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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的悲伤(怎样靠自己战胜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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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妮塔·佩雷斯·索耶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社

ISBN9787512511484

出版时间2019-10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6.8元

货号1201968102

上书时间2024-06-05

大智慧小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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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安妮塔·佩雷斯·索耶（AnnitaPerezSawyer）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心理学杰出督导、博士前研究员。
著名心理医生，从事临床心理治疗30多年。
个人荣誉：2008年耶鲁大学优秀教师奖；2012年凭《那个疯了的人》荣获贝尔维尤文学评论伯恩斯档案非小说类大奖；2013年凭《好吃的悲伤》荣获圣达菲作家项目非小说类大奖

目录
序言：总有一天，苦涩的悲伤也会泛起甜甜的味道01

第一部分：被扭曲的悲伤
第一章　他们认定我疯了 003
第二章　哈姆雷特和我 015
第三章　令人恐惧的电击 027
第四章　再试一次 035
第五章　欢乐颂 045
第六章　魔鬼、圣人和哈罗德·瑟尔斯 051
第七章　更多的医院生活 065
第八章　准备做个正常人？ 081

第二部分：当悲伤遇见阳光 
第九章　从前门走出去 097
第十章　尝试一场恋爱 107
第十一章　香槟、蛋糕和生米 115
第十二章　变幻的魔法 127
第十三章　人类的“蝙蝠雷达” 135
第十四章　另一张椅子 141
第十五章　从未体验的快乐 153
第十六章　他被割掉了舌头 161
第十七章　动人的纪念 169
第十八章　新的出路 175
第十九章　正确的抉择 187
第二十章　为了今天 191
第二十一章　看我曾战胜了什么 199

内容摘要
在现代生活中，每个人都离抑郁症很近。
抑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懂它，还对它存有偏见。
悲伤是块巧克力，味道好极了。
这是一个关于悲伤、抑郁、坚持、改变和成功的故事。
心理医生安妮塔·佩雷斯·索耶，曾是一名内心充满黑暗和悲伤、有着自杀倾向的抑郁女孩。她曾被误诊为精神病并被送入精神病院，期间遭受了89次电击治疗，病情急剧加重。为了搞清楚自己的内心到底怎么了，她开始阅读心理学书籍，尝试自我的内在探索，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病情有所好转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一名受人尊敬心理学系教员和心理医生。
成功走出抑郁症的索耶，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用自己的自愈故事，给所有人上了一堂“抑郁自救”课——悲伤和抑郁并不可怕，它是命运赐予我们的考验，是我们认识真实自我的途径。所有你曾经历的悲伤和抑郁，终将成为你生命的滋养，让你更好地活下去。

主编推荐
 

精彩内容
悲伤，是心灵成长的代价。
有一天你破碎重生，所有的悲伤都将化为一份美味的食物，滋养你仍在继续的生命。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正在长大或已经长大的孩子，他们内心有伤，不善表达，不被理解；献给所有积极关注病人的、灵魂有光的治疗者；献给所有理解我、给予我帮助的家人和朋友；献给所有相信我的人。 第一部分：被扭曲的悲伤我觉得我没有疯，我只是一个对自己充满悲观，有着自杀倾向的女孩子。
但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一点，他们都被我的自杀倾向吓坏了，所以他们才会用如此粗暴的方式对待我。
然后，我就真的要疯了。 第一章　他们认定我疯了1960年5月涨潮的海水拍打在岸边冰冷的岩石上，浪花四溅散开。我们住的小屋就在这岸上。天空很晴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咸的味道。萨拉在纱门外催我快点出去。大家都想去游泳，可我完全没准备好。“你们先去吧，”我对她说，“一会儿我就去找你们，别担心。”她皱起了眉。我不愿看到萨拉因我心烦的样子，但我仍然无法说服自己动身。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像是在想该拿我怎么办。良久，她说“那好吧。”就跟其他人一起朝海滩跑去。“你也快点，别再磨蹭啦！”她边跑边喊。
那个周末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我们，或者说我高中的朋友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计划蒙托克角之行。虽说我们都是高中生，但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青少年，因为青少年应该是朝气蓬勃的，而我只有死气沉沉，无论别人说什么我都只是轻声附和。朋友们说话时，我脑中总会响起一个奇怪的声音，有点像铃声或高频的嗡嗡声，而朋友们似乎变得很遥远，就像一些我可以用手移动的玩具。
那个周末，我打算自杀。等朋友们都走后，我会在身上绑上沉重的石块，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海，直到海水漫过我的头顶，将我淹死。但我还没有想好什么时候去做。
也许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游泳，也许我还在琢磨一些实施计划的细节，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把泳衣换好。当我终于打开纱门，萨拉、芙兰，以及其他人早已不见踪影。我一脚踏进了阳光里。
我紧紧地抓着浴巾，低头看着脚一步步踩进温暖的沙子里，将一串串深深的脚印留在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我抬起头，向声源处望去，一群人正围着一辆褐色的雪佛兰，之前它并没停在那里。那好像是我父母的车。啊哦，我想。
我加快了脚步。一时间，闪闪发亮的沙子，哗哗的海浪声，与脑中的嗡嗡声掺杂在一起，让我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像是被巨大的热气球送到了空中，感觉好像飞了起来。我摇摇头让自己回到现实，步子迈得更快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站在了那辆车旁，紧挨着萨拉。她站在那儿，跟我父母面对面地站着。啊哦。
“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萨拉跟他们说。她在维护我——她的确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她看上去比她说得更担心。他们都跟她说了什么？
萨拉转向我。“你爸妈觉得你在这里不安全。”她用抱歉的语气说，“他们想让你离开，立刻。”芙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艾米丽和施特菲决定继续去游泳。萨拉向后退了几步。现在只有我独自一人面对着我的父母。我，这个被通缉的罪犯，终于要被抓捕归案了——就差当着朋友的面给我铐上手铐了。
这个场景透着一股怪异，令我感觉似乎是在做梦。
车子从长岛的尽头离开，开始了漫漫的返程之路。父亲开着车，母亲阴郁地坐在他旁边。无尽的沉默。只有每当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又一支香烟时，才会偶尔传出玻璃纸和打火机的响声。随着每一次呼吸将烟雾连同这可怕又由衷的叹息，长长地吐出，淹没了整个车厢。
我静静地蜷缩在后座上，心里自责着：如果你动作快点，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我努力集中精神，试图重塑现实，期望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象着一幅画面：我走进了海里，被淹死了，电台发布了我的死讯。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计划的失败令我难以接受，我的灵魂仿佛从现实中抽离出来，进入了另一个平行空间。车里和车外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异常渺小，而我就坐在最远的包厢里，观看着这出人间戏剧。慢慢地，纷杂的颜色消失了，时间也静止了。
“入院。”父亲嘴里叼着烟，对着门卫室吐出这两个字。一条正式到不能再正式的车道，从门卫室通往深深的某处。入院，听到这个词我不禁打了个冷战。父亲灰着一张脸，嘴里衔着香烟，听上去像个行将伏法的黑帮老大，我究竟做了什么？
车慢慢沿着山道往上爬行，几座建筑零星地分布在一大片庄园之上。最终，车停在了一座大得令人喘不过气的精神病院门前。这里离我家住的市中心不远，以前我经常能远远地看见这些建筑。高而冰冷的铁栅栏将整片区域牢牢围住，正常人是进不去的。我不属于这里。
“我发誓我不是认真的。”我绝望地恳求着坐在我身旁的父母，但他们只是看着对面的医生。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医生坐在办公桌后面，跟我父母谈着入院的事情。“求你们！不要把我留在这里！”我即将滑向宇宙的无底深渊，而我的父母是我与地球连接的唯一绳索。他们如果撇下我离开，我就完了。
三个人盯着我。无动于衷。
“求求您，求求您，求求您，求您带我回家吧。”我伸出双手，苦苦哀求着母亲。 她表情僵硬，双唇紧闭，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反对声。以前她总能用她那双深色的眼睛，带着恳求的眼神说服我，不要违背父母——实际上就是我父亲——的意愿。她垂下的肩膀，她的叹息和绝望的神情都在提醒我，如果我不听从父亲的安排，就会给她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从幼时起，我就常常有这样的恐惧：如果我不听话或惹太多麻烦，就可能会伤害甚至杀死她。此时，她的眼睛里失去了最后一丝神采，仿佛死去了一般，她的声音里没有任何喜怒哀乐。
“医生让你留在这儿。”她说，把脸别过去，“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我停止了恳求，看着他们。
身材瘦小，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父亲不停地抽着烟。他说话轻声细语——这不是他平时的风格。他并没有表示异议，而是顺从医生对我命运的决定。但从他反常的轻柔的声音和不安的手势上，我能看出，他也很害怕。
“爸爸，求您了，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努力做最后一次尝试。他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意识到，没有人会来维护我，替我说句话。巨大的恐慌不可抑制地从胸膛蔓延开来，涌向我的喉咙，从喉咙里咆哮而出。
那个男医生性格专横，瘦骨嶙峋，长着一头卷曲的红棕色头发和一张瘦长的猴脸，他身体前倾表达着他的看法。他警告我的父母，说我可能会自杀，所以不应该把我带回家去，只有他们医院的医生才有办法对我进行治疗。我的父母像是瘫痪了一般一语不发，没有表示异议。
然后我看到了使我留在这里的证据：我曾在日记里写下要淹死自己的计划，被我母亲看到了。如今我的秘密正攥在医生那双干巴、僵硬的大手里。他把日记打开，看了几页，手指在一些句子上划过。他时不时挑出一些词语，大声念出来——“危险的……坏的……肮脏的……”——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如今却从他嘴里吐出来，这是玷污！然后他翻到最后一页，念出我计划死亡的那部分。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再也听不到他说的任何东西。
“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听到自己在解释，“我没病，不需要待在精神病院。”但他们谁都不听我的。我父母签了必要的文书，然后离开了。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入院记录1960年5月30日佩雷斯小姐在其父母的陪伴下，于今日从白原市家中到此入院。在住院部的接待室，她表现得很配合，但非常害羞和害怕。她不认为自己需要入院治疗，但仍然很配合地办理好了入院手续，并安静地跟随监管人员去了住院部大厅。
——瑞恩医生
在一间宿舍模样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身体不住地颤抖。他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没有精神病。我是想死，因为我是个坏人，但那跟这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我也解释不清是如何知道的，但我就是确定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注意到还有其他五个女孩睡在周围几张床上。我毫无睡意。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整个经历也许是一场梦。而万一这不是梦，那我必须保持清醒，因为如果我睡着了，这场噩梦也许就成了真的。那感觉就像世界上的一切都被颠倒了，而我手中则握着令它恢复正常的钥匙。我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当爸爸对我说再见时，他几乎要哭了，而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母临走时是如此悲伤，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然而，我越是努力想弄清楚要如何消除这种伤害，就越难以清晰地思考。我像一艘被困在北极冰面上的船，周围都是冰，我的思绪完全被冻结。冰冷彻骨的恐惧在胸口不断膨胀，刺进我的五脏六腑。我已经对他们造成了无法言喻的伤害，唯有死亡才是我的归宿。
几周后，我变成了一个低电量模式的机器人。由于药物的作用，以及我对一切的不真实感，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电量耗光的人形机器。
不过至少我还是知道了医院每天的例行公事，也知道了大部分护士和病人的名字。我也知道了他们说以下缩写时的意思：OT（职业治疗），CO（持续观察），PT（健身时间），meds（上午、中午或晚上的特定时间分发的药物），EST（电休克治疗）。但我仍然坚决认为我不应该被关在精神病院。
尽管仍坚持着自己的想法，我还是表现得很有礼貌，让我做什么我就照做。跟护士长亚当斯夫人争论是徒劳的，她早就制定好了这里的规则：熄灯后不许讲话，如果她认为你需要更多的社交互动，你就不能留在自己房间里。她的小助理汤普森小姐，则更有同情心，也更活泼有趣。她喜欢玩大富翁和飞行棋游戏，还给我们讲她男朋友和她那三只猫的冒险故事。我对玩游戏没什么兴趣，如果护士或其他病人来邀请我参加游戏，我也会说“好的”，然后假装马上就来的样子，但是随后我就会找借口说要在房间里找件毛衣，以此拖延时间；或者我会花很长时间去卫生间，然后回来的路上故意左顾右盼。幸运的话，等我回来时，他们就已经开始玩了。
在这个楼层，大多数人与其他两三个人共住一个房间。我是新来的，所以还跟其他五个人一起住在一间大病房。病房的床脚上统一围着床裙，上面是红色和粉色、带着大叶子的牡丹图案；床上铺了配套的床罩。关着的大窗户上装饰着粉白色的窗帘。每个人都有一个梳妆台和小床头柜。墙上贴的花墙纸让人感到家一般的温馨，直到你想起你是被迫来到这里的。
从一开始，电休克治疗及其伴随而来的恐惧便主宰了我的生活。每逢周一、三、五，就会有一名护士早早把我叫醒，先给我注射一支镇静剂，并且不准我吃早饭。到了下午，我只能茫然地坐着，努力不让自己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头痛和胃痛加剧。这意味着我很少能参加其他活动——偶尔在不用接受电休克治疗时，可以选择去健身房；有时我也会参加一下职业治疗：在那里，会让我们制作茶壶座，可能就是我在小学二年级做的那种；我还会去参加女童子军，编织那种彩色绳子，然后系在方形金属圈上，如果做得好，就会赢得一枚手工徽章。
接受电休克治疗就像是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死亡，那不仅是因为医生将电流通入我的大脑时会导致严重的抽搐——如果他操作失误，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更是因为它严重干扰了我的记忆。每次醒来，我都会感到惊慌失措，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整个世界一片空白。每一次由电击引起的抽搐都仿佛是在将我切成一块块的碎片，我必须从头开始想，要如何将这些碎片拼在一起，而是否能将它们重新拼回去，谁也无法保证。
因为我每天都会忘记很多事情，所以我很难了解其他病人，跟学校里的朋友也失去了联系。我对自己说，只要我见不到他们，也就不会想念那些和朋友在一起的日子。我努力让自己不在乎这些，但我真的太孤独了。我总是感到一种莫名的心痛。很快，我接受的电休克治疗越来越多，到后来，入院之前的生活我基本都不记得了。
“哦，电休克疗法的确会影响短期记忆。”有次我跟精神病医生瑞恩抱怨失忆这个问题时他这样说道，“但长期记忆应该是不会受影响的。”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拿出一本厚厚的医学书，指着其中一段给我看，“看到了吗？”是啊，我想，如果你已经活到能写出一本书或按下电击开关的年纪，也许五年或十年对你来说就算是“短期”了。但对一个像我一样的少年来说，这个“短期”就已经是我的一辈子了。
到了晚上，看护人员会来查房，推开门，拿手电筒往床上照，检查谁睡了，谁没睡。我向来睡眠不好，而当我睡着时，我又总会做噩梦。尽管如此，被发现没有睡着的时候，我还是感到羞愧，因为我一直努力做个听话的病人，却因为无法入睡而被指责表现不好。但噩梦会让我尖叫，我自己很清楚，因为尖叫时，我会把自己都吵醒，或听到室友的抱怨。这种事情发生后，通常会招来护士的一顿训斥。老实说，在这些训斥中，我没有听到任何表示关切的话语或是出于同情的安慰。
不久，我掌握了缓慢而平稳的呼吸方式，让护士在查房时以为我已经睡着了。瑞恩医生坚持说，没人因我的失眠和噩梦而责怪我。但我不相信他。
多年来，我都被一个想法深深地困扰着：我是个卑鄙的罪人。我曾努力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天主教徒，并且每周都去教堂。但是，无论我做多少次祷告，为自己不好的想法做多少次忏悔，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做一个善良的人，都无法动摇自己邪恶透顶、不该被原谅的想法。我的使命就是让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前一年冬天，我吞下了半瓶阿司匹林，但什么事也没有。去海边淹死自己，是我实现目标的又一次尝试，然而计划失败了，我被迫入院，但我知道这是个错误。我不是有病，我只是内心很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瑞恩医生似乎无法理解这种区别。
虽然我每周都跟他有好几次面谈，但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很少有什么想法，如果有，我认为他也不愿意听。
“你跟同龄的病人有过什么交流吗？”他会问。
“没有。”我回答，“我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你在家时跟父母是如何相处的？你是如何跟你的弟弟们相处的？你的朋友平时都爱玩什么？”“我们相处得挺好，都挺好。”我会说。
我很想诚实地回答瑞恩医生，但对于他提出的那些乏味问题，我实在提不起兴趣。很多时候，我就盯着他桌子上的植物，想着他多久会给它浇一次水，是自己浇还是让用人浇之类的事。他说话时，我经常走神。当他一定要我说出对我来说什么东西最重要时，我总想说出自己的感觉：跟消除邪恶——也就是我——相比，我的朋友和弟弟怎样打发时间这样的事一点都不重要。但又苦苦找不到方法。于是我不断重复同样的解释，这显然使他非常恼火。
这具躯体从里到外，包括所有的器官、皮肤上的每一根汗毛，都让我感到肮脏和恶心。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举不出具体的事例，但我就是知道，我能感觉到。我非常肯定：我就是一个行走的罪恶本身。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诊疗记录，续1960年7月31日该患者整个月都在接受电休克治疗，至本月底总共接受了18次治疗……但她仍然进行大量的自我贬低，并隐隐有一种执拗的怨恨，这正是她这种疾病的特征……因此，她在说起自己时不断提到“人渣”这个词，但对于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人渣”，她又坚决不予解释。
……看来这名患者需要接受完整的25次电休克治疗。我认为全部都做完后她的状况一定会改善。
——瑞恩医生
入院前的几个月里，表面上的我与那个内心恐惧、日益自我厌恶的我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越来越深的鸿沟。在高中，也就是仅仅在我被送进医院的几个月前，我还是荣誉班里几乎门门都得A的优等生。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学校里最聪明、最优秀的学生。我跟他们一起制作了年鉴，一年前还一起创办了我们的文学杂志《呐喊》。
我被归到聪明学生那一类，并日渐感到自己被疏远。我讨厌参加任何所谓的特别活动，因为每次我都必须努力说服自己，我们与那些凡俗之辈——那些特别受欢迎、注重穿着打扮的学生——截然不同。但实际上那些受欢迎的孩子才是主流，他们有其他的重要事项：体育运动、约会、派对、摇滚乐。而我的朋友和我则蔑视任何典型或主流的东西（即普通的东西），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即优越感，虽然我当时强烈地抵触这种想法）。我们拒绝约会，而用“聚会”取而代之。我们听织工乐队和皮特·西格的音乐，并用吉他演奏我们自己写的抗议歌曲。
我还是一名出色的演员，虽然平日里我害羞得要命，并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我却十分擅长扮演其他人，尤其是有剧本的话就更好了。平时的我耷拉着肩膀，字写得小小的，说话声音几乎听不见，甚至都不再用“我”这个字。而一到了舞台上，我的声音就变得洪亮而有力，整个人神采奕奕。从初中开始，我每年都参加学校的演出，并且随着演出经验的增加，开始不断地挑战难度更高的角色。住院两个月前，我参演了一部戏剧——阿瑟·米勒写的《萨勒姆的女巫》，我扮演贝蒂·帕里斯，一个被卷入社会动乱的10岁女孩。我因真实又富有戏剧性的表演而备受称赞，但随着一周又一周的排练和演出的进行，我越来越相信自己变成了一个被魔鬼控制的女孩。我开始慢慢分不清贝蒂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而最终，我被这个隐隐的念头占据了。
我知道，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萨拉和苏，也无法理解我日益增长的焦虑和一心求死的想法。我已经试探过她们了。
“有个女孩觉得自己罪大恶极，并因此只想自杀，你会怎么想？”一天下午，我这样问萨拉。
“我觉得，她应该多看看自己有多优秀，然后找点更好的事情来做。”她用平时那种笃定、大姐姐式的语气回答道。
萨拉说得对，我想，是我的想法太幼稚了。
几十年后，萨拉告诉我，其实我的朋友们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变化：越来越自闭，心情低落，没有存在感。但那时他们把我的这些表现看成一种浪漫式的多愁善感，就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你有种神秘、空灵的气质，”她说，“所以我们当时并不感到担忧，有些人甚至还因此有点嫉妒你。”治疗期间，瑞恩医生经常强调我应该多参加社交活动，但我通常都不理会他的建议。有时我会看书，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静坐在那里冥想。渐渐地，我的意识、知觉变得越来越模糊、迟钝。那个曾经担心这个世界没有足够的书供她阅读的女孩，如今对自身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兴趣。眼睛盯着莎士比亚作品里的文字，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除了盼望电休克治疗快点结束外，脑子里就只想着一件事——死。
过了三个月，威尔逊医生接替瑞恩医生成了我的精神病医生，他更年轻、帅气、有活力，也更有同情心。他甚至还为电休克治疗带来的那些副作用——恶心和失忆——表示了歉意。我喜欢这个医生，他似乎也挺喜欢我。
我的思维变得清晰起来，说话也流畅多了。我也不再总是感到厌恶自己，生活又重新拥有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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