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精)/大家小书

叙论

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此不待烦言而解者。独其典章制度之资料今日得以依据以讨论者，仅传世之旧籍，而其文颇多重复，近岁虽有新出遗文，足资补证，然其关系，重要者实亦至少，故欲为详确创获之研究甚非易事。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聊供初学之参考，匪敢言能补正前贤之阙失也。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所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
此书本为供初学读史者参考而作，其体裁若与旧史附丽，则于事尤便，故分别事类，序次先后，约略参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庶几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亦可表见新知之创获，博识通人幸勿以童牛角马见责也。
又此书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首章备致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见僧祐书《三藏集记》十僧睿《大智度论序》及《大智度论记》。寅恪案：鸠摩罗什译经虽有删烦，然于《大智度论》实未十分略九，盖天竺著述体例固如是也，后人于此殊多误解，以其事非本书范围，故不详论）。故于前礼仪章已论证者，如三源中诸人之家世地域等，则于后诸章不复详及，实则后章所讨论仍与之有关也。谨附识于叙论之末，以见此书之体制焉。

礼仪（附：都城建筑）

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届，止限于少数特殊阶级，似可不必讨论，此意昔贤亦有论及者矣。如《新唐书》一一《礼乐志》云：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

又《欧阳文忠公集》附欧阳发等所述事迹云：

其于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五行志不书事应，悉坏汉儒灾异附会之说，皆出前人之所未至。

寅恪案：自汉以来史官所记礼制止用于郊庙朝廷，皆有司之事，欧阳永叔谓之为空名，诚是也。沈垚《落帆楼文集》八《与张渊甫书》云：

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至明士大夫皆出草野，与古绝不相似矣。古人于亲亲中寓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世国，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

寅恪案：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子敦之说是也。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
《通鉴》一七六《陈纪》“至德三年”条云：

隋主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勒成百卷，〔正月〕戊辰诏行新礼。

《隋书》一《高祖纪·上》（《北史》一一《隋本纪·上》同）云：

开皇五年春正月戊辰诏行新礼。

同书二《高祖纪·下》（《北史》一一《隋本纪·上》略同）云：

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诏曰：“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允佥议，可并修定五礼。”

同书六《礼志总序》略云：

高堂生所传士礼亦谓之仪，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黄初之详定朝仪，则宋书言之备矣。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陈武克平建业，多准梁旧。〔隋〕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通典》四一《礼典序》（参《南齐书》九《礼志序》及《魏书》一〇八《礼志序》）略云：

魏以王粲、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虽缀时礼，不足相变。晋初以荀、郑冲典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加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未成，属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其遗文也。江左刁协、荀崧补缉旧文，蔡谟又踵修缀。宋初因循，前史并不重述。齐武帝永明二年诏尚书令王俭制定五礼。至梁武帝命群儒又裁成焉。陈武帝受禅，多准梁旧。后魏道武帝举其大体，事多阙遗：孝文帝率由旧章，择其令典，朝仪国范焕乎复振。隋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

《隋书》三三《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梁宾礼仪注》九卷贺玚撰注云：

案梁明山宾撰《吉仪礼注》二百六卷，《录》六卷；严植之撰《凶仪注》四百七十九卷，《录》四十五卷；陆琏撰《军仪注》一百九十卷，《录》二卷；司马撰《嘉仪注》一百一十二卷，《录》三卷；并亡。存者唯士吉及宾合十九卷。
《后齐仪注》二百九十卷。
《隋朝仪礼》一百卷，牛弘撰。

《魏书》五九《刘昶传》（《北史》二九《刘昶传》同）略云：

刘昶，义隆第九子也，义隆时封义阳王，和平六年间行来降。于时（太和初）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亡。

同书九一《术艺传·蒋少游传》（《北史》九〇《艺术传·蒋少游传》同）略云：

蒋少游，乐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年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前将军，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沼修旧增新，改作金墉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少游又为太极立规模，与董尔、王遇参建之，皆未成而卒。

同书七《高祖纪·下》（《北史》三《魏本纪》同）云：

〔太和〕十年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

寅恪案：刘昶、蒋少游俱非深习当日南朝典制近发展之人，故致互相乖诤。其事在太和十年以前，即《北史》四二《王肃传》所谓“其间朴略，未能淳”者。至太和十七年王肃北奔，孝文帝虚襟相待，盖肃之入北实应当日魏朝之需要故也。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研治唐史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传世著作。本书分别就礼仪（含都城建筑）、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各种制度，系统考证了这些制度从汉魏至隋唐的渊源和演变，对隋唐制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阐述。尤其是种族文化观等概念、隋唐制度三大渊源之影响强弱比较，许多中古史重要问题都肇端于此书，奠定了当代学者理解中古史、制度史的基本框架，为治史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