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四书学研究(修订本)/中大哲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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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春健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ISBN9787100214278
出版时间2021-02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150元
货号1202761768
上书时间2024-05-3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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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春健，男，1973年生，山东阳信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台湾“中研院”、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四书学、诗经学、文献学研究，在《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元代四书学研究》《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经史之间》《诗经讲义稿》等专著多部。
目录
导 言
第一章 元代四书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节 赵复与四书学北传
第二节 元初“以儒治国”的文化政策
第二章 元代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第一节 南宋至元四书学的历史命运
第二节 “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第三节 官学地位制度化与元代四书学的嬗变
第三章 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第一节 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
第二节 元代四书学者学术师承考略
第三节 元代四书学分布格局探析
第四章 元代四书学北方诸学派
第一节 元代北方四书学的传承谱系
第二节 许衡与鲁斋学派的四书学
第三节 刘因与静修学派的四书学
第四节 陈天祥与《四书辨疑》
第五章 元代四书学南方诸学派
第一节 元代南方四书学的传承谱系
第二节 金履祥、许谦与北山学派的四书学
第三节 吴澄与草庐学派的四书学
第四节 陈栎、胡炳文、倪士毅与新安学派的四书学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附 元代四书类著述考
例言
一、《四书》合刻总义之属
二、《大学》之属
三、《论语》之属
四、《孟子》之属
五、《中庸》之属
初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以四书学在元代的初步确立为主题，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四书学从向北方传播、得到新统治阶层承认、在南北方的宗派和师承，到传承有序、初具规模的整个思想史图谱。全书材料扎实全面，条理清楚明白，行文流畅，对元代四书学的演进发展做了宏观周全、微观细致的说明，对了解四书学的起步阶段是一个信实的参考书和指南。
全书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为五章加一个导言，系统介绍了元代四书学的基本情况。附录是作为正文研究基础的四书学史料，全面收集和整理了各种元代四书著述，包括大量关于已经佚失的古书的资料，是了解该时期四书学状况的基本的、必要的参考文献。
主编推荐
? 全书内容全面，材料丰富，讲解清晰明白，是一本帮助读者系统了解元代四书学情况的指南。? 本书对元代四书学的传承，按历史背景、传承人、地域，做了条理清楚的分类说明，对元代四书学描绘出清晰图画。? 书中附有长文《元代四书类著述考》，汇总了该朝四书类文献的总体情况，包括作者、主题、篇幅等，是优良的研究参考文献。? 全书语言流畅，论述清楚，方便读者了解与掌握内容。
精彩内容
?何谓“四书学”所谓“四书学”，是指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典籍及其注疏著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学术活动或学术体系。这一活动或体系，以视四部书为一有机整体、认定四书之间有着规定的次序和关联为学术前提。从属性上讲，四书学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元代是四书学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
在四书学史上，元代百年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历史时期。此一时期，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能够引发我们的学术兴味：首先，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蒙古统治者对于传统儒家经典《四书》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南北统一对于四书学的传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其次，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四书学的官学地位，那么这一“官学制度化”的实际进程如何？对当朝及明清两代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再次，从时段上讲，元代是南宋与明清的过渡时期，就四书学而言，这种过渡性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与南宋及明、清的四书学有哪些异同？复次，四书学既然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它是否影响到了国家制度的调整，是否影响到了士人心态的波折？尽管上述问题尚不能涵盖元代四书学的全部，但倘若能对之作出较为合理的回答，便可对元代四书学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进而也可晓知整个元代学术史之概貌。而且，这也是窥察当时文化政策、教育状况、学术风气、士人心态等社会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元代四书学研究的三部重要文献就元代四书学研究的文献来讲，首先应当列举的是分别成书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三部重要文献：一是朱彝尊的《经义考》，一是《古今图书集成》，一是《四库全书总目》。《经义考》与《四库全书总目》都是目录书，《古今图书集成》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三部文献均非元代四书学的专门研究著作，但其中包含的元代四书学内容却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四书学的官学地位形成于元代就整个四书学的发展来说，朱子结集《四书》并撰著一系列四书学著述（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既标志着四书学的正式确立，又代表着四书学的最高成就。然而，由于政治因素的羼入，四书学非但没有在朱子时代进入官学领域，反而随着朱子遭遇政治压迫而受重创。尽管自南宋理宗以来，封建帝王们逐渐“发现了朱熹的著作与学说中正有他们梦寐追求的超历史的特殊价值”，四书学却一直未被官方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加以认可。四书学官学地位制度化的形成，最终发生在元朝，其间经历了诸多波折。
?“庆元党禁”与四书学“庆元党禁”是发生在南宋宁宗庆元年间的一场政治斗争，就其性质来说，是以韩侂胄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和以赵汝愚为代表的“理学家士大夫”集团两大势力间力量消长的表现。斗争的结果是，理学家集团所推崇的“道学”被定为“伪学”，理学家集团被打成“逆党”，并于庆元三年（1197）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其中“宰执四人”，分别为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首当其冲；另有“余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士人八人”，从国家法律层面认定了“道学”及理学家集团的非法地位。同时，官僚集团还要求“自今曾受伪学举荐关陛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并令省部籍记姓名，与闲慢差遣”，妄图将理学家集团彻底击垮，使其永远不得翻身。“庆元党禁”是继北宋“元祐党争”后又一次浩大的文化专制行动，也是四书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意味着四书学在由朱子确立后不久，便遭遇了沉重的政治打击。
?元仁宗前的四书学就蒙古政权对于四书学的接受与传播而言，历史在13世纪初形成了巨大的隔阂：一者南北阻隔，消息不通；二者蒙古为少数民族，对于汉文化罕有接触。因此，当12世纪末中原大地上朝廷两大集团围绕朱子与四书学展开激烈角逐时，当13世纪初南宋帝王在经筵中听讲“正心诚意”娓娓之论时，蒙古大汗铁木真却正率领铁骑在漠北草原上奔驰，远征天下四方。当时的蒙古政权，无论首领还是臣属，对于四书学乃至理学都极为陌生。尽管自窝阔台朝始，耶律楚材、赵复等人对理学及四书学的这种隔阂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弥缝，并在忽必烈时初步形成“以儒治国”的文治方针，而且四书学的内容也逐渐得以凸显，但就整个统治集团而言，接受的程度依然十分有限。
?“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四书学社会地位的彻底改观，得益于元朝国家制度的一次重大调整，这就是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的恢复科举，开科取士。“延祐科举”不仅标志着元代科举制度的正式建立，也首次实现了四书学与国家科举制度的有效链接，使南宋理宗以来受到官方认可的四书学在经历了元朝前期的“低迷”之后，终于实现了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延祐科举”在四书学史上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朱注《四书》纳入了科举考试的科目范围当中，并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不难看出，一方面，无论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四书》都是首先要考的科目，而且规定了唯一的考试教材版本，即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就连诏书中对四部书的排列都采用的是朱子所定次序，即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另一方面，较诸《四书》，《五经》已明显退居次席，而且所定版本或径用朱注，或用程朱一系学者注解，“朱学独尊”的特色十分鲜明。可以说，《四书》在“延祐科举”中是真正地被“悬为令甲”了。
?官学地位的确立对国家教育制度的影响元代四书学官学地位制度化的确立，对作为朝廷贵族子弟学校的国子监、作为地方学校的乡学和逐渐实现了官学化的书院的日常教学，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官学制度化催生了四书科举化的倾向官学地位的制度化规定，使元代四书学具备了较为明显的科举化特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专为科考之“经问”、“经疑”而作的四书类著作。这类著作中，作者大都明确提到了专门服务于科举的撰著初衷，这是“延祐科举”后出现的四书学新气象。
?元代四书类文献、学者情况总览据笔者统计，元代百年，共有各类四书类著述计二百九十种，涉及四书学者二百一十一人，其中有名姓可考者计一百九十人。对这些学者及著作进行系统研究，无疑是对元代四书学得出全面客观认识的基础性工作，这也是本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关于元代四书学者及四书著述地域分布的数据统计：表3.1元代四书学地域分布统计表所属省份四书学者数（人）四书著述数（种）江西5577浙江5474福建1925河南1122安徽818江苏810河北712陕西34山西22湖南22湖北11四川11山东11北京11地域无考者3840总计211290注：该统计表的制定依据为书后所附《元代四书类著述考》。需要说明的是，元代的行政区划与现今行政区划有很大不同，比如当时的江浙行省跨及现今的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而江浙行省恰恰是元代四书学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有必要对涉及各省的四书学分布作细致分析，故《元代四书学地域分布统计表》采用现代行政区划。同时，又在本章第三节中详致分析四书学发展最为兴盛的江浙行省和江南行省学者分布，以还原当时四书学分布状况之实际面目。
?元代四书学地域分布特点元代四书学地域分布的这样几点初步印象：其一，江西、浙江两省的四书学者及四书类著述占据显著优势，是元代四书学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其二，就四书学而言，朱子生前学术活动最为集中的福建地区在元代渐趋萧条，较诸江西、浙江两省明显退居次席；其三，朱子与南宋其他理学家（如张栻、谢谔等）学术交往较为频繁的湖湘地区转为末落，四书学者及四书著述的分布极为稀少；其四，在元代，朱子生前学术行迹罕至的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北方地区，相形之下，四书学者及四书著述的数量十分可观，可以看作元代四书学发展不可忽视的新趋向。
?元代四书学的区域传播流向元代四书学在区域间传播流动的大致面貌：流向一：由湖北至河南、河北。表示宋、元之际湖北赵复被俘北上，传四书学于北地，河南姚枢、许衡，河北刘因等学者皆受其重要影响。
流向二：由浙江至福建。表示浙江之学向福建地区的传播。如宁德人陈普即曾负笈至浙东会稽，从韩翼甫受《四书》之学。且晚年讲学莆中十八载，弟子甚众，四书学者韩信同即其高足。又如建阳人熊禾亦曾游学浙中，受业刘敬堂，由辅广之学而领朱子之旨。
流向三：由浙江至湖南。表示浙江之学向湖南地区的传播。如浏阳人欧阳玄即为金华四书学大家许谦之门人。
流向四：由浙江至江西。表示浙江之学向江西地区的传播。如婺源人程复心私淑浙中辅广之学，撰四书学著述数种。
…………?南方四书学南方四书学的师承特色非常鲜明，并形成了诸多以某一重要学者为核心的四书学学派往往传承几代，纵贯元朝，递至明初。同时，南方四书学的分布也不像北方那样零散，而是形成了诸多学者活动频繁、著述繁盛的四书学中心。造成这种局面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南方地区有着北方无可比拟的四书学传统和基础。从学术倾向上看，南方四书学学派大概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宗朱一系的四书学，占据了南方四书学的绝对优势；一类是南宋其他理学家在元代传人一系的四书学，也是南方四书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江西余干一脉四书学传承谱系：文摘2：元代四书学的学理价值及学术史地位元代百年，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对象的《四书》之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学理价值，并在学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第一，《四书》及《四书集注》的地位空前提高。元人丘葵《周礼全书》（一名《周礼补亡》）自序云：“今圣朝新制，以《六经》取士，乃置《周官》于不用，使天下之士习《周礼》者，皆弃而习他经。”考《元史·选举志》所规定的科考科目，涉及经典的，除《诗》、《书》、《礼记》、《易》、《春秋》五经外，即为《四书》，故而《四库全书总目》由此推论“元丘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不为无理。其实，在元代又不惟“以《四书》为一经”，连朱子的注释《四书》之作，也在实际上被人当作经书来看待。宋末赵顺孙撰《四书纂疏》二十八卷就曾称：“子朱子《四书》注释，其意精密，其语简严，浑然犹经也。”元代学者秉承了这一理念，而且逐渐达成一种共识，比如休宁陈栎《论语训蒙口义自序》即云：“朱子《集注》浑然犹经，初学亶未易悟。”汪克宽《重订四书集释序》亦称：我紫阳子朱子且复集诸儒之大成，扩往圣之遗蕴，作为《集注》、《章句》、《或问》，以惠后学，昭至理于皦日，盖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其词意浑然犹经，虽及门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体要……《四书》及《四书集注》地位的空前提高，为元代以及明清两代四书学的发展奠立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基础。
第二，在赵复、杨惟中、姚枢、许衡等汉族儒士的积极传播下，在历代蒙古可汗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以儒治国”文化政策的感召推动下，在一种政治和文化上“各取所需”的潜规则的支配下，四书学逐渐为元代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并最终在“延祐科举”中将朱注《四书》列为首要的考试科目，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这是在朱子生前身后的南宋时代未曾收到的效果，在四书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因为官学地位制度化的实现，才使元代四书学具有了鲜明的“科举化特征”；正是因为官学地位制度化的实现，才使更多士子因为仕途的“诱惑”转而潜研《四书》，使《四书》在社会各阶层得到极大程度的普及。更为重要的是，元代科举对朱注《四书》的这种规定，为后来的明、清两代所沿袭，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过需要指出：南宋四书学是传统儒学的经典本文与宋代理学义理发挥之学的合构成果。四书学者为这一学术成果形成提供了认知和使命支持。四书学者多为进士为仕的政务实践者，他们自觉地将《四书》实理付诸自身任职的区域社会政治实践，促进了《四书》思想与社会民众心理和人文观念的契接，由此实现了《四书》思想的社会应用。
如果说南宋时期四书学的社会应用是建立在当时四书学者怀有“忠诚于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和承传、以此约己而推惠于人、潜心穷理而经世致用”的“自觉的责任意识”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元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四书学更广泛的社会应用，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国家科考科目对《四书》的规定所产生的对于广大士子的无限诱惑力了。在这一趋势下，学术层面上的四书学渐趋淡漠。
第三，对于元代学术，人们一般评价不高，比如清人皮锡瑞称：宋儒学有根柢，故虽拨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
马宗霍亦云：元代举业，虽兼用古注疏，但元儒解经，则仍不能出朱子之范。
这当然与元代属少数民族政权、儒学基础相对薄弱不无关系。从总体上说，元代四书学的确也很难说有多少理论创新，更未取得如宋代周、张、程、朱、邵、陆等理学大师那样能够在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学术成就。即便是号称“朱学嫡派”的金履祥和许谦等人的四书学著作，也只能是对朱子《四书集注》做一些“补正、畅达”的工作，在四书学基本观念上并无大的突破。但通过本书对元代四书学南北诸学派代表学者及代表著作的考察，我们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深刻印象：元代四书学决非一无是处，而是有其宝贵的独立学术品格。与明清时期那种“坊刻《四书》讲章，则旋生旋灭，有若浮沤，旋灭旋生，又几如扫叶”的情况相比，元代四书学“犹有研究古义之功”，未曾脱离学术太远，因而有值得肯定之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元代四书学者还在《小学》与《四书》观（如许衡）、《四书》与《六经》观（如刘因），四书学道统观（如刘因、吴澄）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新颖见解，成为元代四书学的理论亮点。尤其需要大力表彰的是，从宋末元初的龚霆松到元代中期的吴澄等人，都敏锐地注意到朱学与陆学的弊端，并有意识地做着“和会朱陆”的工作。比如吴澄，在他的四书学中，发明本心，“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实际上使朱学和陆学都获得了生机。“于朱陆二氏之学互有发明”，既是这批学者的宝贵品格，也搭建了从宋代理学通往明代心学的桥梁，元代四书学在学术史上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作用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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