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十讲(精)

在中国，只要谈到屈原，几乎是妇孺皆知。这是因为，屈原作为中国历早的大诗人，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不仅象征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诗歌创作成就的高峰，而屈原所创作的以《离骚》为代表的诗歌作品，正是中国文学史早期先秦时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楚辞的核心。屈原与楚辞，两者乃密不可分、紧紧相依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说到屈原，中国老百姓必定会首先自然地联想到端午节、吃粽子、龙舟竞渡。

中国传统的端午节，起源于端午文化。每到端午节，中国人总喜好吃粽子、划龙舟、挂蒲叶等，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都以为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其实，客观的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端午的习俗起源很早，传统历史文献《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中国在汉代之前，民间即已有五月端午除邪避凶的习俗，特别在长江中下游的两湖地区，这方面的习俗尤为浓厚，当地民众习惯在农历的五月初五，即端午之日，举行祭祀活动，祭祀龙图腾，祭龙祭水，投粽入水，划龙舟等。由于屈原忠君爱民，他的感人事迹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投汨罗江自尽的壮举，在每年的端午前后，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以表示对这位伟大诗人的深切怀念。久而久之，各地民众就将端午的这些纪念活动，自然与屈原这个伟大诗人联系起来了。

如今，端午节已被确定为法定节假日，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得到传播和发扬。当然，确定端午节为法定节假日，与韩国人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江陵端午祭”有点关系。不过，韩国的端午祭祀与中国的端午节有很大区别——韩国是“江陵端午祭”，他们祭的是山，中国人端午节祭的是水、是龙，两者的祭祀对象完全不同，且围绕祭祀的各种民间活动，也全不相同，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况且，韩国的这个“江陵端午祭”，从本质上来说，乃是中国传统文化流传到朝鲜半岛后的产物，它属于东亚汉文化圈影响的衍生物，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后衍生的，这是客观历史事实，谁也否定不了。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崛起于战国时代，具有浓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诗歌，它承继了《诗经》余绪，融合了先秦时代南方楚地文化特色，独创一体，别具一格，以其浪漫奇谲之形态，在中国诗歌史上闪耀着不朽的光辉，泽被了后世百代诗坛和文坛。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流传，至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诗歌作品合为一集，编集定名，开始有了作为诗歌总集的《楚辞》。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楚辞》之所以姓“楚”，不光是因为屈原、宋玉等人是出身楚地的楚人，更因为其诗歌所写，“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正由于这些诗歌作品大量运用了楚地的民歌样式和方言声韵，载录了楚的风土物产，具备了浓厚的楚地和楚民族的色彩，因而构成了独特的语言和文学风格特色，在《诗经》四言诗格局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楚辞体——也称骚体的诗歌样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楚辞》的主要代表作者——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位以个人作品传世的伟大诗人，他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奋斗，矢志不渝，百折不挠，表现了一位封建士大夫忠君爱民的气节与人格。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他的生平传略做了历史的记载。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代楚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历楚国怀王与顷襄王两个朝代。他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辅佐楚怀王，颇受信任，任左徒，入则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制定宪令，改革楚政，力主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实现楚国一统天下的大业，然却不幸遭朝廷奸臣谗言离间，被去职流放，复起复落，终未能重返故都。但他壮心不泯，初衷不改，悲愤至极，终投身江河，以身殉理想。为表述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向君主表示忠心，抒发满腔的激情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屈原写下了一系列的诗歌作品——《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这些诗歌，是屈原心声的真实吐露，是他毕生经历的历史再现，也是他人格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们艺术地展示了这位历史文化伟人的崇高形象。这些诗歌作品，创立了独特的诗体形式，熔《诗经》、楚地民歌、先秦诸子散文和神话传说于一炉，在充分吸收楚地民间文化和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创了中国诗歌历史的新纪元，其中尤其是《离骚》一诗，语言奇美，想象奇特，构思奇谲，融历史、神话、传说于一体，塑造了高大伟岸的主人公形象，展现了浪漫主义风格色彩，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篇绝唱。

对于屈原传世作品的真伪，历来学界争议较多。据司马迁《史记》所载，《离骚》《九歌》《天问》《招魂》及《哀郢》应该属于可信之作，到刘向父子编著《七略》及班固撰《汉书·艺文志》，载录屈原作品25篇，究竟具体应该是哪25篇，历代学者产生了歧异之见。依据现存早的著录屈原与楚辞作品的集子——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25篇屈原作品是：《离骚》（原书题为《离骚经》）、《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但是这些诗篇中，有些曾被怀疑是否为屈原的作品，如《九章》中的部分作品，以及《远游》《卜居》《渔父》等，为此，历代学者各执己见，聚讼不已。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对这一争论难以下准确的判断，一般还是以《汉书·艺文志》的25篇为据。《楚辞》集子中收录的诗歌作品，除屈原作品外，还有宋玉的《九辩》，此外，王逸注本中，还收录了包括唐勒、景差的作品，以及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等人的拟骚作品。从王逸《楚辞章句》可以知道，古代载录《楚辞》的本子还有《楚辞释文》，其所录楚辞作品之篇序与王逸的本子有所不同，此尚待加以考证。.

《楚辞》问世以后，自汉代开始，便有了模拟仿效之风，尤其两汉时代，拟骚诗盛行，一时蔚成风气。其中较有代表性并被收入《楚辞》注本的主要是：贾谊《惜誓》《吊屈原赋》（各本不一），淮南小山《招隐士》、严忌《哀时命》，以及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这些诗篇大多从哀怜同情屈原身世际遇出发，抒发个人内心情感，有的结合了自己的身世遭遇，感喟社会历史和人生的不测。一般来说，这些诗篇虽说内容情感乃至艺术表现均无法与屈原作品相比，但它们毕竟有意模仿屈原作品，其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多少还有可取之处，故而在文学史上也能记下一笔。

从汉代开始，研究屈原和注释《楚辞》作品渐成风气——从西汉司马迁、扬雄到东汉班固、王逸，都对屈原和《楚辞》或撰写传略，或评论其人，或注释其作品，但他们在认识观点上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完全对立。如王逸与班固，对屈原的评价褒贬完全不同。王逸《楚辞章句》高度肯定屈原，且该书乃历史上部全面注释《楚辞》的标志性著作，而班固虽然承认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却对屈原其人的人格品行予以贬抑。概括地看，楚辞研究在两千多年的学术史上曾出现过四次高潮：两汉、南宋、清代及现代（“五四”迄今）。其代表性著作为：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朝齐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洪兴祖《楚辞补注》（补王逸《章句》），明代汪湲《楚辞集解》，清代王夫之《楚辞通释》、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和戴震《屈原赋注》。到现代，则有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陈子展、林庚、汤炳正等著名学者，将传统学术与现代意识相结合，一系列研究成果由此问世，推动了楚辞研究向纵深方向的拓展。

楚辞以其浪漫诡谲之形态，在中国诗歌史上闪耀着不朽的光辉，泽被了后世百代诗坛和文坛。屈原所创作的以《离骚》为代表的诗歌作品正是楚辞的核心。屈原与楚辞，两者乃密不可分、紧紧相依的中国传统文化瑰宝。

 复旦大学先秦文学教授、楚辞研究专家徐志啸从楚辞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楚地文化、楚辞的代表人物研究、楚辞的代表作品研究等十个方面，对楚辞进行了通解。并站在更广泛的视角上，将其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作品加以横向比较，引领读者打开视野，探究中国文学经典作品与世界文学脉络的关联与特性。每一篇章，均为一堂精彩绝伦、意蕴绵长的大师文学课。

央视《典籍里的中国》《楚辞》指导专家兼访谈嘉宾

 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志啸通解《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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