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第28期)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1949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1978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19世纪、20世纪和21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中国学界面向全球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都既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出于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将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人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是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于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为进一步深化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当代中国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关系，南大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将《中国研究》集刊以及“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丛书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

长江学者、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著名社会学家周晓虹领衔主编的CSSCI来源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