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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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扬·莫恩浩特著张骥译,凤凰联动出品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9460493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1202520595
上书时间2024-05-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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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德]扬·莫恩浩特（Jan Mohnhaupt），1983年出生于德国鲁尔区，自由记者、作家，多年来在《每日镜报》上为柏林的两座动物园撰写报道。著有历史调查作品《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动物》（Tiere im Nationalsozialismus）和传记作品《摇摇欲坠：米夏埃尔·图尼斯的双面人生》（Auf der Kippe: Die zwei Leben des Michael Tönnies）。
译者简介
张骥，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毕业，现就读于清华大学。习德文十余载，嗜笔译，闭门造文，偶有译作《像爱因斯坦一样思考》等。
目录
序言？关于“动物人”
1. 战争和鳄鱼尾汤
有博士头衔的“瓦砾妇女”
动物园里挖战壕
河马“柯瑙什卡”相亲
动物园里的欺凌
2. 动物园狂热症
别人的动物园
从鸟类学家到动物园园长
新动物园的旧规划
好戏要开始了
“史塔西”的眼镜熊
3. 第四个人
被迫离场
把大象装进缆车
德国最年轻的动物园园长
贼年轻的毛头小伙
西驴对东猪
4. 熊猫和名声
买动物也需要“套路”
没有家的一家之主
送给中国的红色狮子
命运和航班时刻表之间
巨变陡生
5. 猎人和收藏家
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动物馆
和麋鹿一起去西柏林
同室操戈
混浊莱茵河中的白鲸
四虎换二貘
6. 大计划，小细节
虽分道扬镳却藕断丝连
奇奇怪怪的动物爱好者
貘馆（没）在这里
“全天候动物园”
7. 两只熊的小岛
从“羚羊人”到“水族人”
金色笼子里的金色时光
施密特收的国礼
重建“象门”
孤岛沉没
8. 灰色巨人的倒掉
勃兰特的棕熊情结
分久必合
大象终于掉沟里了
告别达特
后记？老男人，新时代
后来怎样？
鸣？谢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20世纪60年代初，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在分裂的柏林，军备竞赛却以怪诞的形式上演着，动物园就是赛场。
在动物园界，大象是威望的象征。西柏林动物园园长科略斯要求市长维利·勃兰特增加大象数量，唯有这样才能打败东柏林动物园，这事关荣誉！在这种情形下，东柏林动物园园长达特被迫“予以还击”。
自此，一场持续近30年的动物园“军备竞赛”便拉开了帷幕，亦成为德国分裂的象征。
主编推荐
作者亲身多年走访、实地考据东西柏林两大档案室，翔实梳理一段隐藏于动物园琐碎日常中的战后德国大历史，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再现冷战期间东西两大阵营之间剑拔弩张的大国博弈。
笔法幽默深刻，妙趣横生，把严肃的冷战时代化为一个个柏林人生动真实的日常。一反社科书的严肃风格，以生动趣味的笔触，如数盘点从二战末至冷战结束期间许多有关东西柏林动物园的精彩的奇闻逸事。
柏林墙倒塌32周年纪念之作，德亚4.7高分热评，《明镜周刊》等媒体佳评如潮。
精心收录23幅冷战年代东西柏林珍贵历史照片。
精彩内容
序?言
关于“动物人”大城市人普遍爱动物胜过爱他们的同类，柏林人尤甚。
——沃尔夫冈·格瓦特（1966年接受《时代周报》的采访）20世纪80年代末流传着一则逸事。那时的人们对这个濒临崩溃边缘的世界已经习以为常，柏林墙似乎还要伫立至少一个世纪，西柏林动物园和东柏林动物园在当时不仅是最受欢迎的休闲场所，还是两种制度的标志：柏林这座城市已经分裂近三十年，只有这两座动物园各自的园长达成了统一——他们都深深地厌恶着对方。现在谁也说不清，这算冲撞，还是只是不断推搡的小动作？二人到底谁是始作俑者？无论如何，现在照例又要比一比、看一看谁的家业大了——这次比的是大象。
动物园就是比赛场。海因茨-格奥尔格·科略斯（Heinz-GeorgKl?s）园长不久前刚刚扩建了自己的象园，还趁机立刻购进了一些新动物并展示出来。科略斯酷爱收集动物，他拥有世界上动物种类最丰富的动物园。自己拥有的大象要比东边对手的多，这一点他极为看重。因为在动物园世界里，大象是威望的象征。对科略斯而言，拥有更多的大象就是“赢得了一场战役”。在这件事上，他并不孤独：早在60年代，为了能和东柏林动物园及其园长抗衡，当时西柏林的市长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打算越过市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直接给科略斯一笔必要经费，用于购买更多的大象——至少在科略斯的记忆中有这么一回事。
来而不往非礼也。东柏林动物园园长海因里希·达特（HeinrichDathe）也“被参与”了进来。不过，达特的上场反而满足了科略斯的私心——科略斯这下确信：达特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肯定也看到了差距。毕竟，达特为了能够建造一座新的大象馆，已经忍受经济困窘长达十多年了。
而达特多少有些看不起科略斯——专业上瞧不起，情感上更加讨厌。这一点，这位年长科略斯十六岁的老园长绝对让那位“年轻人”感受到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有一次两人在东柏林动物园会晤，达特在宴请科略斯时端上了一道小肉丸子，似有嘲弄科略斯之意。
达特现在抱怨称，这些新大象看上去“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科略斯当然无法容忍，就这样一来二去，最终这两位上了年纪的小个子园长（两人身高都不到一米七）便在这些灰色的庞然大物之间展开了博弈。
柏林墙后的“种鹿”回过头来看一看，问题出现了：是什么让这两位园长越来越不和呢，是他们的相似之处，还是不同之处呢？两人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来到分裂的柏林的。1954年，海因里希·达特从莱比锡来到了东柏林，他想在民主德国的首都打造世界上最大、最现代的动物园；三年之后，科略斯从奥斯纳布吕克紧跟而来，他想帮坐落于西柏林的德国最古老的动物园焕发新的光彩。东西柏林的这两座动物园就这样变成了他们毕生的事业，不久之后,两位动物园管理者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柏林水族馆的资深馆长、后来的柏林动物园园长于尔根·朗格（JürgenLange）曾经这样描述他们二人之间的状况：“一位要是买了一头小驴，另一位就马上买一头大驴。”达特是那种人民教育家似的人物。这个结实的小个子脑袋圆圆，戴着一副角框眼镜。他的头发很早之前就几乎掉光了，为了“地方支援中央”，他把仅剩的几缕秀发搭在脑门上方光秃秃的地方。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出身，满嘴“Gagadus”和“Gamelen”的萨克森方言。达特不仅深受民众喜爱，还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掌管着中央检疫站，负责从社会主义阵营向西欧运输动物的检疫工作。此外，他还负责出版发行专业期刊《动物园》（DerZoologischeGarten）。达特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
所有人都围在达特身边——所有人都想从他那里捞取点好处。而在柏林墙的另一边，科略斯领导着联邦德国最富有、最著名的动物园，这座动物园因其拥有的丰富的动物种类而为人赞叹。但是达特的威望是科略斯难以匹敌的。当达特表面上一帆风顺、驾轻就熟的时候，科略斯总是看起来劳神费力，不明缘由地碰壁受阻。
但科略斯还是企图到处插一脚。当得知某个新机构要成立的时候，他就会立刻动身参与其中。
科略斯的劣势在于，他“仅仅”是一名兽医——动物园园长的世界里有个传统：兽医比念过大学的动物学家要难出头。如今兽医担任动物园园长很常见了，但在当时，这偶尔会被当作某种程度上的瑕疵——达特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一切一定更加激发了科略斯的斗志。但在另一方面，科略斯又拥有十分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他能从政治家和企业家的钱包里光明正大地抠出钱来。当时，在西柏林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永远不要在宴会上挨着科略斯坐，否则你会丢掉一大笔钱。”甚至有些人宣称，科略斯能“顺走”路上行人的袜子。如果某些事能为他的动物园带来好处，科略斯甚至不惜坑蒙拐骗。他渴望提升自己动物园的经济和政治价值，维持和联邦德国政府的紧密联系，于是他打算促成每位联邦总统在任上至少参观他的动物园一次。他成功了，甚至讨厌动物的古斯塔夫·海涅曼总统也来参观过。“这一点在西德很重要，”汉诺威动物园资深园长、海因里希·达特的一位好友洛塔尔·迪特里希（LotharDittrich）说道，“但在东德，人们不太需要这样。”相反，对东边的达特而言，能够给自己和自己的动物园创造一些不受民主德国束缚的自由空间，这才是重要的。如此一来，如果能和市政府以及政治局里的大官们搞好关系，就变得很有价值——如果像弗雷德里希·艾伯特或者金特·沙博夫斯基这样的大人物是动物爱好者，那就再好不过了。“达特那一套在西德行不通，科略斯的做法在东德也不管用，”迪特里希说，“他们就像各自种鹿场里最强大的雄鹿，每个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如果到了对方的世界，他们都会遭遇惨败。
他们在各自地盘上占据无可匹敌的统治地位，柏林墙则是横亘在其间的一道护栏。两家动物园都互相为彼此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德国处于分裂，柏林情况特殊，只有在这种形势下，两家动物园才能如此发展，两位园长才能这样一展拳脚。两家动物园是他们城市的象征，代表着各自的社会制度：西柏林动物园（Zoo）是西柏林这座孤岛上的珍宝，一个物种的大杂烩，在其每一个角落里都能感受到西柏林这座“围墙之城”的逼仄。而在“铁幕”的另一边，东柏林动物园（Tierpark）希望展现的理念是宏伟和广阔。不过这一切只停留在绘图板上，并没有建成一砖一瓦，也从未完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只能从那些临时馆舍中窥见一二。
大概只有在冷战时期分裂的柏林城，两位动物园园长才有可能在各自的“半城”中享有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这主要和柏林人对动物园的特殊好感有关。柏林人可不是喜爱动物，他们是酷爱动物。没有哪个城市像柏林一样，有那么多动物变成了公共生活中的“名人”。无论是大猩猩“鲍比”（Bobby）——20世纪20年代末期第一只入住动物园的大猩猩，还是河马“柯瑙什卡”（Knautschke）——少数几只在二战中幸存的动物之一，还是北极熊“克努特”（Knut）——它去世后，动物园大门口摆满了鲜花、吊唁卡和毛绒玩具，就像戴安娜王妃意外身亡后，伦敦白金汉宫门口的吊唁规模一般盛大。
德国卡塞尔大学的历史学家米珂·洛舍尔（MiekeRoscher）从事人类和动物关系的研究，她认为：“柏林的隔绝状态造成了其自身的文化特征被特别强烈地凸显出来。”当然，世界上的动物园有许多，大部分都位于闹市区，在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知名动物。但是在分裂的柏林城，这一点却特别突出。因为这里“到处都能感受到来自边界的包围感，”洛舍尔说，“在某种程度上，西柏林和东柏林本身就是两个动物园。”和今天相比，那时的动物园更像一片“心灵上的自留地”（Rückzugsorte），这里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块净土。然而，在这片所谓的乐园里依旧充斥着僵化的等级制度。深谙其中门道的人说，市政府、法院和医院中的严肃气氛也不过如此。
动物园——政治之地虽然在各自体制内，达特和科略斯都把这场“大动物游戏”玩得精通，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二人在政治上还是略显幼稚：直到东德垮台，达特都还一直认为他从来没有被“史塔西”监视过。科略斯也有过类似幼稚的举动，他曾经在70年代推荐他的前任鲁茨·赫克（LutzHeck）这名老纳粹、赫尔曼·戈林（HermannG?ring）的老朋友，担任德国动物园联合会的荣誉会员。
只有当政治对他们的动物有重要意义的时候，他们才会对政治感兴趣。达特和科略斯就是两个“动物人”（Tiermenschen）——这个词常用于描述动物园和马戏团从业者，当人们想要形容某些人更善于同动物而非人打交道时，就会称这些人为“动物人”。
科略斯和达特都认为，动物园优先，其他一切都排在后面，甚至他们自己的家庭也要靠后站。确切说来，动物园就是他们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只是多余的附属品。在那个时代，动物园园长不只是一份早出晚归的职业，还是一份毕生使命。科略斯和达特都不知下班为何物，他们心里只装了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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