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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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斌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9135962
出版时间2022-03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120元
货号31447215
上书时间2024-06-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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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故宫学与沈阳故宫》、《沈阳故宫四百年：一部叙事体的文化史记》、《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2卷）、《丝绸之路全史》（2卷）、《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6卷）、《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4卷）等。其中《丝绸之路全史》入选中国出版协会“2018年度中国30本好书”，《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度好书、中国好书2019年9月月榜图书。
目录
前 言 1
第一编
第一章 中华文化与朝鲜文明开发 2
一、一个超大型的移民团 2
二、汉置四郡与乐浪文化 7
三、朝鲜三国与中华文化的联系 11
四、汉字、儒学和佛教在朝鲜的初传 15
五、朝鲜成为向日本传播文化的桥梁 19
第二章 中华文化在日本的初传 25
一、徐福东渡日本 25
二、徐福在日本的遗迹 27
三、泰伯后裔与秦人、汉人 32
四、中华文化刺激下的弥生文化 37
五、稻作文化传入朝鲜、日本 40
六、一枚金印引出的故事 43
第三章 浪漫的丝路，风情的丝绸 46
一、张骞“ 凿空”的大道 46
二、丝绸之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大道 49
三、丝绸之路与丝绸 51
四、丝绸之路与西域文明开发 55
五、丝绸公主的故事 59
第四章 丝绸与希腊罗马 63
一、古希腊艺术所见丝绸的影子 63
二、丝绸征服了罗马 64
三、丝绸带给罗马的新时尚 67
四、丝绸皇帝与蚕种偷渡 71
第二编
第五章 大唐文明与东亚文化圈 78
一、繁盛的大唐，世界的长安 78
二、天可汗与东亚文化秩序 81
三、东亚文化圈 84
四、东亚地区的文化亲属关系 88
第六章 君子之国，有类中华 92
一、唐朝与新罗的往来 92
二、新罗与唐朝的经贸交流 95
三、崔致远与遣唐留学生 96
四、新罗入唐僧 100
五、新罗仿唐的教育制度 104
六、新罗的汉文学 106
第七章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108
一、遣唐使：旷世的文化壮举 108
二、吉备真备与阿倍仲麻吕 114
三、入唐八家与弘法大师 121
四、鉴真：日本文化的恩人 127
五、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133
六、白居易在日本 137
七、奈良平安时代的汉文学 140
第八章 中华文化在波斯、阿拉伯的传播 144
一、中国向阿拉伯的技术转移 144
二、炼丹术的西传 146
三、波斯锦与大食锦 148
四、造纸术的西传 151
五、波斯三彩与青花瓷 154
六、苏莱曼的中国见闻 159
第三编
第九章 高丽与李朝的慕华之风 164
一、高丽的崇儒之风 164
二、朱子学与郑梦周 167
三、忠宣王的万卷堂 169
四、八学士、乐工与医生 170
五、高僧义天云游宋朝 174
六、八万《大藏经》 178
七、燕行使五百年 181
八、洪大容、朴趾源的京师之行 186
九、王室藏书楼奎章阁 192
十、明清小说在朝鲜的流传 194
第十章 禅宗东渡与文化传播 200
一、日本入宋僧 200
二、五山文化与宋学讲筵 206
三、流行时尚“ 唐物趣味” 209
四、雪舟的中国之行 214
五、规模庞大的遣明使团 219
六、“ 唐船持渡书” 224
七、长崎“ 唐三寺” 229
八、隐元隆琦与“ 东黄檗” 232
九、朱舜水与水户学派 235
十、明清小说在日本的流传 240
第十一章 岭南华风，形同内地 247
一、蜀王子建瓯雒国的传说 247
二、东山文化：中原文化南传的遗存 248
三、华风南渐与文明开化 250
四、越南的崇儒之风 254
五、越南的汉文学 259
第十二章 中华文化与文艺复兴 263
一、蒙古与元朝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263
二、成吉思汗大交换 265
三、被改变的欧洲世界观 269
四、造纸术在欧洲的再传播 270
五、印刷术点燃了“ 自由火炬” 274
六、火药和火器技术的传播和应用 279
七、指南针、罗盘与大航海 283
八、四大发明对文艺复兴的激励 285
第十三章 马可·波罗发现的新世界 289
一、诞生在监狱里的名著 289
二、马可·波罗的奇妙旅行 291
三、马可·波罗描述了迷人的中华文明 294
四、《马可·波罗游记》的流传和影响 298
五、马可·波罗同时代人讲述的中国故事 301
六、伪书《 曼德维尔游记》 306
第十四章 郑和下西洋与文化传播 310
一、海上丝路的文化盛事 310
二、赐冠服，颁正朔 314
三、郑和下西洋与海外贸易 318
四、郑和下西洋的遗迹与影响 321
五、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322
第四编
第十五章 大帆船与中国风 328
一、远方契丹的诱惑 328
二、巨量的中国商品涌向欧洲 331
三、轰动欧洲的“ 三大贸易” 336
四、中国商品带来的异域风情 343
五、中国艺术品的收藏热 345
六、日常生活的中国情趣 349
七、洛可可：中国趣味的新风格 352
八、流行一时的“ 英— 中花园” 355
九、《赵氏孤儿》的西译与流传 360
第十六章 欧洲人的初步中国知识 365
一、曼努埃尔国王的问题清单 365
二、倚门而望：初来中国的葡人报道 368
三、冒险家平托的传奇故事 372
四、拉达出使中国及其纪事 375
五、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 376
第十七章 传教士们讲述的中国事情 379
一、传教士的书信和报告 379
二、传教士的中国研究著作 384
三、传教士对中国国情的介绍 389
四、传教士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394
五、传教士对中国天文学和博物学的研究 399
六、传教士对中医药学的研究 403
第十八章 利玛窦与孔子相遇 407
一、利玛窦发现的孔子 407
二、儒学是传教士的必修课 410
三、传教士对儒家典籍的翻译 414
四、《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流传与影响 416
第十九章 中华文化与启蒙运动 422
一、启蒙运动的“ 守护神” 422
二、莱布尼茨说中华民族使我们觉醒了 425
三、伏尔泰在中国发现了“ 新世界” 429
四、魁奈对中华文明的赞扬 433
五、其他启蒙思想家对中华文化的赞誉 435
六、歌德与中华文化的接触 440
结束语 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 446
主要参考文献 451
后 记 457
内容摘要
本书简略地叙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过程，由近及远地记述了中华文化在不同地域和民族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深入阐述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几次高潮，即汉代、唐代、元代和明清时期，重点讲述了海外传播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彰显出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先进性和开放性。
全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视野开阔、见解精深，是一本了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的简明读本。
精彩内容
第一章中华文化与朝鲜文明开发一、一个超大型的移民团文化传播有一条基本的规律，就是由近及远。中华文化最先传播到的地区，或者说最先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首先是那些与中国在地域上比较接近、交通往来也比较便利的地区。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是最早接受中华文化传播并受到深刻影响的地区。
根据有关考古发现的材料，中华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朝鲜半岛考古发现的新石器制作技术、稻作文化、制陶技术以及石棚式墓葬习俗，都受到中国东北以及山东半岛相关文化的影响。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两地就有了文化交流，但中华文化对朝鲜半岛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发生在商末周初这一时期。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到了商朝晚期，已经创造了比较发达的文明，也聚集了很多的社会财富。商朝晚期却出现了一个奇葩的帝王，他荒淫无度，胡作非为，把延续几百年的商朝命脉掐断了。
这位帝王就是商纣王。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沉溺酒色，奢靡腐化，残暴无道，而且不听任何劝谏。比干、箕子、微子三位大臣极力向纣王劝谏，反遭迫害。《论语》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中的箕子是纣王的叔父。箕子名胥余，是商朝末年的太师，因封国在箕地，所以称“箕子”。箕子曾多次苦心谏阻纣王，但纣王不听。于是，箕子披发佯狂，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即今山西陵川棋子山，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王闻知，便把他囚禁在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
武王灭商建周后，释放了箕子。箕子不忍看到殷商王朝灭亡的惨状，遂率族人去了朝鲜。周初分封诸侯，周武王闻知箕子东走朝鲜，便封箕子为朝鲜侯。箕子在朝鲜建立国家，定都于王俭城（今平壤），受周之封号，为周之藩属。此后，每12年朝周一次。
周武王时，箕子应武王之召至周之镐京，与武王共同讨论治国方略，并作一篇题为《洪范》的文章。《洪范》载于《尚书》，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认为，《洪范》是周武王与箕子的谈话记录。“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洪范》讲的是治国的九条大的规则。这篇《洪范》是中国人对人生、对现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是商代治国经验的总结，被后代儒家学者奉为最早的经典文献。
据说，箕子率领子弟与商朝的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胶州湾渡海，奔向朝鲜。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箕子一行到了黄海边，便乘木筏向东飘去。几天后登上一岛，见岛上山清水秀，芳草连天，一派明丽景象，便将此地叫作“朝鲜”。从此，箕子带领的约5000人在这里定居下来。
周初的朝鲜应是今朝鲜半岛北部。箕子“走之朝鲜”应该就是指这里。箕子创立古朝鲜的一代王朝，即“箕子朝鲜”或“箕氏朝鲜”。这个“箕氏朝鲜”传40余世，历900多年。
箕子是一位有很高地位的殷商王朝的统治集团成员，他率领的约5000人，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移民集团。这个移民集团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中有懂诗书、礼乐、医药、阴阳、巫术的知识分子，有懂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百家技艺皆从其入朝，他们推广殷商的田亩制度和中原先进的耕作、养殖技术，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朝鲜，在生产技术和文化制度上对当地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帮助。《汉书·地理志下》说，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因而使朝鲜的文明推进一大步。
箕子到朝鲜后便建筑房屋、开垦农田、养蚕织布、烧陶编竹，还设“犯禁八条”，即《汉书·地理志下》记载的“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这“八条之教”是：（1）相杀，以当时偿杀。
（2）相伤，以谷偿。
（3）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4）妇人贞信。
（5）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
（6）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
（7）同姓不婚。
（8）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
由于箕子的礼义教化和律法严明，“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这“八条”是古朝鲜受中华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最早的成文法。而成文法是社会达到较高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可以说，箕子东走朝鲜，给那里带去了较为先进的中国文明，对于推动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
箕子在朝鲜积极推行文明开发，以《洪范》为指导思想、以“八条之教”为律法，在朝鲜政治和思想文化史上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朝鲜李朝时代学者李珥说：“朝鲜被仁贤之化，化诗书礼乐之邦，朝野无事，人民欢悦，以大同江比黄河，作歌以颂其德。”箕子作为教化之君，把中华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将朝鲜由“夷”带入“华”的文明圈。春秋时代，当时所认识的文化基本上分作华夏与夷狄两大类。华夷观念成为中华世界评判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朝鲜原本处于“华夏”边缘，是“东夷”的一支，但朝鲜是一个积极向“华”学习的“夷”。朝鲜时代的学者普遍认为，箕子是朝鲜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纷纷称颂箕子的教化之功。朝鲜时代的崔岦说：“朝鲜之有箕子，犹周之有文武也。”箕子在朝鲜的地位，就如同中国的周文王、周武王。朝鲜之所以被称为礼义之国，是因为有箕子的教化。因为箕子的东来，朝鲜由“夷”变“华”，成了“小中华”。
二、汉置四郡与乐浪文化汉武帝时，汉朝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改为直属政区，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汉四郡的最初位置是：乐浪郡在朝鲜清川江以南、慈悲岭以北，即今平安道南部和黄海道北部；真番郡为旧真番地区，在慈悲岭以南、汉江以北，即今黄海道大部和京畿道一部；临屯郡为旧临屯地区，即东北海岸，包括今咸镜南道全部；玄菟郡即今鸭绿江中部流域和浑江流域。汉四郡设置后，又下设众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汉四郡的设置，说明汉武帝已经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纳入了汉帝国的统治范围。
汉武帝之后，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的郡县设置情况有所变化。昭帝始元五年（前82），罢去临屯、真番二郡，并将原属于它们管辖的范围并入乐浪、玄菟二郡。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平壤，当时管辖濊貊、沃沮等族；玄菟郡治所则初在夫租（今朝鲜咸兴），后因受濊貊所侵而迁往高句丽西北（今辽宁新宾），管辖高句丽、夫余等族。4世纪，高句丽先后占据了乐浪郡和玄菟郡，从而结束了中国王朝在朝鲜半岛设置郡县的历史。在汉四郡中，乐浪郡存续时间最长，从公元前108年至公元313年，共存在了421年。
汉朝在朝鲜北部地区进行郡县统治，将其完全置于汉文化的势力范围。当时不仅有汉人官吏到四郡任职，更有很多富商大贾前往朝鲜经商，大量百姓到朝鲜垦荒，半岛与大陆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和密切，四郡已是一派汉文化景象。美国学者赖肖尔等认为，朝鲜半岛的汉置郡县是“持续4个世纪之久的汉文明前哨站”。
20世纪中期以后，在汉四郡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朝的官印和各种质地不同、形状各异的器皿，考古学家将这种文化现象称作“乐浪文化”，其实也就是汉文化。乐浪文化的考古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具体的物证。学术界对于乐浪文化的基本看法是：乐浪文化属于广义的汉魏晋文化系统，两汉时期，在中央政权对边郡的有效管理之下，乐浪文化得到了高度发展。
在原乐浪郡地区陆续有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南岸，现在仍有一个以“乐浪”命名的区。区内的台地上有土城遗址，略呈不规则形，东西约700米，南北约600米。考古学者认为，此处即乐浪郡治址。在1935年和1937年的考古发掘中，城址东部发现柱础石、甬路、井、下水道等建筑遗迹。城址内出土的遗物相当丰富，历年采集所得的有砖瓦、封泥、陶器、铜铁器等。瓦当上除常见的云纹外，还有“乐浪礼官”“乐浪富贵”“大晋元康”等铭文。特别是封泥，除吞列、华丽二县外，乐浪郡所辖的其他23县的令或长、丞、尉的官印以及“乐浪太守章”“乐浪大尹章”都有发现。
东汉末年，乐浪郡辖下的屯有县以南地区置带方郡，郡治在带方县。带方郡及占蝉、长岑、昭明三县的城址都已发现。带方郡城址位于今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城址略呈长方形，东西556米，南北730米。城址内出土有东汉到西晋的纪年砖，如光和五年（182）、泰始七年（271）等。城址北面发现的墓砖上有“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大岁戊申渔阳张抚夷”等铭文。占蝉县城址位于今朝鲜平安南道龙冈郡城岘里，城址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500米，南北约1300米。城址东北遗有元和二年（85）的占蝉神祠碑。碑铭的内容为占蝉长向山川之神、平山君祈求百姓安宁、五谷丰登。此碑是朝鲜半岛已发现的最早的石刻。长岑县城址位于今朝鲜黄海南道信川郡凤凰里。在这里，考古发现长篇铭文：“守长岑县王君，君讳乡，年七十三，字德彦，东莱黄人也。正始九年（248）三月廿日，壁师王德造。”昭明县城址位于今黄海南道信川郡土城里。城址呈长方形，东西500米，南北200米。城址附近发现的墓砖上有“太康四年（283）三月昭明王长造”的铭文。
在原乐浪郡各县遗址还发现了许多墓葬，被称为“乐浪墓葬群”。其中以乐浪郡治址南面的墓葬群最为有名，有2000多座，多为方台形封土的坟丘墓。
经过正式发掘的有50余座。这种墓葬形制是中国周汉时期最为通行的形制。墓葬的结构主要为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分别代表不同时期。木椁墓是带墓道的土坑竖穴，椁室是木制的，有单室和双室之分，一般容纳两棺，也有一棺或多棺者，随葬品排列在棺椁之间。椁室的周围有的还积石积炭或用砖包围，椁室上面用土逐层夯实。比较典型的是王光墓和彩箧冢，前者单室双棺，出土的木印上刻有“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表明了墓主的身份；后者双室三棺，因出土有以孝子传为题材的人物彩画漆箧而得名，同出的一枚木简上书有“缣三匹，故吏朝鲜丞田肱谨遣吏再拜祭”，表明墓主也是乐浪郡的官吏。砖室墓顶为穹隆形，有单室和双室之分，后者前室两侧往往附有耳室。墓室内一般容纳两棺。墓砖铭文的纪年，较早的有魏嘉平二年（250）、景元元年（260），稍晚的有西晋时期的泰始、咸宁、太康、元康、建始、太安、建兴等年号，甚至还有东晋的永和九年（353）、元兴三年（404）等纪年。这说明乐浪郡和带方郡于建兴元年（313）被高句丽攻陷之后，砖室墓的使用还持续了一个时期。这两种墓葬的砖砌和木工的做法，木棺的样式，乃至细微到一块砖上的花纹或一个榫卯，都和中原地区的汉代古墓了无差异。考古发现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了所有汉朝贵族日常生活所需物品。各墓出土的带铭文漆器达57件，多数有纪年，上自西汉始元二年（前85），下到东汉永元十四年（102），所出铜镜的形制、纹饰也表明这些木椁墓的年代基本上属于这个时期。另外，漆器的铭文中还有“广汉郡”或“蜀郡”等字样，表明它们的出产地是四川，是从中国内地传过来的。
乐浪墓葬群及其丰富的随葬品，充分反映了其属于汉文化，也具体体现了当时中华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的一个重要侧面。
乐浪文化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包括服饰类、武器类、车马具器类、漆器生活用品类、青铜器类、木器类、钱币类等。这些文物反映出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广泛影响，特别是其中的漆器，各种图案线条流畅，技术娴熟，黑漆朱绘，色泽沉着，可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相媲美。青铜器中，青铜博山炉也是中原汉墓中常见的随葬品。从出土文物的分布来看，汉文化还通过乐浪郡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的金海、永川、扶余、济州等地。
三、朝鲜三国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公元前1世纪中叶到公元7世纪中叶，是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朝鲜半岛上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呈三足鼎立之势。三国时代是朝鲜社会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大规模学习、吸收和移植中华文化的时期。三国时代与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新发展态势，对朝鲜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和繁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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