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文鼎评传(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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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迪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044717
出版时间2008-05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40元
货号1236295
上书时间2024-06-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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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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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梅文鼎所处的时代
一、改朝换代的动荡
二、西方天算学传人中国
三、17世纪中国的天算思想
四、清统治者对复明活动的镇压
第二章 梅文鼎的生平
一、家世和青少年时代
二、壮年开始专心研究天文学、数学
三、老骥伏枥，壮志不已
第三章 梅文鼎的学术家族
一、弟弟及儿子的学术活动
二、梅珏成的前半生
三、梅珏成在雍正乾隆年间的几项学术研究
第四章 梅文鼎的历算交流
一、梅文鼎与方中通等
二、梅文鼎与杜知耕、孔林宗等
三、梅文鼎与潘耒、徐善等
四、梅文鼎与张潮、张硕忱、何奕美
五、梅文鼎与张雍敬
六、梅文鼎与揭暄
七、梅文鼎与毛乾乾、谢野臣、刘湘煃
第五章 梅文鼎的著作及相关事项
一、《勿庵历算书目》的记载
二、《梅氏历算全书》的收录
三、《梅氏丛书辑要》的编辑
四、《绩学堂诗文钞》收录的诗文
第六章 梅文鼎的“征之于实”与“会通中西”思想
一、“征之于实”思想的来源与形成
二、世界观与无神论思想
三、在“征之于实”的前提下探寻历算规律
四、“会通中西”思想
五、“西学中源”说的表现
六、研究课题的来源
第七章 梅文鼎的天文历法思想
一、梅文鼎所认识的天文体系
二、梅文鼎对地球的论证
三、中西天文历法之异同
四、梅文鼎对日月交食的研究和认识
五、梅文鼎对天文历法史的研究与认识
六、梅文鼎对天文器具的研究与立表测量
第八章 梅文鼎的数学思想
一、会通中西与数学研究
二、《几何原本》之研究与会通中西
三、逻辑推理思想
四、“征之于实”思想
五、“算”与“以量代算”
六、投影思想及方法
七、通俗化与中国化思想
第九章 梅文鼎同时代的薛凤祚和王锡阐
一、薛凤祚与波兰传教士穆尼阁
二、薛凤祚的“实”学研究
三、为明守节思想笼罩一生的王锡阐
四、王锡阐的科学成就
五、薛凤祚、王锡阐与梅文鼎的关系
第十章 梅文鼎历算思想的广泛影响
一、梅文鼎历算思想在国内的影响
二、梅文鼎历算思想早期对日本的影响
三、梅文鼎历算思想早期对朝鲜的影响
四、梅文鼎历算思想传人西方和现代研究
五、关于梅文鼎的纪念活动
结束语
附录
一、梅文鼎年谱简编
二、梅文鼎传记文献
三、其他重要文献
索引
一、人名索引
二、文献索引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内容摘要
梅文鼎（1633—1721）是清初天文学和数学家，被称为“国朝（清）算学第一人”，已出版的学术著作约30种，还有约60种有记载但未见出版的书，真可谓著作等身。他在学术方面，特别是数学方面成就突出。本书的写法基本上是寓科学成果于思想，或是科学成果与思想相结合，以突出评传的性质。
本书从梅文鼎所处的时代开始，依次论述了他的著作、家族的学术影响和与外界的学术交流，重点在他的宏观学术思想、天文学思想和数学思想三个方面，讲述了梅氏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在外的广泛影响。
精彩内容
第一章梅文鼎所处的时代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明崇祯六年（1633年）出生于安徽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卒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梅文鼎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大动荡时期，学术思想也处于中西方激烈斗争之中。这些对梅文鼎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改朝换代的动荡在梅文鼎12岁（虚岁）时，中国历史发生了一次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化。
这是长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所产生的，而这两种矛盾又是明王朝政治腐败所引起的。
明王朝从1368年推翻元朝、统一全国，到梅文鼎出生之时已经过二百六十多年，各种积弊逐渐暴露，以至到了不可收拾而灭亡。
明朝建立以后，虽然有局部战乱，沿海有倭寇侵扰，但是总的来说，社会较为稳定，生产有所发展。到16世纪，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沿海地区，手工业发展更为突出，一些行业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例如苏州在16世纪末纺织工人已超过万人。据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的良民也。”由于停产而造成的失业人员，一个工种就有数干人之多，可见生产规模之大。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生产关系便开始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机户”就是掌握牛产工具的老板，相当于资本家，他们“出资”，雇用“机工”进行生产，他们相互依赖。“机工”相当于工人阶级，“机户”与“机工”的关系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完全不同。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中国的纺织业得到了很快发展，江苏和浙江成为我国当时最重要的纺织基地，而苏州、杭州则是这方面的中心。
当时陶瓷工业也有了飞速发展，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的制瓷业打破了长期官办的垄断局面，民办窑厂迅速崛起，使景德镇“延袤十三里，烟火逾十
万家，陶户与肆市当十之七八”，“陶户”占全部户数的十分之七八，称得上“瓷都”。当时有瓷窑三千多座，仅民窑厂的雇工“每日不下数万人”。
官窑的产量更为可观，嘉靖（1522—1566年）时每年仅“五色龙凤诸瓷”就达44万多件。
采矿和冶炼业也同样得到很大发展，明代在全国有很多金属矿厂，例如
河北遵化铁厂在正德年问（1506—1521年）每年生产生铁486千斤。广东佛山冶铁厂的规模仅次于遵化铁厂，一个炼铁炉坊‘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者三百余，汲者、燃炭（木炭）者二百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
九版，则缩（亏本）。”其中“版”是铁锭。其生产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就全国来说，铁产量由明初每年3千万斤，后来发展到9千万斤以上，增加了两倍。其他，如金、银、铜、铅、汞、锌等矿的开采和冶炼也都发展很快。
由于各方面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采煤业的发展，李时珍（1518—1593年）就指出了煤的两大用处：“石炭，南北诸山产处亦多。昔人不用，故识之者少。今则人以薪炊爨，锻炼铁石，大为民利。”又说“今俗呼为煤”。
老百姓也开始用煤烧饭，当时“京师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至于冶炼
不仅用煤，而且已用火力更强的焦炭。
由于对煤的大量需求，采煤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发展，河北、山西、河南，以至东北、安徽、浙江等地到处都在开采煤矿。
全国的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如宋应星所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这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他的《天工开物》一书就是写这种生动的景象。同时，随之而来的一些新的情况也出现了，顾炎武（1613—1682年）有如下的论述：嘉靖初……，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惶。……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居少。……贸易纷纭，诛求刻核。这里讲的是一些人经商，而对农业极不重视，贫富差距拉大，“高下失均”。结果是经商的人发了大财，而农民却受穷。很显然，这种现象必然会对农业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中国历史上一贯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必须调整才行，于是宋应星提出了“以商利农”的口号，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明朝末期，经济的确有所发展，而积弊也日益显露，新旧社会矛盾相继爆发。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大问题，一为政治腐败；二为经济崩溃，而后者又是由前者引起的。
当时朝廷上下，大批皇族、权臣等过着酒池肉林的奢靡生活，大肆挥霍，其总代表当属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5年）。他10岁登基，二十多岁
即开始营造墓室，极尽奢华之能事，到北京明十三陵中之定陵一览即知。他在位长达48年，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后便不理朝政，管理国家的大权落到了宦官、奸臣手中，国家机构陷于半瘫痪状态。后来，清代人说得好：“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
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愍，邪党滋蔓。……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帝）”。
万历帝还“赍予过侈，求无不获”，那些权贵们要什么给什么，“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魏忠贤（1568—1627年）这个宦官无恶不作，更是所得“横赐尤甚”。他还诈称圣旨进行掠夺：“南京内库颇藏金银珍宝，魏忠贤矫旨取进，盗窃一空。”他又制造东林党惨案，导致“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
由于搜括无度，使各行各业百姓无法生存，农业、矿冶无不如此。农业方面，农民尚未下种就来催征税赋：“方今春二月，新谷尚未播种，而严征
已起者纷纷矣。天运人事，一至此极耶！”在“坑冶之课”方面更严重，万历间有个叫姚思仁的地方官曾上疏说：“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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