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失败：为什么会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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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非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42848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69元
货号1202536452
上书时间2024-06-0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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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简介
美国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它没有直接的压迫原因，其爆发的缘由是复杂却又理性的。为什么英国当时的执政者不能保住自己的国家？为什么各殖民地终会选择独立？《帝国的失败》描写了美国独立战争前英美双方的政治斟酌，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其实是英帝国的一次内战，而内战的结果是英帝国的分裂。《帝国的失败》通过对北美殖民地的治理结构、大英帝国在七年战争之后的帝国改革运动所造成的危机的分析，全方位向读者展示了美国革命的独特性。
作者简介
郑非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任教于上海政法学院，从事比较政治研究，对族群政治、帝国政治与后发展国家政党政治感兴趣。著有《帝国的技艺》《帝国的失败》《帝国的分裂》等多部作品。
目录
导言 / 001
引子 / 047
第一章帝国政治结构 / 051
一 不列颠“善意的疏忽” / 051
二 缺乏经验的帝国 / 073
三 没有宪法的多元帝国 / 085
第二章 帝国危机 / 097
一 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次危机 / 097
二 战争爆发前的精神革命 / 114
三 自由之光渐渐熄灭 / 138
四 错误的人事政策 / 147
五 一切为时已晚 / 155
第三章 波士顿“大屠杀”始末 / 163
一 波士顿社会冲突的众生相 / 171
二 血案的祸根 / 196
三 “自由之子”的嫌疑 / 204
四 惨案发生之后 / 215
第四章 挽救帝国 / 241
一 行不通的方案 / 241
二 得过且过的帝国 / 255
三 失去耐心的乔治三世 / 275
四 灰心丧气的富兰克林 / 288
五 无能为力的美洲之友 / 308
第五章 帝国的解体 / 325
一 第一次大陆会议 / 329
二 挽救帝国的最后努力 / 337
三 大英第一帝国落幕 / 345
结语 / 367
参考文献 / 379
内容摘要
美国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它没有直接的压迫原因，其爆发的缘由是复杂却又理性的。为什么英国当时的执政者不能保住自己的国家？为什么各殖民地最终会选择独立？《帝国的失败》描写了美国独立战争前英美双方的政治斟酌，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其实是英帝国的一次内战，而内战的结果是英帝国的分裂。《帝国的失败》通过对北美殖民地的治理结构、大英帝国在七年战争之后的帝国改革运动所造成的危机的分析，全方位向读者展示了美国革命的独特性。
主编推荐
※美国革命不是民族解放战争，逆转对美国独立的陈旧认知美国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在其他的革命中，人们拔剑出鞘是为了捍卫受到侵犯的自由，反抗那正在威胁着社会核心的压迫。”但很难说美国革命是由于这个爆发的。对北美在英国治理下的生活的优劣，无论是从人均税负、居民身高、生活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英国贸易法规给北美施加的直接间接经济负担来衡量，英国在北美的统治说不上严酷。正相反，可以说是善治的典范。当时的北美人民普遍都有英国认同。那么，为什么北美还会独立出去，就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转变两个旧观念：不要把北美的独立看作是殖民地对帝国的反抗，而应该看出，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英国内战。北美独立不是战争的起因和目的，而只是内战的结果；应该从英帝国的整体环境来考虑美国革命问题。※帝国统治离心离德，边缘跳船，挑战中心与其说美洲革命是一场反抗暴政的起义，不如说这是一次“跳船”行动。从根源上来看，使北美人离心离德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英国统治的不放心。英国国内政治的弊陋和腐败导致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十八世纪英国正在经历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君主立宪制与议会制的争斗、大众社会与大众政治的兴起、政治改革呼声与社会运动都在摧毁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治的信心。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确定自己在处于一场由政治和社会腐败引发的宪法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心态极大影响了他们对英国诸项殖民地政策的判断。※帝国结构不稳，应对失当，矛盾冲突一触即发英帝国的政治结构有严重缺陷，这种缺陷激发了北美与英国之间的矛盾。英美双方一直在寻找一条帝国框架下满足彼此需要的合法出路，他们思考了若干种方案，但是这些方案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无法实行。由于宪法结构上的缺陷，北美和不列颠两方的妥协空间减少，敏感性与脆弱性增高。不列颠人的应对实在不当。尽管从国王到大臣未必存心为恶，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好，一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美洲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二，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又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这些行动策略极严重地恶化了局势。
精彩内容
第三章波士顿“大屠杀”始末1770年3月5日，是一个寒冷的新英格兰冬日，对坐落在马萨诸塞湾上的殖民地城市波士顿来说尤其如此。那天夜里，波士顿街道被厚达30厘米深的积雪所覆盖。如果不戴帽子走在室外，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行人的耳朵就会因为严寒刺痛起来。
那天晚上，约翰·亚当斯正好在波士顿南方的一个朋友家中和一帮老朋友聚会。时间刚过晚上9点，突然从屋外传来一阵钟声。于是这帮绅士抓起帽子和外套冲出屋外，准备帮忙救火。在以往，这种钟声就是召唤救火的信号。当时的波士顿还只是个小城，人口为1.6万，差不多人人相识，守望相助自是本分。
当时的波士顿三面环海，只有一条狭路通向大陆，海岸线不怎么规则，城里还有三座小山，所以波士顿的街道也不怎么周正，像羊肠小道一样延伸开来。在这些狭窄道路两旁，矗立着红色、整齐、挨得紧紧实实的砖房。
当亚当斯一帮人冲到街道上取水的时候，想必周遭声音嘈杂至极，街道上混乱不堪，不停有人跑来跑去。过了一会，有人过来告诉他们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在国王大街上的镇议会大楼前，英国士兵朝波士顿居民开了枪，杀伤了其中的一些人。亚当斯随即赶往事发地，但是没有发现什么，街上仍然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以及荷枪实弹赶来的成连士兵。
由于担心自己正在怀孕中的太太，约翰·亚当斯急急忙忙回到家中。那天晚上，镇上还算宁静，但亚当斯想必思虑万千。在他日后的回忆录中，他是这么说他当晚的思虑的：“在过去的许多个月中，有些人一直想办法在波士顿的下层民众与士兵之间挑起争吵与格斗，点燃彼此的憎恨。我怀疑今天的事情是有人刻意挑起的。……波士顿人团结起来，要求国王撤走军队，比起煽动起目前这种激烈情绪要好得多，后者只会带来持续不断的民事或刑事诉讼，使得整个镇子纷扰不定。不列颠政府的意图还没有完全显露，我们不知道（这样搞），城市是否能得到乡村的支持，本省能否得到新英格兰其他殖民地的支持，更不用说新英格兰是否能得到其他地区的支持。”第二天早上，当他坐在镇议会旁边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内的时候，一名身形矮胖、面色红润的人满面泪痕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这个人名叫詹姆斯·福瑞斯特，是一个爱尔兰裔的商人，他恳求道：“我到这来，是为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寻求帮助，这个人就是普瑞斯顿上尉，他被关起来了。”普瑞斯顿上尉是枪击事件中英军小队的指挥官，事发的当天午夜，他被带到镇议会，在法官面前经受了一个小时的审讯，然后被立即关押起来。“普瑞斯顿上尉想找一个辩护律师，却没有人肯帮他。约书亚·昆西先生答应出庭，但只有在您愿意出面协助的情况下才行。”约翰·亚当斯当时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律师，他是一个有百年家世的农场子弟，哈佛学院的毕业生，也是4个孩子的父亲。那一年（1770），他34岁。在新英格兰人中间，约翰·亚当斯算是中等个子，大约1.70米到1.73米高，身材可以称得上肥胖，有着粗壮的肩膀和一张圆脸，有秃顶的迹象。他相貌普通，穿着朴素，内心狂热，眼神活跃。他很爱说话，人们也都知道他很能说。很多人，包括一些欣赏他的人，都希望他能少说点。他这么能说，一方面是由于他生性活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阅读广泛，能和人们讨论任何话题，“就像一艘能够驶向任何方向的帆船”。他热爱知识，出外旅行的时候，他总会带上一卷书，他会告诉自己的儿子，“只要包里有诗，你永远都不会感到寂寞”。
上帝赋予了亚当斯一副平平无奇的外貌，让他自豪又敏感，他追求荣誉，固执，容易冲动，思想锐利，为人热忱。日后，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次描述亚当斯时说：“总是很诚实，有时很聪明的人，但是有时在一些事情上，他又总是完全没有常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本杰明·纳什是这么形容他的：“他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毫不畏惧其他人的看法和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他根本不懂得掩饰自己。”约翰·亚当斯对公共生活很感兴趣，有一次他写信给自己的妻子：“我胸中有着对祖国和她的朋友的一腔热情，无法隐藏、难以抑制。”1765年，当时的波士顿正为印花税法案闹得沸沸扬扬，群众运动蜂起。他动笔写下一篇文章，题目叫作“论宗教法规和封建法律”。在那篇文章中，他坚决认为，美洲的自由是美洲移民们通过其勇气和牺牲早已确立的一项权利。那个时候，他还为自己的故乡布伦特里起草了致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代表的文件，要求“无代表不纳税”，拒绝接受海事法庭的无陪审团裁决。
到了1768年，他在别人眼中已经是一位诚实能干的律师，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名字叫作乔纳森·休厄尔（JonathanSewall），当时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检察官，应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的要求，聘请亚当斯出任海事法庭的法律官员。这是一份美差，也是通向高官厚禄的途径，但亚当斯拒绝了。休厄尔询问原因，他回答道：“［伯纳德］对我的政治原则、思想体系、我的交往和我的朋友都很了解，他也知道国王、大臣、国会以及大部分的英国民众所坚持的体制同我的权利观、正义观和政策理念毫不相符。”这样一个在波士顿地区土生土长的聪明人，对当时的各种事件都有亲身经历，怎么会不清楚福瑞斯特这个请求背后所蕴含着的复杂局势以及相应的危险。
那天晚上，约翰·亚当斯所目睹到的平静，就像风暴骤发之后人们暂时的宁静，是震惊的、手足无措的反应。这是数十年来军队士兵第一次朝平民开枪。枪击事件发生时，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代理总督托马斯·哈钦森正在城市北面自己的家里，得知消息后，他立即赶到国王大街的议会大楼（OldStateHouse）。在那里，他发现一大群愤怒的波士顿市民聚集在一起。他们要求撤走军队，严惩凶手。哈钦森总督首先在楼下见到了普瑞斯顿上尉，他训斥道：“先生，除非你得到了地方治安官的许可，你怎么能向公众开枪呢。”2镇议会的楼上，许多殖民地参事会的成员也已经赶到，在安抚了他们之后，哈钦森总督走到二楼的外阳台上，俯视着大批的愤怒民众，请求他们镇静下来，用司法解决问题：“让法律行其道吧，我会至死不渝地坚守法律。”人群暂时撤走，但这并不是事件的完结。第二天中午，一大群市民聚集在法纳尔大厅（FaneuilHall），推选了一个15人委员会，委托他们向哈钦森提出要求—军队必须立即从波士顿撤离。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47岁的塞缪尔·亚当斯。
塞缪尔·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堂兄。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亚当斯家族有两支，一支在乡下做农夫，一支在波士顿城里经商和从政。同他的乡下堂弟一样，他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成绩优异。对于家族的传统，他继承得不是很好，他是糟糕的商人，但却是一位很优秀的政治家。在哈钦森眼中，这个人是一个出了名的煽动家和危险分子。
1770年3月6日这一天中午，委员会在镇议会大楼与官员会面。哈钦森坐在当中，右手边坐着达尔瑞普上校（ColonelDalrymple，驻波士顿英军的指挥官），周围是28名戴着假发、身着猩红长袍、面色严肃的参事会（council）成员。
塞缪尔·亚当斯向哈钦森陈述了和平时期在城市驻扎一支常备军将会带来的灾难，要求立即从波士顿撤走所有不列颠军队。哈钦森回答说自己并无此职权，只有同母国政府磋商之后才能做出决断，眼下只能将犯事的那个团撤到城外。塞缪尔·亚当斯极具威严地站起来，伸出手臂，说道：“如果代理总督或达尔瑞普上校能单独下令，又或他们两位一起下令，能撤走一个团，他们就有权撤走两个。除非部队全部撤走，否则公众不会满意，本省也不会有和平。”根据塞缪尔日后的描述，此时哈钦森面色发白，膝盖开始颤抖，“我享受了这一时刻”。达尔瑞普上校手头只有400人，根本不足以维持局面。哈钦森终于退让，答应尽快将军队撤出城市。
塞缪尔·亚当斯的威胁并不是一句空言，据说当时在整个马萨诸塞有4万人已经自发武装起来，准备援助波士顿人。
这样一句话足以概括局势—3月6日那一天，整个波士顿处于武装冲突的边缘。约翰·亚当斯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场面。如果他同意为普瑞斯顿上尉辩护，在极端情况下，愤怒的民众有可能威胁到他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那天早上在约翰·亚当斯的心中掠过了哪些念头，我们只知道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辩护律师是一个被指控的人最想要的东西，依我的意见，吃律师这碗饭的人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做到独立与公正，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人应该能够得到律师的服务。”他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请辩护律师和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考虑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他同时也郑重地告诉福瑞斯特，请他明白“本案同过去在任何一个法庭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审判过的（重大）案子相比，至少同等重要。（由于）每一个律师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家乡负责，而且也必须对最高的、绝对正确的裁判负责”，也就是说，要对正义负责。所以，在辩护中，他“不会有诡辩，不会有搪塞推诿，只会提供事实、证据和法律能够开释的东西”。
福瑞斯特回答说，（除了得到公平的审判）普瑞斯顿上尉也没有祈求更多，上尉乐于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亚当斯身上，寄托在上述原则之上。“万能的上帝做主，我相信他（普瑞斯顿上尉）是无辜的。”“如果没有我的协助，（普瑞斯顿上尉）认为自己就不能得到公平审判，那么没有任何好犹豫的，他会得到我的法律帮助。”这是亚当斯最后的答复。
当他着手整理辩护文件的时候，想必思绪万千：事件怎么会发展到这步田地—兄弟阋于墙，自相残杀？为什么自己亲爱的母邦，会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子女？为什么波士顿人，会对法律和秩序不屑一顾，对自己的政府亮出牙齿？
一、波士顿社会冲突的众生相要讲述波士顿“大屠杀”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先说说塞缪尔·亚当斯和托马斯·哈钦森这对冤家，也顺便说说波士顿这次军民冲突背后的众生相。
塞缪尔·亚当斯同托马斯·哈钦森是有私怨的，这种私怨是从上一辈传下来的，可以看作波士顿社会冲突的一个缩影。
塞缪尔·亚当斯出生在一个中等家庭，塞缪尔·亚当斯的父亲迪肯·亚当斯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公众人物之一，以批评不列颠及殖民政府、维护殖民地权利闻名。在当时的波士顿，商人、小店主、技师，以及波士顿北端的码头工人们有一个政治组织Caucusclub，老亚当斯是这一组织的资深会员，他的政治影响力由此而来。现在回顾起来，这一组织可以说是某种政党组织的雏形，老亚当斯通过掌控这个组织可以影响波士顿市政会议，决定其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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