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俗:时空转向与文化记忆

 ○总序

《毛诗序》中早出现“城市”二字：“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城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说：“离开了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的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将不可想象。”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说：“这城市，象征地看，就是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来看，已变为一座城市。”

今天，全世界已有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在中国，城镇化率也已在2020年达到了63.89%，尽管作为城市起源仍然众说纷纭，尽管中国一些原始城邑遗址仍被含混地称为“文化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深入的城市研究。作为解开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之谜的一个途径，为了让城市更美好，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城市文化研究已然成为拥有智慧的人类必须承担的使命。

创建于1979年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文学所”)一直以文学研究为己任，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以及所属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在2015年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文化研究也逐渐成为文学所的重要科研方向，并形成了学者辈出的研究团队。而身处全球超大城市上海的区位优势，也自然而然地使城市文化研究成为历任文学所决策层的心之所属，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2005年，文学所确认“城市文化研究”为重点学科，以此为基础，将城市文化理论研究、城市文化应用研究、文化产业研究、国际文化比较研究互相结合，互通有无，互相促进，使其既具有基础学科的厚实，又具有现实关怀的敏锐，学科建设得以较全面地发展。2006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新一轮重点学科建设中，文学所的“城市文化研究”名列其中，并确立了城市文化理论研究、城市文化现实问题研究、城市文化史研究、城市文化国际比较研究四个研究方向。为了更好地整合研究力量，在文学所中国文学、科技人文、公共文化、城市文化、文化产业、国际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民俗和非遗保护开发七个研究室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等派生机构的先导下，2020年文学所自主增设二级学科“城市文化”申报成功，2021年3月，经上海社会科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批准，以文学所作为运行主体，正式成立了院属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旨在将文学所多年来积累的包括城市文学、城市科技人文、城市公共文化、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城市文化交流、城市民俗等学科领域在内的研究力量进一步聚焦整合。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持之以恒，期有所成。

城市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历史虽然不是很长，但在西方学界已具备了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科体系，并出现了格奥尔格·齐美尔、瓦尔特·本雅明、刘易斯·芒福德、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尔、大卫·哈维、简·雅各布斯、莎伦·佐金等一批学界先驱。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城镇化和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的高歌猛进，丰富而生动的中国城市创新实践必然呼唤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理论。借本次世界城市文化论坛举办之际推出的《海派文化新论》《城市软实力研究系列》《海外亚洲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系列》，以及《文学所青年学者研究丛书》，体现了近年来文学所和新成立的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在城市文化方面的初步研究成果，与历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发展蓝皮书》、《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一起成为所院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在此请益行家里手，并接受社会各界检验，恳请不吝指教，批评匡正。

衷心祈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

徐锦江

2021年8月1日于砥石斋

○序言 序言文化为魂的城市软实力

文化为魂的城市软实力城市软实力，是软实力概念在城市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是指区域文化、价值观念、制度机制、城市形象、市民素质等方面所具有的感召力、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城市软实力是建立在城市文化、城市环境、人口素质、社会和谐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一种合力，这一力量终通过内部公众（市民）对城市的认可和城市对外部公众（其他地区居民）的吸引而产生作用。城市软实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无形有质”的动力，对城市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协调、扩张和倍增效应。如果说城市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由城市的经济水平决定的，那么城市发展的高度和质量则是由城市软实力决定的。

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认为： 初级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及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包括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科研机构等。迈克尔·波特认为初级生产要素可以继承或者从外部获得，而高级生产要素很难从外部获得，须通过投资创造而得。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初级生产要素的需求逐渐降低，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也因此减弱，而高级生产要素对于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程度日渐彰显。延伸到城市竞争力领域，迈克尔·波特所说的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分别对应城市竞争力中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城市竞争力形成和提升的前半程，硬实力的驱动是软实力无法替代的，但在城市竞争力基本成型，特别是向外辐射之时，城市软实力就开始明显发力了，而城市竞争力发展到更高阶段时，硬实力的功效反而较难发挥，城市软实力则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软实力服务于城市发展的两个目标： 一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形成以创新及其服务、应用等为核心的软实力增长模式；二是助推城市全面融入全球城市网络，在全球竞争中走向繁荣。

英国文化协会在2013年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21世纪的文化和软实力竞赛》报告中明确了“软实力”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并涉及传播、教育、企业和政府组织。就城市发展而言，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资本性的城市竞争力，与经济资源、关系网络一样，是决定一个城市创造力的各种潜力和可能性。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根基，城市文化影响着本地居民的精神面貌与价值取向，城市文化的影响力既有对外的辐射作用，也有向内的凝聚作用。文化既是城市的创造基因，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和组成部分。英国国家品牌研究学者西蒙·安浩特（SimonAnholt）在其著作《竞争性身份认同： 国家、城市与地区品牌创新管理》认为，一个国家、城市或地区形象的改变及品牌竞争力的提升，80%靠创新，15%靠协调一致，5%靠传播。尽管对于具体权重可能有争议，但这至少说明： 创新是重中之重，而文化则是城市软实力中能体现创造能力和创新特色的组成部分。文化堪称城市软实力当之无愧的灵魂。

本丛书是一套以文化为魂的城市软实力读本，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和文学研究所共同策划，由文学研究所下属六个研究室通力合作完成的。本丛书共分为六个主题：“创意城市： 空间生产与城市活力”“全球城市： 文化维度与国际经验”“文学城市： 城市想象与本土风景”“城市民俗： 日常生活与文化记忆”“公共文化： 城市实践与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 创意经济与中国阐释”。本丛书的编选框架是： 每个主题基本按照理论视野、城市实践、上海经验和全球前沿四个板块进行编选。本丛书确立这一编选思路，是希望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城市软实力中的重要资源、潜能和活力，并通过理论阐释、城市实践、上海经验和全球前沿四个方面来讨论城市软实力，特别是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路径和动力来源。上海实践的板块是对独具地方经验的城市软实力的考察，之所以列入这一相对特别的板块是基于如下的考量： 上海作为移民城市，本身并没有现成的完整形态的文化传统，许多文化现象都是随着移民文化逐渐形成的，这在后发展国家的城市发展进程中颇具代表性。上海城市文化是在江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开埠后源于欧美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逐步形成，这使得上海城市文化既有江南文化的古典与雅致，又有国际大都市的现代与时尚，明显区别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开放性与创新性，既是上海城市文化与生俱来的鲜明特质，又是自成一体的独特品味与精神气质。上海城市文化的创造“力度”，正在缔造富有活力的城市生活和精彩纷呈的创意城市。

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直面挑战、干预复杂社会结构、重新配置社会网络、创建可持续发展社区、推动社区参与、推广文化创意的内在驱动力。城市文化软实力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创新发展注入了城市活力，不仅关系到城市空间的变迁、城市面貌的焕新和GDP发展水平及增速，也关系到对城市现代化程度的认同度和城市发展生命力的认同度，“生机”和“活力”已经成为全球新增长城市的共同特征。文化与创新合璧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双引擎。独特的创新精神和强大的文化力量，代表着城市独特的软实力，将持续驱动城市未来的发展；文化特色的认知水平、文创类产品与服务的购买、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水平、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程度等构成的文化实力，塑造了强大的城市软实力，彰显着城市卓越和充满魅力的一面。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

包亚明

城市民俗圈理论及其与城市文化分层的关系程洁程洁(1978—),女,安徽省绩溪县人,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主任编辑,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古代文学研究。〖ＭＺ）〗城市民俗学是一门在全球化时代的风浪中涌现出来的新实学。它将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原动力的民俗，与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发挥着世界性作用的城市结合起来，揭示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面。面对城市民俗文化的差异性现实以及目前所处的城市民俗文化研究的初级阶段等原因，城市民俗圈理论及其与城市文化分层的关系的构建和完善也应当被给予高度重视。

一、 城市民俗圈理论的相关问题(一) 城市民俗圈理论的提出

“圈”和“层”的研究早已有之。文化圈概念是由德国民族学家R.F. 格雷布纳首先提出的，他认为，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内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从地理空间角度看，文化丛就是文化圈。奥地利学者W. 施密特踵其后，主张文化圈不仅限于一个地理空间范围，它在地理上不一定是连成一片的。格雷布纳和施密特的学派又合称为文化圈学派。文化圈理论被后来的文化人类学家接受，美国历史学派博厄斯的文化区、文化带主张又影响了一批人类学者。文化圈理论对于研究民族学和文化传播是很有价值的。此外，西方学者还很早就针对城市内部地域结构设计了一些模型，这是城市圈研究的探索。比如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的同心圆带模型、霍伊特(H. Hoyt)的扇形模型及哈里斯(Chauncey Harris)和乌尔曼(Edward Ullman)的多核模型王恩涌： 《文化地理学导论》，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57—360页。，等等。

民俗圈是对文化分布的另一种划分方法。民俗圈不同于行政区划，它是特定的文化空间。通常说的“因土成俗”“人以群分”，本身就展现了文化分化的逻辑，不同民俗圈的不同文化表象，成为族群社区成员区分你我他所广泛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北京学者乌丙安，上海学者陈勤建、郑土有，关陇民俗研究者王知三等都曾提及民俗文化圈。明确以理论来建构民俗圈的是陈华文：“民俗文化圈是一种以族群为活动依托，具有地域性和传承性特征的民俗文化生存形态。它因为家庭或家族制度的形成、因为自然村落或自然环境的不同、因为行政区划或语言(方言)的不同，而使民俗文化事项在各自的家庭或家族、自然村落或自然环境，以及相同的行政区域或相同的语言(方言)中形成具有自我个性的内容、互相独立传承、具有不同的解释系统和施行的族群。……换句话说，民俗文化是在相对的族群中以相对的内容和方式独立地存在。顺便应该提到的是，这儿的‘圈’并不是种对称的圆圈，而是一种相对范围的区域，一种包括过去、现在和地域、空间范围的区域。”陈华文： 陈华文《论民俗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应当说，这个定义还是比较具体的。

尽管陈华文有自觉建构的努力，但是，陈的民俗文化圈更适合相对简单的乡村社会，对多元异质的城市民俗文化而言，显得稍许有些空泛。总的来说，目前城市民俗圈的理论建构还十分薄弱。“都市文化就是当今世界的人文，对它的关注与研究则有助于人类建设一个真正的和谐世界。”张杰： 《都市文化研究与全球化时代的新实学》，《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5日。城市民俗文化的差异性现实以及目前所处的城市民俗文化研究的初级阶段等一些原因，都使得城市民俗圈理论与城市文化分层的研究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

(二) 城市民俗圈形成原因

人类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史。芒福德(L. Mumford)在论述城市时指出，“它的表现形式之多，很难用一种定义去概括”，就民俗学的角度而言，城市具有集中性、地域性、层次性以及多元异质性等显著特征。近代化、现代化城市的形成和日趋完善，使得城市民俗文化随之形成。又由于形成民俗的要素以及地缘集团、血缘集团、职缘集团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相应的城市民俗文化圈。下面我们将化繁为简，从时、空二维展开对城市民俗圈形成的讨论，因为，城市存在的意义，取决于时间纵轴上的连续性及每一时段空间上的合用性。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皆是时空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书是一部城市民俗研究论文合集，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者主编，汇集了众多民俗学者在城市民俗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分为理论视野、实践研究、上海经验、全球前沿四部分，详述了民俗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城市中的民俗实践、上海的民俗事象与相关实践、全球学界对于城市民俗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