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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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者:刘未鸣//段敏|责编:胡福星
出版社中国文史
ISBN9787520525831
出版时间2021-0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38元
货号1202362629
上书时间2024-06-07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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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我所了解的曹聚仁/郑子瑜
张岱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哲学家/陈来
痴气呵成珠玉声——钱锺书/杨绛 汪荣祖等口述
学人本色文化传灯——任继愈先生印象/左文
陈垣与辅仁大学“四翰林”/金人
人生亦学问：启功先生的人情世故/李强
启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侯刚
雍容揖让贤者风范——我眼中的周巍峙/卢山
记学术勤奋生活淡泊的周培源/梁从诫
检点诗魂倦思费老——我记忆中的费新我先生/王禹时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饶宗颐先生印象/左文
季羡林：本色的学者/李红艳
顾颉刚至死不辍之治学精神/王浞华
我所知道的晚年孙犁/赵天琪
一个老同学眼中的红学家邓遂夫/陈少敏
“梅花院士”陈俊愉的梅花情结/天琪
台宗大德南海高僧——觉光法师事迹纪实/朱哲
我所知道的斯诺与海伦/陈秀霞
袁吉六先生二三事/彭景星
内容摘要
本书为丛书“纵横精华·第七辑”之一种。 该系列丛书将《纵横》杂志自1983年创刊以来刊发的文章重新筛选归类,精选出其中价值较高的文章归入各个分册,并保证每个分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以提高可阅读性。 本辑亦有主题,即“百年以来的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实业家们的群像故事”,各分册下又有各自的小主题。本册主要收录了讲述那些著名学者们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故事。
主编推荐
我所知道的晚年孙犁；
张岱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哲学家；
顾颉刚至死不辍之治学精神
精彩内容
我所了解的曹聚仁
郑子瑜曹聚仁先生是现代著名作家、记者和学者。抗日战争爆发的前数年，他只有30余岁，已经是上海的名作家、名教授了。那时候郑振铎出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长，罗致了不少的名作家、名学者在那儿当教授，曹聚仁
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我只有20岁出头，便很喜欢拜读曹聚仁先生的杂感文，觉得篇篇都隽永有味。
20世纪40年代初，四川省教育所长郭君有守，创设教育科学馆，编印《国文教学丛刊》，以指导中学国文教师的教学，尝聘请叶圣陶、朱自清二氏合编《国文精读指导》《国文略读指导》二书。二氏乃当代既有国文教学经验又富有教学研究的专家，其所编著的上述二书，对于改进全国中学的国文教学所作的贡献之大，自然不在话下。到了50年代，这两本最切实用的指导书停版已久，购置匪易。50年代中，香港语文教学研究会诸君，约请曹聚仁先生谈语文教学问题，曹先生找到了这两本书，为万千青年学子着想，将《国文略读指导》重订再版；我也为了同样的动机，将《国文精读指导》改订再版。
我的改订本于叶、朱二氏原编，只保留欧阳修的《泷岗阡表》、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柳宗元的《封建论》，其余胡适的《谈新诗》、蒋介石的《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都是当时国文课本所不易见
的，实不足与国文课中的教学指导相配合，只得删去。
至于鲁迅的《药》一篇，则改选鲁迅的散文诗《秋夜》，“指导大概”是由我来写的。理由和上述一样：《药》在当时国文课本中也不易见
，而《秋夜》一文，则几乎每种国文课本都可见到，是一篇最流行而又最不容易理解的课文。
我和曹聚仁先生，不约而同，不谋而合，一个为重订《国文略读指导》，另一
个为改订《国文精读指导》，可是我们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曾谋面，因为曹先生在香港，我则在新加坡。
此后我和曹先生虽曾有通信，但只是稀稀疏疏的。
当时香港有一位大编辑家，他的散文写得很好，学问渊博，著作甚丰，但主要是为大公书局主编了一套《新标准高初中国文课本》，一改以往中学华文课本的守旧作风，又请得香港大学中文系马鉴教授为顾问，颇受用家的欢迎。他也编写过《中国文学史》，风行一时。这位大编辑家不是别人，而是那位曾经为抗战文艺的写作态
度问题，和另一位文坛名家引起笔战、轰动一时的冯明之（即冯式）。许是他看过我改订的《国文精读指导》（1955年世界书局出版），先写信和我讨论中学华文课本和编辑问题，后来我们便成为知交。我曾到香港来看他，也曾请他带我去拜见
仰慕已久的曹聚仁先生，但不知为了什么，却相左了。
大约是1962年春天，我应邀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
中央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校及东京汉学会讲学，讲的是关于黄遵宪和周氏兄弟的诗。在这之前，我曾为商务印书馆编著一本《入境庐丛考》，于1959年出版，又曾为南洋学会主编《南洋学报·黄遵宪研究专号》，于1961年出版，颇引起了日本“黄学”学者实藤惠秀、铃木由次郎和增田涉的注意。
实藤是周作人的朋友，增田是鲁迅的朋友，也都是曹聚仁先生所熟悉的人。回来途经香港，小住数日，意外地得到我景仰已数十年的几位文坛前辈名家的邀宴，曹聚仁之外，还有创造社最年轻的作家叶灵凤（郁达夫当年写信给他，称他为“小子”，说是“畏后生也”）、李辉英（东北作家，鲁迅对他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以及大公、文汇二报的主编或编者，罗孚（当时是《新晚报》主编）和冯明之（香港编译社主任）算是比较年轻的两位。那年我只有46岁，曹聚仁先生已经62岁，他们都是我的前辈，但是对晚辈如区区者的关怀与爱护之情，真
是使人感浃肺腑！因为已不记得哪些话是叶说的，哪些话是曹说的，哪些话是李说的，以下一律用“他们”来代替这三位长者。
他们都看过我于1960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以杂文为主的《郑子瑜选集》，又都知道我当时所居住的新加坡对大陆63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一概禁止入口，其中偶然提到郭沫若，却改称为郭鼎堂，是有其苦心的。
他们又都惊异于我在那找参考资料不易的时地还能写出像《（秋夜）精读浅释》那样的小文。有一位先生
甚至带来了我那本不成样的选集，要我签名于书上。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对我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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