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罢溪声数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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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炳正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62000
出版时间2020-1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5元
货号1202158897
上书时间2024-06-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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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炳正(1910-1998)，字景麟，斋号渊研楼，山东荣成人，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楚辞学家。20世纪30年代受业于章太炎，成为大师晚年最为器重的入室弟子，被推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并以戴震高足孔广森比之。擅诗文，早岁以《故宫行》《彩云曲》等闻名于世，晚年又以“睿智与豁达”的散文作品，卓然独立。著有《屈赋新探》《楚辞类稿》《语言之起源》等。
目录
目 录
代序
第一辑
失落的童心
海滨拾趣
关于“书”的故事
我写《彩云曲》的前后
忆太炎先生
章太炎先生之日常生活
“孤岛”三五事
从鲁迅先生的“像”说起
海岳烟尘记
重过双石铺
伍非百先生传并附记
追记“花溪小憩”
狮子山的最初一瞥
“劳改犯”的自白
万里桥畔养疴记
屈里寻踪
无名书屋话沧桑
龙泉驿看花所想到的
记姜亮夫教授
学术与友谊
屈 原
我与《楚辞》
治学曝言
自述治学之甘苦
自述治学之经过
第二辑
《东庐诗钞》序
《古韵学管见》前言
“太炎先生遗照”跋
《文字之初不本音说》 跋
《论章太炎》序
“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书怀并序
《语言之起源》自序
《渊研楼酬唱集》序
《湘西民歌集》序
《自在》序
《千家诗新编》序
《渊研楼屈学存稿》自序
题《刘伯骏先生绘画册》
旧校本《顾亭林诗文集》跋
“匕首”和“针”
《〈成均图〉与太炎先生对音学理论的建树》结语
第三辑
致李恭（三通）
致汤国梨（四通）
致姚奠中（四通）
致王焕镳（一通）
致汤浩正（二通）
致姜亮夫（二通）
致金德建（一通）
致饶宗颐（一通）
致郭在贻（二通）
致郑文（一通）
致汤棣正（三通）
致章念驰（二通）
致赵逵夫（二通）
致黄中模（二通）
致朱 季海（一通）
致汤序波（五通）
致毕庶春（一通）
致崔富章（二通）
致杨乃乔（一通）
致竹治贞夫（三通）
致敏泽（一通）
致汤序波、 孟骞（五通）
致陈怡良（二通）
致力之（二通）
致张中一（一通）
编后记
内容摘要
章太炎最器重的弟子被誉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鲁迅、黄侃、朱希祖、沈兼士同门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楚辞学大师汤炳正经典散文散文中的口述史一代学者的精神史该书是著名学者汤炳正的作品集。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为自述成长、治学、游历履历。其中关于师从章太炎的回忆，关于屈原和楚辞的治学经过，关于个人成长和对书的感情等篇章，非常有名。第二辑为序跋集，间有关于语言学、散文创作和治学态度的精妙议论。第三辑为书信集。全书以作者生平为暗线编排，堪称散文中的口述史、文零散文字间的传记。从中亦能看出时代发展变迁，以及中国现当代学者随社会、境遇而转变的治学历程。
精彩内容
追记“花溪小憩”（一）贵阳之胜在于花溪。而花溪之美，在于山环水绕，竹木丛郁，饶有江南风味。我风尘仆仆从沦陷区逃出后，几经周转，最后落脚在贵阳，这应当说是个“小憩”。因而巍然于花溪之畔的一家小小的旅舍“花溪小憩”，不仅建筑玲珑雅致，名字也实在取得好。抗日战争中流亡到西南的游子们到这里，也许会跟我有共同的感受吧？
我到贵阳之初，是任教于贵阳师院，兼课于贵州大学。贵大离城约二十公里，即在花溪之畔；兼课的老师每周都以“花溪小憩”作为临时住宿之地。我真正饱赏花溪风光，领略花溪幽趣，即在这时。后来我正式任教于贵大，宿舍反而有些简鄙，离花溪也远了一些，令人感到遗憾。但星期假日，偶然散步花溪，小别重游，亦倍觉亲切。
回忆当时兼课于贵大，每周一次小住“花溪小憩”，备课之余，有时徜徉于山水之间，有时把卷于回廊曲榭之际，恍如置身世外，心境怡然。最近翻检书笥，偶见一本线装书中，夹着一张老得发黄、字迹模糊的烂纸片，竟是当时写下的一首七绝，颇引起我对往事的一些遐想。其诗云：蝉翼纱窗静里开，麟山一角画中来。
踟躇已忘心头事，听罢溪声数落梅。
其时闲适之情，宛然可见。
古人对某一风景胜地，往往标榜什么“八景”“十景”之目，数目不足，则勉强拼凑，殊觉无谓。我对花溪之胜，适意之外，便觉有趣，初不计时人如何品评也。记得一九四六年秋，我与姚奠中兄偕著名教育学家罗季林先生散步于花溪灞桥之上，桥下小瀑飞溅，桥畔疏柳垂丝，游目骋怀，自得其乐，共议合照以留念。姚兄工填词，事后曾写小令于合照之背，以记其事。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每一展现，为之神往。兹录姚兄小令《菩萨蛮》如下：秋溪雨霁人踪悄，两行衰柳随溪绕；灞上卧长桥，徘徊听怒涛。
四围无限绿，几点青山簇；梦影聚天涯，不知何处家。
当时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即使在风景绝佳处，亦难免有天涯沦落之感。
（二）又记得，是个盛夏季节，潘君芷云因事来花溪镇。那时她离婚一年，颇有人生坎坷之感。一天相约同游花溪，信步溯花溪而西，两山夹水，渐入幽境，亦即时人所称的“碧云窝”。我们偕坐巨石上，看云观水，闲话生平，有时也谈谈诗词，竟忘却外界的炎热。古人有诗云“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庶几得其情趣。少顷清风送来一阵疏雨，芷云带来一柄太阳伞，这时只得撑伞共障之。雨过之后，比来时气候清爽多了。此行如必命以雅称，则谓“碧云消夏”可也。
一次新秋的晚饭之后，我独自散步，行至花溪附近，忽与潘君芷云邂逅相遇。原来她是来花溪镇上访同乡人的，亦因饭后无聊而独自散步至此。我们遂相携同游。芷云曾任教于“花溪中心小学”多年，故对花溪一草一木，似乎都有深厚感情。畅游之际，经她一一指点，便觉山山水水都有妙趣。花溪四围都是山，如麟山、龟山、蛇山诸胜，皆以形状而得名。麟山最高，陡峭多石，嶙峋如歧角。蛇山则逶迤绵延，上多乔松。天色渐晚，我们漫步于蛇山之上，一轮新月，出现于松间，晴空澄澈，四顾无人。此时，不仅忘却人间，更不知身在花溪。少顷，麟山磷火闪灼，四出如散星；松涛震耳，凉气袭襟袖。颇有东坡《赤壁赋》所谓“凛乎其不可留”之势，乃相别而归。
我跟芷云的花溪之游，三十多年之后的一九七七年春，芷云路经贵阳时的忆花溪诗，犹可见其情景。诗云：人生何短促，回忆少年期。
坐送闲云去，静看归鸟迟。
溪声留客处，月色送人时。
往事如前世，陈踪入梦思。
经过回忆而出现在芷云笔下的诗境，确实令人神往。
（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贵阳之于全国，不算胜地；花溪之于贵阳，也不算名山大川。但在抗战期间，贵阳乃西南五大文化中心之一，俗有“小南京”之称。人杰地灵，文人荟萃，花溪又以其特有的秀丽，声名也就为之大振。我初到贵阳之际，贵阳的文化风采依然可观。贵阳师院中文系主任、文学史名家谢六逸君刚去世，继任者乃以诸子名家的王驾吾君；同仁如著名文学史家姚奠中君，系章氏同门；历法大家张汝舟君、新文学家蹇先艾君，其时亦皆任教于贵州大学。抗战期间，文化名流云集西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据说，一次，小提琴名家马思聪来筑公开演奏，住宿于贵阳师院教工宿舍。马的习惯，演奏期间，日夜练习不倦。一位同仁住其隔壁，并不以“近水楼台”为幸事，反嫌琴声聒耳，而下逐客之令。这也算是文化界的一件趣闻吧。有人说，抗战时期，大大提高了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水平。这话也许是对的；但为此而付出的民族代价，也未免太高了。
乱极思治，历来如此；劳极思逸，人情之常。抗战时期的花溪之所以成了人们的“小憩”之地，正是这个原因。但是现实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幻想的世外桃源，也只是出现于陶潜的笔下。且不谈抗战末期日寇进犯独山时，贵阳的骚乱景象；即使抗战胜利之后，人们脑海中那昙花一现的安乐感，也没有保留几天。
记得我到贵阳不久，西南联大的学生由昆明回北京，路过贵阳，即住在贵阳师院的临时招待所。从他们口里传来了闻一多先生被害的种种情景，并带有不少神话般的色彩。说什么，闻一多先生被害前，有一位神秘的乞食老妇人从闻的后门，用预言式的隐讳话语告诫过闻，促他警惕，等等。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好心的知情人，劝闻避祸而已，并不是什么无稽的神话。
接着，这恐怖气氛又蔓延到贵阳。贵大的学生无故失踪者，时有所闻。我的好友物理系教授左震寰，就是在这时突然被捕的。
紧接着，银元券、金元券泛滥成灾，物价暴涨，知识分子的生活，朝不保夕。每月的工资几十万，但却买不足一月的口粮。工资发下，如果不抢先买米，就要买成银元，否则几个钟头，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几元票面的“法币”作为手纸丢在厕所者，随地可见。
接着，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也在贵阳蓬勃展开。教授罢教，学生罢课，渐入高潮。有一天贵大的地质学名家丁道衡教授召集了全校性的“教授会”号召罢教。记得当时教授们只是在一个没有座椅的大厅里站着，挤得水泄不通，对罢教的号召，一致举手通过。
提到丁道衡，未免话长。当时贵大设有工学院、农学院、文理学院。丁是文理学院的院长，胖乎乎的，为人寡言谈，很厚道。我平时并没有想到，他竟有顶着风浪行的硬干精神。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想到他的祖辈清末名臣丁宝桢。丁宝桢曾任山东按察使。当时慈禧太后的太监安德海（俗称小安子）颇得幸，所至擅权纳贿，无敢言者。过山东时，丁宝桢竟以计诛之，朝野称快，而丁宝桢之名，亦大震于天下。他曾受封为“太子少保”，故俗称“丁宫保”。中国西南名菜有所谓“宫保鸡丁”者，即因丁宫保所嗜食而得名。丁道衡的气魄，莫非犹有乃祖遗风欤！ （四）我在贵阳时期的生活，不妨说是闲适与震荡相交错。所谓“小憩”，亦不过是于混乱中自我解脱而已。贵州的名胜黄果树瀑布，是闻名世界的，但当时限于种种条件，竟未能一瞻风采，而仅得醉心于区区的花溪。这已足够说明问题了。
教书，毕竟是我的中心工作。这时我所讲的课程，有刘知几的《史通》，因为抗战初期，我在家乡曾对它下了一番功夫，有一些心得，也开过声韵学、训诂学，因为它是我这时的主攻学科，并继承了章师的绝学，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日寇侵略，曾激起我研讨《楚辞》的动机；而闻一多的被害，又激起我讲授《楚辞》的念头。不料《楚辞》开讲之后，堂堂学生满坐，甚至坐在窗外，跨系听课者也拥挤不堪。现在看来，学生的情绪如此热烈，无疑是广大青年们已把屈原精神跟当时反侵略、反黑暗斗争联系起来，并产生了共鸣。
就在这时，我曾写下一些有关语言学和《楚辞》的论文，几经丧乱，原稿散失殆尽。现在仅存的《驳林语堂“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语言起源之商榷》和《招魂“些”字的来源》等，可以说是我这时期仅存的一点学术陈迹吧。
如果说动久思静，人之常情，那么三年多的贵阳生活，又未尝无静久思动之感。大约一九四八年末，湖南师范学院院长皮名举、中文系主任马宗霍，前后专函聘我入湘。措词恳挚，敦促有加，不免为之动心。皮名举是清代今文学派大家皮锡瑞的嫡裔；马宗霍是章氏门下的名流，著作等身，深为先师所器重。他写《声韵学通论》时，与先师信函来往，字斟句酌，传为学林佳话。当时我之欲应召赴湘，不仅有感于嘤鸣求友之切，亦欲借此沾溉岳麓书院之遗风与凭吊屈子沉渊之旧地耳。但卒因国立大学难免饥饿袭击，故只有放弃入湘之念，而应伍非百先生之邀再次入蜀。
贵阳的生活片段，我本没有想去写它，因一九九○年端阳节赴贵阳主持“中国屈原学会”四届年会之际，才引起我对四十多年前的某些旧事的回忆。而这次入筑，总算领略了黄果树瀑布的磅礴气势，补上了当年所缺的旧课；可惜的是，由于会务繁剧，应酬太多，到贵大赴宴之后，近在咫尺的“花溪小憩”竟未得再睹芳姿。这又给我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永恒的回味。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七日
媒体评论
汤炳正： “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
李浴洋
汤炳正（1910—1998）是太炎晚年弟子之一，也是有名的语言学家与楚辞学家。其一生经历与同门姚奠中多有若合符节之处。以其高寿，也因其不懈，汤炳正亦可谓“二十世纪风云的见证人”。出生于山东荣成的他，早年曾到北京游学，1935年毕业于马君武创办的私立民国大学。同年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就读，也是太炎指导的研究生之一。此后历任“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师、贵阳师范学院教授、贵州大学教授、川北文学院教授与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是屈原与《楚辞》研究重镇，同时在语言学尤其是语源学方面具有重要建树。主要著作有《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与回忆录《剑南忆旧》等。在学术研究之余，亦为诗词名家，早在青年时期就以《故宫行》《彩云曲》等长诗著称于世，被誉为“有元白遗风”。太炎夫人汤国梨曾言：“章生前对汤极赏识，以为乃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
太炎晚年得意弟子
早在成为“章门弟子”之前，汤炳正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治学生涯。1931年，他离开家乡，前往北京游学。原本计划报考北京大学的他，因为没有正式的中学毕业证书而作罢。1933年，他入读私立民国大学新闻系。两年以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论文《小型报的缺点及其改善办法》被推荐到当时专享的新闻理论期刊《报学季刊》上发表。这是汤炳正生平抢先发售发表学术论文。
不过，虽然就读的是新闻系，但汤炳正真正的学术志趣还是在传统的文史研究。在读书期间，他广泛利用北京的图书资源，开始研究杨雄的《法言》。他曾回忆道，自己在这一时期“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必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他以前辈学者汪荣宝的《法言》研究作为参照，发现其《法言疏证》与《法言义疏》两部巨著中存在不少错讹，于是写作了十余万字的《〈法言〉补正》，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基础。
1935年，汤炳正在民国大学毕业以后报考了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次年，他又报考了章太炎的研究生。根据他的回忆，太炎所出试题为“自述治学之经过”。而汤炳正的答卷，正是回顾了其北京时期的《法言》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的弟子、时掌“讲习会”教席的中央大学教授汪东便是汤炳正批评的汪荣宝之弟，而为汪荣宝的《法言义疏》作序的又是章太炎的另一有名弟子黄侃，还有为汪荣宝亲撰墓志铭，对其大加表彰的更是章太炎本人。在此情形下，汤炳正仍旧坚持有礼有节地陈述了自己在《〈法言〉补正》中的观点。此举获得了太炎的极大好感，不仅将其录取为研究生，还把他的答卷发表在了自己主编的《制言》杂志上。成为研究生之后，太炎也多次招其谈话，以得意弟子视之。
汤炳正也不负太炎期望，不仅其学在太炎晚年弟子中出类拔萃，其人也深得太炎夫妇赏识。太炎去世以后，汤炳正被同门公推为代表，负责在追悼大会上发言。《大公报》的报道便是“汤炳正述章氏讲学精神”。太炎夫人汤国梨表示：“章生前对汤极赏识，以为乃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
在治丧期间，汤炳正还应《大公报》之约，写作了一篇《章太炎先生之日常生活》，成为时人与后世了解太炎晚年生活的重要文献。此后他又出任“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师，负责讲授“声韵学”与“文字学”两门课程，承继了太炎之学的核心部分——小学。直到“抗战”全面爆发，“讲习会”被迫停办，他才离开苏州，返回故乡。汤国梨迁往上海之后，复办“太炎文学院”，也向汤炳正寄去了聘书。但因炮火阻隔，他无法到任。
苏州两年，是汤炳正的学术黄金阶段。他先后完成了五部著作——《广韵订补》《经典释文反切考》《说文部首疏义》《齐东古语》与《杨雄年谱》。不过书稿在继踵而来的战争迁徙中大都遗失，只有已经发表的部分章节，保存了下来。
转向“现代文学”研究
返回故乡的汤炳正，一边潜心著述，一边在当地中学任教。1943年，他乔装成商贾，逃往了大后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迁徙以后，他于1946年出任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同年又转任贵州大学副教授，次年被评为教授。此后他便一直流寓西南，直到去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汤炳正出任川北文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次年川北大学成立，他任中文系教授，同时开始讲授“现代文学”课程。1952年，川北大学改为四川师范学院，他又任“现代文学教研组”主任。其后二十余年，汤炳正的主要学术领域便转向了“现代文学”研究。
汤炳正主要讲授 “现代文学史”与“诗词讲座”两门课程。讲授这类课程，在当时自然是政治标准，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还是进行了很多思想与意识层面上的探索。他写作了多篇关于“五四”与鲁迅的研究论文，并有“现代文学史讲稿”存史。在诗词研究中，他也独出机杼。而他的研究始终与讲授相生相成。听过他的“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同学回忆道：“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被高年级学长们称作‘天书’的文章，汤老师的讲述如剥笋一般，层层剖析，丝丝相扣，使我们对鲁迅和这两位现代文学的大师，有了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听过他的“诗词讲座”的同学也说，他“那铿锵的语调”，“似乎带有一种金石的韵味”，“他对诗词形象性的讲解”，“颇引人遐想”。
在汤炳正之孙汤序波所著《汤炳正传》中，专门为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单列了一章。据说，汤炳正本人对此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说：“对这方面，我是以学习心想事物的态度来对待的，并不是做什么‘研究’”，“优选不要立专章专节”。汤炳正此说，固然出于自谦，但他不愿再回首自己的这段经历，想必还有更为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转向“现代文学”研究的二十余年，也正是其置身政治运动，正常的学术与生活状态被严重干扰的一个阶段；虽然其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付出与收获远远不成比例，何况其中间杂的还有其他蹉跎与创痛。二是作为“章门弟子”，其致力传统文史之学的信念一生不渝，“现代文学”研究尽管也可以做出成绩，但与古典学术相比，孰轻孰重在他的心中相比自有判断；而这也可以说明为何一旦条件宽松，他就即刻开始了屈原与《楚辞》研究，并在语源学领域大放异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才是他念兹在兹的学术事业。
对于汤炳正的“现代文学”研究，既不宜过高评价，也不应轻易否定。时过境迁，他本人可以有所取舍，但在看待与评述这段历史时，无疑应当更具一种“了解之同情”。这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既指向历史中的个体，也指向历史进程本身。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975年，汤国梨致信时任国务院，呼吁组织专人整理太炎遗著。汤炳正与姚奠中都是信中推荐的理想人选。姚奠中自此从“”动乱中恢复学术状态，日后与弟子董国炎一道编成了《章太炎学术年谱》。而汤炳正大略也在同一时期重新回到了古典学术的研究之中。
在1950年代，汤炳正把主要精力投入了“现代文学”研究。进入1960年代以后，他虽然有意系统研究屈原与《楚辞》的相关问题，但受到时代氛围影响，只发表有《〈屈原列传〉新探》与《〈楚辞〉成书之探索》两篇论文。直到1976年，他才重新规划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其标志便是编定了《屈赋新探》一书的写作提纲。
从1977年开始，汤炳正以每年数篇论文的速度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其学术状态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1982年，《屈赋新探》全书便告完成。1985年，他的另外一部力作《楚辞类稿》也顺利杀青。两书分别于1984年与1988年出版，问世以后成为了“新时期”以来楚辞学界的重要创获。前者被认为是“楚辞研究中的一座里程碑”。汤炳正也因此成为了楚辞学界的泰斗。他晚年招收的研究生便均为楚辞学方向。
在屈原与《楚辞》研究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时，汤炳正还在其早年从事的语言学研究中继续推进。除去“楚辞讲座”，他晚年开设的另外一门主要课程即是“《国故论衡》讲疏”。1986年，汤炳正根据其中一讲的讲义完成了《〈成均图〉与太炎先生对音学理论的建树》一文。此后，他在语源学领域用功甚勤。1990年，他的《语言之起源》一书出版，收录了他在这一方面的主要成果。他自信地表示：“我把有清一代的语源学全部给推翻了。”
正如太炎晚年一样，汤炳正晚年在学术研究之余，也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不遗余力的奖掖后学上。他生命的很后近二十年，留下了大量为年轻学者的著作撰写的序言以及同他们的通信论学。后者今已辑录到《汤炳正书信集》一书中。这些序言与通信，毫无客套与敷衍之处，皆为针对具体学术问题与研究方法提出的中肯意见。汤炳正在信中不仅以接近平等的姿态与晚辈学者进行交流，同时也将自己的毕生经验“金针度人”，读来实在令人感动。
（载《南方教育时报》2016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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