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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代外交史(300年文治帝国的生存之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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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外交史(300年文治帝国的生存之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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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晋生|责编:陈丽

出版社重庆

ISBN9787229158880

出版时间2021-09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72元

货号1202463708

上书时间202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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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陶晋生：1933年生，台湾知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师从姚从吾、邓嗣禹先生学习宋辽金元史与东亚史。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吴大学、西密歇根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致力于宋辽金史和中国史、边疆史、社会史研究，造诣颇深。著有《宋辽关系史研究》《女真史论》《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等。其中《女真史论》获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学术著作奖。

目录
绪论
第1章  宋代外交的背景
第2章  宋辽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冲突
第3章  澶渊之盟
第4章  外交机构和外交礼节
第5章  使节交聘
第6章  外交文书、出使报告及出使诗
第7章  增币交涉与宋辽夏三角交涉
第8章  宋辽划界纠纷
第9章  宋与辽、夏、高丽的互动
第10章  联金灭辽与北宋灭亡
第11章  宋金和战
第12章  南宋争取对等
第13章  联蒙灭金与宋亡
结论
后记
宋代外交大事表
引用及参考书目

内容摘要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有许多新的创举。作者花费较多笔墨介绍了宋代外交的各种细节，如外交机构的设立、外交礼仪与使节交聘的规范、宋辽互贺新年和皇帝生日的流程、宋辽处理划界等外交纠纷的经过。客观、生动的叙述改变了我们对宋代外交“屈辱求和”的刻板印象，从而对两宋与其他政权的互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外交成败影响政权存亡。宋辽达成的“澶渊模式”维持了长达120年的和平，宋代的两次外交失误——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则直接导致了北宋和南宋的覆亡。宋代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人反思。

精彩内容
宋代外交的主要对象是辽、金和蒙元三朝。宋代建立以前，契丹（辽）领袖耶律阿保机自五代初期即已建号称帝，其皇帝的地位，中原无人能够动摇。后晋石敬瑭用割地、称臣称子和进贡岁币的方式与契丹耶律德光议和，得到“父皇”的援助，取得中原的政权。而后晋成为契丹的附庸，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宋以前的朝代曾经用贿赂的方法应付周边政权，最显著的是利用和亲政策来笼络邻邦的君长。以岁币和土地来换取和平与政治军事的支持，则是后晋对契丹首开其端。宋代君臣对后晋的称臣纳贡记忆犹新，尤其岁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作为外交的筹码。其后两宋外交政策的核心竟是岁币，并且发展为外交方面的一种重要手段。
宋太祖虽然有心缔造大一统的帝国，但当时他的重点在于先收服南方诸国。宋太宗试图以武力夺回五代时失去的燕云地区，两次北伐契丹失败后，群臣纷纷劝太宗“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他们提出的政策是用平等的国书致契丹，以金帛和贸易以及和亲来避免战争。也就是说，当时宋已经承认契丹的势力可以和中国匹敌，恢复燕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对这样的对手，利用中原丰富的资源和物产来换取和平，即使有些委屈，却是当时宋朝君臣认为比较适当的外交政策。
宋真宗与辽圣宗订立澶渊盟约，形成“澶渊模式”，就是以外交的手段缔结和约，维持与邻邦之间的友好及和平。南宋叶适说：“以金币啖虏，本景德以来立国之素规耳。”宋朝以此模式执行外交的态度是务实和理性的，从10世纪到13世纪，约有一半的时间，两宋和辽、金、蒙元三朝维持着对等的关系。宋辽两国间的外交制度建立后，每年至少互相派遣两次使节，另派遣特使（“泛使”）解决重要问题。这样通过外交的方式建立交换信息的沟通管道，避免了误解和歧见。当然，“澶渊模式”不完全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创举，因为中国古代已经存在国际间的外交关系，历代的外交政策和制度已经具有规模。但是“澶渊模式”的内涵和与此模式相关的种种制度的建立，以及此模式在两宋和辽、金、蒙元持续运作，则是宋辽两国统治者智慧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文明的进步。 北宋的外交以维持皇帝地位及疆土完整为主要目的，用岁币来代替割地。缔结《澶渊誓书》及《庆历誓书》两次和约的外交，虽然于建立平等关系之外，致送岁币与辽是瑕疵，但是两国间的和平维持了一百二十年之久。所以可以说直到徽宗破坏和约，北宋对辽外交是成功的。
南宋建立后，新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金的实力不够，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只好屈辱求和，而岁币对金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拒绝的诱惑。高宗屡次遣使求和，提出岁币这个必要的条件。高宗也同意除付出作为贡品的岁币之外，如不能维持土地的完整，可以退而放弃一部分土地；甚至牺牲名分，对金称臣。高宗和秦桧一意求和的外交策略过于屈辱，是失败的，不过却也维持了宋金对峙的局面。
宋孝宗于北伐失败后，努力以外交的手段改变高宗的难堪困境，虽然尚无法完全维持“大宋皇帝”的名分，却与金朝达到近于平等的地位。直到金朝灭亡，蒙古骤兴，12至13世纪末的局势是南北分裂。
蒙古崛起，宋人对于是否联合蒙古来灭亡金朝议论纷纷。虽然君臣都知道应以联金灭辽的失败为鉴，但是南宋对金朝有靖康之难的大仇恨和大耻辱，联蒙灭金是报仇的好机会。可惜宋人在灭金之后，对蒙古的外交屡次失误。加以蒙古并不遵循两宋与辽金外交的“澶渊模式”，到了蒙古大军进逼临安之时，宋君臣仍冀图以送岁币和称臣来保全一隅之地，但既无效力，也为时已晚。
宋朝和辽、金甚至西夏都以赠送岁币或岁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岁币的给付，其实给两宋造成的财政负担并不是很严重。但是聘使往来，人力和物力的费用却很庞大。宋朝和辽金间每年互相庆贺正旦和皇帝生辰都需要赠送礼物；皇帝去世或新帝登基，辽金或宋朝都必须遣使带着礼物吊祭或道贺。使节团的人数虽不超过一百人，从地方到中央接待来使的费用却非常庞大。此外，对出使者的奖赏和来使的赏赐也是一大笔开支。
两宋的外交，除了沿袭历代的外交制度外，对重要敌国辽改变了传统的朝贡模式，以适应平等的外交需要，如增设了专办外交事务的机构国信所。在“澶渊模式”下，国信所为外交人员服务，组织使节团及接待来使团体，可以说是外交部的雏形。当时没有真正的职业外交家，在实际的外交执行方面，两宋和辽、金、蒙元都必须依赖大量的官员从事外交事务的谈判，由他们肩负重大的责任。两宋和辽、金、蒙元三朝的使节，处理外交事务有一个从尝试到娴熟应对的过程，有些杰出的使节能够较好地完成出使任务，有些勉力完成使命，少数则虚应故事或不遵礼节而受到责罚，有些甚至经历苦难，牺牲生命。使者交涉的事务大半属于经常性的典礼和应酬，少数的则谈判成功，与邻邦缔结条约，达到和平的目的。使节的谈判权力自然受到帝王和大臣的限制，不能自作主张。但是由于空间的限制，即由于交涉的地点与朝廷所在地有距离，不能随意往返；或由于时间的限制，即交涉时间过长，中间可能爆发战争，有时候使节不得不因应情况的变化而做出弹性的决策。例如，曹利用对辽岁币的数目，可以在寇准允许的范围内决定。又如，富弼可以决定拒绝辽兴宗提出的和亲要求，而增加岁币。至于到邻国后，从地方到中央接待的礼节是否适当，外交语言是否得体，能否争取到最大的利益，都由使人自己决定。不过，这种决定有时候是把双刃剑：有的结果会得到朝廷的奖赏，有的则会受到责罚。例如，陈襄对辽争得座位保住权利，却被责罚；又如，王伦争取到金人放弃河南地，得到奖赏。因此为了明哲保身，多数使人的行为会比较保守，不必争取更好的结果，以免出错。辽、金、蒙元三朝接待两宋外交人员的主要是汉人，辽、金和蒙元的使者，除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之外，也有渤海人或其他民族，而大部分都是汉人。出现这种现象，自然是因为使宋和接待宋使者大多要说汉语，也因为和两宋交涉，在制度上必须向中原学习，或与中原人士一起创建新的制度。
宋辽间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影响所及，俨然在东亚形成了诸国间共同的国际规范。北宋对辽夏的外交，都谨守“两国外交，不杀来使”的古训。但是到了金朝崛起，随着国际间势力的失衡，外交制度在形式上虽仍沿袭宋辽外交的模式，但实际上金和蒙古对宋使都相当残暴，宋朝对金、蒙派遣的外交人员并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他们时常被敌国拘留、虐待，甚至被杀害。影响所及，到了南宋末年，宋人也拘留甚至杀害蒙古使人。显然，在势力均衡的局面不再存在的情况下，宋辽创造的国际外交制度逐渐被破坏，而其责任并非完全由于金人和蒙古诉诸武力，宋人不能因应时代的变迁，仍然运用逐渐失效的“澶渊模式”也是原因之一。
回顾一千年前的历史，北宋与辽的统治者用他们的智慧和善意，建立了和平的国际关系架构。在这个架构下，出现了自古以来最具规模的外交制度和最大数目的外交人员，留下了珍贵的外交记录。即使有少数的外交人员受到拘留甚至被杀害，综观当时外交运行的过程，可以说是理性和务实的。最重要的是，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延续了约三百年。只是随着时移世易，智慧和善意与外交架构逐渐被消磨，而最后赤裸裸的武力结束了两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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