句为引，所释之名物限于《诗经》之草木鸟兽虫鱼而已。

二

关于《广要》所用的《陆疏》版本，毛晋在《序略》中并没有说明，只说对《陆疏》很早就“思一见而不可得”，“乍得而鼓掌”云云。所言“乍得”，自是意外之事，肯定不是《宝颜堂秘籍》那种易见易得的刊本。而且《广要》“取萧祭脂”条“白叶茎粗，科生”句，“科”字下有小注：“一作‘斜’，非。”而宝颜堂本正作“斜”。“维鲂及鱮”条，“渔阳、泉州”下毛氏有小注“一本作‘渔阳泉牣刀口’”，而宝颜堂本正作“渔阳泉牣刀口”。又“树之榛栗”条“今此惟江湖有之”，宝颜堂本则作“今此惟江南有之”。可见毛晋虽然有可能使用宝颜堂本参校，但并没有用它作底本，否则何必称以“一本”？“一本”，底本以外之本也。当然毛氏更不可能以陶氏《说郛》本为底本，《说郛》虽然刻于明末，但成书已经在《广要》之后，毛氏无由得见，而且见到并使用《说郛》抄本的可能性也没有。《广要》“有蒲与荷”条中有“为光如斗角”一句，《说郛》本作“为光如牛角”，明显胜于“斗角”，毛晋如果见到过《说郛》的抄本，是绝对不会置之不理的。清乾隆间人赵佑在作《草木疏校正》时，责难毛晋对尚未刊成的《说郛》本之“舛错脱弃”“未能悉加厘正”，实在是失察之至。我的鄙见，毛氏所用的底本应该是一种宝颜堂及《说郛》以外的未刊的抄本，其署为唐人，也是原本旧有，非毛氏妄加。

至于晚明出现的《陆疏》的几个版本是否为陆玑“原本”，清人的看法也各有不同。《四库全书》收了《陆疏广要》，还收了一百二十卷本《说郛》，除了这两种所包括的《陆疏》正文之外，《四库全书》另单收《陆疏》二卷，其《提要》云“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这一说法对毛、陶二本自然也适用。赵佑认为，“疑本作者未成之书，久而不免散佚，好事者为就他书缀辑，间涉窜附，痕迹宛然”。《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疏》的作者焦循说的更为肯定：“讹舛相承，次序凌杂，明系后人摭拾之本，非玑之原书。”唯另一种《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校正》的作者丁晏不同意以上说法，云：“今所传二卷，即玑之原书，后人疑为掇拾之本，非也。《尔雅》邢《疏》引陆玑《义疏》，《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并称《义疏》，兹以《陆疏》之文证之诸书所引，仍以此《疏》为详。《疏》引刘歆、张奂诸说，皆古义之廑存者，故知其为原本也。闲有遗文，后人传写佚脱尔。”

由于现在看不到明代以前《陆疏》的任何刻本和抄本，所以丁晏的“原本”说找不到切实的证据，但也不能断然否定。同样，赵佑、焦循及四库馆臣的“辑佚”说也因为缺少实证，只能算是臆测，而且也确实有可质疑之处。

首先，《陆疏》最晚的著录见于《宋史·艺文志》和王应麟《玉海》，如果这就是“原本”的话，那么在元代公私都有所藏，不会只是孤本。令人难解的是，这部流传千年、历经浩劫、部头并不大的书，怎么到了明代说没就一本也不剩了呢？

其次，即便《陆疏》佚失了，晚明出现的几种刻本都是从诸书中辑成，那么它们是何时何人所辑，为什么连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明人辑佚的兴趣远不如造伪，偶尔有之，总要把成果流布开来，但在晚明之前从未有《陆疏》付梓，而泰昌之后短短十几年间，一下子出现了至少三种以上的《陆疏》，虽然各有讹舛，但并不雷同，难道会有几个人同时掇拾成书，而总体字句上却是惊人的一致？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岂不怪哉！如果说这几种版本同出一源，那也很让人纳闷，难道一个人辑成的书，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衍生出起码三种异本？这岂不更超出常理？

再次，赵佑以“编题先后复不依经次”，遂“疑本作者未成之书，久而不免散佚”，焦循则以“次序凌杂”，认定“明系后人摭拾之本，非玑之原书”。赵、焦二氏心目中《陆疏》诸篇的正常“次序”，就是按《毛诗》顺序来排列，只有这样才是“原本”。这本身就是偏见。《陆疏》诸篇先后确实完全不按《毛诗》顺序，但并不“凌杂”。全书既以草、木、鸟、兽、虫、鱼分类，而每类中诸名物并不是胡乱堆砌，而是有它们的排列规矩的。先以简单的鸟、兽二类为例。“鸟”之以凤皇而不是以雎鸠为首，“兽”之以麟而不是以驺虞为首，正是以凤皇、麒麟在鸟兽中最为尊贵，所以把二者置于一类之始，而殿以鸨、枭、狼、猱等恶下之物。虽然这种尊卑之序未必能尽施用于草木虫鱼，但总可以看出陆玑对诸品物自有他的编次构想。另如“虫”类中序以诸虫之在草、在水、在木、在屋檐壁脚而终以蜮、虿害虫，“鱼”中以大鱼至小鱼而附以鼍、贝等水族，这总不能说是“次序凌杂”吧。草木的品种和类分比较复杂，但同是采撷，水草之荇菜、苹、藻、茆，就与山菜之蕨、薇、葍、芑等各自成组，绝不相混。全书既已类分为六种，那么每类中继续以类相从，正是名物学的规矩。《四库》本的《广要》把毛晋原书次序打乱，依《毛诗》顺序重排，焦氏的《陆疏疏》也是一样，这种不深究原书体例而自以为是地乱改一通的做法实不可取。另外，如果这辑佚的事由焦循自己来做，他对诸篇的次序会怎样排列呢？估计最简便取巧的就是按《毛诗》顺序，而不会别出心裁地去用更细密的品类排序。所以我的看法是，《陆疏》的不依经次而自有体例，反倒可以证明它更近于“原本”。

清人辑佚的眼光和手段胜过明人何止十倍，对前人辑过的书也有重辑一遍的先例，但对“讹舛相承”的《陆疏》却从来无人染指，宁可再而三地去搞“校正”。其间缘故，我想就是因为《陆疏》之“讹舛”可以用校正来完善，而其整体架构是无法以重辑超越的，何况《陆疏》中所引刘歆、张奂诸说的孤本独见，就是怎么辑也辑不出来了。

以上质疑只是就《陆疏》为明人所辑而言，如果王应麟所著录的就已经不是“原本”而是宋人辑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至于为什么沉寂数百年之后，突然在明末一下子出现几种《陆疏》，特别是出现了《陆疏广要》，这也许是纯属偶然，但也可能是一时风会所致。学术如文章，其走向往往是物极必反。明清之际的学风转移，绝对不会仅仅是国破家亡、天崩地坼的外部刺激的结果，琐杂之极则归于梳理，繁博之极则必生归纳，尚奇之极则趋向平实，明代学风的空疏枝蔓到明末已经出现转向，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方以智的《通雅》都是学风转移的标志性著作，而顾亭林、阎若璩等虽然以博雅精审震耀一代，却尚在其后。人在风气之中，未必能有所知觉，但行动往往要暗受其牵制，《陆疏广要》的撰写，也许就是风气流波之所及吧。何况毛晋作为出版家，对读书界的风气应该更为敏感一些。

三

毛氏《广要》所做的工作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对《陆疏》本文的校勘，其二是对《陆疏》所作的“广要”，其三是毛氏自己的按评。

毛氏对《陆疏》的校勘，一是用所见版本如宝颜堂本参校，如前面提到过的“维鲂及鱮”条，“渔阳、泉州”下毛氏有小注“一本作‘渔阳泉牣刀口’”，此“一本”即指宝颜堂本。另外就是采用他书引用《陆疏》而出现的异文，其中以《毛诗注疏》、《尔雅注疏》为多，如“参差荇菜”条“一作‘肥美’”，即采自二书；如“伊威在室”条“一本多一‘器’字”，即采自《尔雅》邢《疏》。又如“言采其葍”条“一本作‘花叶有两种，一种叶细而花赤，一种叶大而花白，复香’”，及“鼍鼓逢逢”条“一本多‘水’字”，皆采自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正如毛氏在《序略》中所言，他的为《陆疏》做广要，与订正《十三经注疏》几乎同步，所以用《毛诗》及《尔雅》二《疏》校正《陆疏》也是顺手的事。经此一层，《陆疏》的毛本在明末诸本中就更为优秀一些。

“广要”当然是此书的最主要部分。毛晋既然着眼于名物的考察，对《陆疏》名物诠释的扩展自然以名物学典籍为重，也就是说，自晋以来的《尔雅》学著作几乎囊括无遗，其次则草木部分广泛吸收《本草》学著作，还有就是《诗经》学著作中涉及名物者。下面为毛氏所引用的主要书籍列一清单。由于毛氏引书时或标书名而多用略称，或标作者而时名时字，为了方便阅读，也在括号中稍做注明。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毛传），郑玄笺（郑笺），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孔疏）。

《尔雅正义》晋郭璞注（郭注），宋邢昺疏（邢疏）。

《尔雅注》宋郑樵注（郑注）。

《广雅》张揖撰（《博雅》、《广雅》）。

《埤雅》宋陆佃撰（陆农师、山阴陆氏）。

《尔雅翼》宋罗愿撰。

《黄帝本草经》（《本草》、《本经》）。

《本草经集注》晋陶弘景撰（陶隐居）。

《唐本草》唐苏恭注（《唐本草》、《唐本》、《唐本注》、《唐注》）。

《本草拾遗》唐开元中陈藏器撰（《拾遗》、陈藏器）。

《蜀本草》五代后蜀韩保升等撰（《蜀本》、《蜀本草》、《蜀本图经》）。

《宋图经》（《图经》）。

《证类本草》宋元佑间人唐慎微撰。本名《经史证类本草》。

《本草衍义》北宋政和时医官寇宗奭撰（《衍义》）。

《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撰。

《通志》宋郑樵撰。毛氏所引为《通志略》中之《昆虫草木略》（《通志》）。

《诗缉》宋严粲撰（严坦叔、严华谷、严氏）。

《六家诗名物疏》明冯复京撰（《名物疏》）。

这个书单都是踏踏实实的大著作，构成了“广要”的骨干。此外毛氏虽然也多引诸经传说、历朝笔记，以及大自《玄中记》，小至《禽经》、《竹谱》等类书，但“芟其芜秽，正其淆讹”，有甄选而不炫博，举异说而不尚怪，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明人杂纂的虚夸浮滥。

毛晋的按语虽然占篇幅不多，但出自心得，也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和见识。

儒家的“博物”学就是把生物的本能伦理化，好像一切动植物的生存都以儒家的道德为规范。如《魏风·隰有苌楚》，苌楚即铫芅。郑玄笺云：“铫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长大，则其枝猗傩而柔顺，不妄寻蔓草木。”一个蔓生植物，竟然是在所禀道德的支配下生长！毛晋对此反讥道：“长楚茎弱，不能为树，牵弱于草木，又何拣择，康成乃云‘不妄寻蔓’耶？”这就可以看出毛氏明理的一面。

但物类相感而变化的谬说，毛氏却能坦然接受。“鸩彼飞隼”一篇的按语中，毛氏引《月令》“仲春之节，鹰化为鸠。仲秋之节，鸠复化为鹰”，又引《列子》“鹞之为鹯，鹯之为布谷，布谷久复为鹞”，《淮南子》“鹑化为鹯，鹯化为布谷，布谷复为鹞”，然后议论道：“可见鹰、隼、鹑、鹯、鸠、鹞、布谷、晨风诸鸟，总顺节令以变形。”这种思路就与对生物的研究南辕北辙，永远也不会接近科学了。

名物学只靠在书斋中翻书是做不彻底的，毛氏也明白“参之确闻的见”的重要。但“确闻的见”说得容易，真做起来却大有深浅之别。如果所“见”只是从庭院走到山野去“目验”一下，那就往往流于一时的表相。而“闻”对毛氏来说自以书册记载为大宗，但如果不能有相当的胆识，也往往让真知灼见失于交臂。比如“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最早的解说见于扬雄《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陆疏》亦沿其说。但南朝陶弘景在《本草注》中揭出“是先生子如粟在穴，乃捕他虫以为之食”的真相，后世的唐段成式、宋范处义都在实验之后得出同样的结论，《本草》学者如寇宗奭、李时珍等人也都赞同陶隐居之说。但毛晋既不信陶说，自己也不肯做一做并不复杂的实验，仍然为《陆疏》之误曲为之辩，明明蜾蠃窝里是它产的虫卵和为幼虫准备的虫子食物，硬说是已变与未变的小蜾蠃，这还谈什么“确闻的见”呢？毛氏讥郑玄为了附和《诗序》而曲解物情，其实他自己在很多地方也是为了附和《陆疏》而跟着胡说的。

虽然《广要》有这些缺点，但毛氏对所见文献兼采并收，不以自己的是非决定去取，对于今天有现代科学基础训练的读者来说，这些缺点都不足以误导大家了。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共二卷，是三国时期吴国陆玑所撰，主要内容是对《诗经》中所涉及的动植物名称进行训释，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动植物的专著，对我国博物之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全书共记载草本植物80种，木本植物34种，鸟类23种，兽类9种，鱼类10种，虫类18种，共计动植物175种，所记内容包括动植物名称、形状、生态和使用价值等。明代毛晋《广要》一书，以陆《疏》为基础加以补注、订正，广搜博采，极大丰富了原书内容，是古代研究《诗经》名物的上乘之作。此次整理，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等为校本，并吸收了赵佑、丁晏等人校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