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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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巫鸿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72870
出版时间2022-0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149元
货号1202552131
上书时间2024-05-30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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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空间”是巫鸿近年来持续关注的话题。2016年《空间中的美术》第三章提到要把敦煌作为“总体艺术”的一个案例，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的推进和扩展。作者希望能借助敦煌这个保存了大量历代雕塑、壁画的文明遗迹，讲出他对中国美术史的新思考。
作者简介
巫鸿，有名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美国国家文理学院终身院士，现任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斯本德杰出贡献教授”，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及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研究与国际交流，策划众多重要展览，包括《瞬间：20世纪末的中国实验艺术》（1998）、《在中国展览实验艺术》（2000）、《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2002）、《过去和未来之间：中国新影像展》（2004）、《关于展览的展览》（2000、2016）、《中国当代摄影40年》（2017）。代表著作有《武梁祠》《礼仪中的美术》《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废墟的故事》《走自己的路》《作品与展场》《荣荣的东村》等。
目录
致 谢
前 言
第一章敦煌的莫高窟
莫高窟与自然
莫高窟与墓葬
莫高窟与其他敦煌宗教和礼仪场所
莫高窟和礼仪时间
第二章莫高窟的整体空间
对“整体”的反思
对“活体”的探寻
莫高窟的“面容”
第三章莫高窟的内部空间
原窟群：禅观之域
中心柱窟：塔庙巡礼
大像窟和涅槃窟：参拜佛身
背屏窟：人界与佛界的交会
第四章莫高窟空间中的图像
焦点上的圣容像
瑞像的历史叙事
瑞像的观念化
《番合圣容像变》
第五章莫高窟绘画中的空间
经营位置
线性图画空间
二元图画空间的出现
线性空间与二元空间的结合
二元构图与空间叙事
结语：一个美术史方法论提案
注 释
参考文献
敦煌历史年表
索 引
内容摘要
近一个世纪之前，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如果百年之前的情况是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的新材料将引出新的研究问题，今天的情况则是经多几代学人的积累，基础性调查和材料整理已相当充盈，需要更多以研究中产生的新问题带动对材料的再发掘。巫鸿的这部新作通过“空间”这一角度，调动读者自身经验，从敦煌城一路向西，来到凿有数千洞窟的鸣沙山；面对扑面而来的崖壁展开历史想象，并以人的身体为尺度，进入不同时期的洞窟空间，感受洞窟的功能、性质和参观
方式的明显变化。在洞窟中，身体参与感知雕塑和系列壁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目光视线落在单幅画面上，进入画面内部空间，完成精神层面的观看意义。因此，书中虽然广泛借助和征引了关于敦煌研究的原始材料，却试图从新的层面显示它们的意义，激发读者调动自己的身体和眼睛，在阅读中开启一趟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文化之旅。
主编推荐
巫鸿先生的研究新著。“空间”是巫鸿近年来持续关注的话题。2016年《空间中的美术》第三章提到要把敦煌作为“总体艺术”的一个案例，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的推进和扩展。作者希望能借助敦煌这个保存了大量历代雕塑、壁画的文明遗迹，讲出他对中国美术史的新思考。
全书共分五章二十余万字，集中讨论如何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和视觉环境中来理解和研究敦煌艺术。第一章“敦煌的莫高窟”，把莫高窟放置到敦煌的历史地理空间中，这里不仅有三危山、鸣沙山和宕泉河，还有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和敦煌城，不仅有僧侣、石窟，还有来自汉地的世家大族，以及共生的儒教、道教、民间信仰，只有在这个融合的背景中才能真正了解莫高窟的出现并非孤立偶然。第二章“莫高窟的整体空间”描摹了莫高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面容”，从最初的“原窟群”沿水平方向两端延展，然后有了离开“原窟群”的原创窟，出现垂直方向的“大像窟”，这一动态变化过程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相呼应，让人找到理解莫高窟空间分布的内在线索。第三章“莫高窟的内部空间”按照“禅窟”“中心塔柱”“大像窟”“涅槃窟”“背屏窟”等形制，分别挑选有代表性的洞窟做个案讨论，可见出由空间变化带来的礼仪功能、洞窟性质的变化，也说明了敦煌艺术与政治、家族的关系。第四章“莫高窟空间中的图像”和第五章“莫高窟绘画中的空间”，利用了巫鸿早年的研究，分别以“瑞像”和“降魔故事”的不同表现为例，具体分析敦煌艺术中塑像和绘画所传递的深层意涵。虽然全书最后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却可以调动身体和眼睛，激发读者对莫高窟的多重想象。
精彩内容
关于莫高窟的起始，学者多定为366年，当时敦煌辖属于前凉政权。〔1〕相传那年有个名叫乐僔的和尚，戒行清虚，希望找个恬静的地方修道。当他来到宕泉河畔鸣沙山麓，“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于是在山上“架空凿险”，修建了莫高窟的第一座石窟。
对于乐僔的生平我们全无所知。后人常根据9世纪的《莫高窟
记》中“仗锡西游至此”一语推测他是东来的中土
僧人。〔2〕但正如
敦煌史研究者李正宇注意到的，当这个事迹首次在《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中记述时并没有“西游”二字。这通石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698），比《莫高窟记》早150年以上，碑文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3〕如果说“仗锡西游”隐含了长途跋涉的辛劳，“杖锡林野”则更多地表达了悠游山林的情思。因此，莫高窟的开创者不一定是个外来的游方僧人，而是位当地的禅修和尚。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设想他属于敦煌的某个佛寺或教团，这类地方宗教机构在4世纪肯定存在。根据1991年的一个考古发现，我们知道甚至在2世纪之前，敦煌就已经有称作“小浮屠里”的去处。这一知识来自敦煌附近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枚汉简，历史学家荣新江据此推论：“也就是说这个里坊中有‘浮屠’——佛塔或佛寺，因此得名”。〔4〕我们可以继续推想，既然有“小浮屠”，那么也必然有被当地居民称为“大浮屠”的更具规模的佛塔或佛寺。
在荣氏看来，“浮屠”存在于汉代敦煌的事实说明了佛教在该地的深远传统，为敦煌高僧竺法护（约229—306）在西晋时期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背景。法护原姓支，是世居敦煌的月氏移民后裔，八岁
依竺高座出家从师姓。虽然他一生中去到各地弘化游历并在长安建寺修行，但与敦煌的关系从未中断，曾率领弟子在此译经布道，时人称之为“敦煌菩萨”。〔5〕他的弟子竺法乘也
“西到敦煌立寺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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