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十五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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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让眉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ISBN9787510710681
出版时间2022-08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5元
货号1202707652
上书时间2024-05-2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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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让眉，青年诗人，生于北京。所作诗词作品散见于《诗词界》《诗潮》《诗刊》《安徽吟坛》等刊物，《诗词年选》《当代海内外诗词选》等书籍，《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等当代学术论文。出版有历史散文集《所思不远：清代诗词家生平品述》。
目录
目 录
听李让眉讲那过去的事情（代序）
第一日 为什么是李商隐？ 留得枯荷听雨声
第二日 李商隐的时代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第三日 李商隐身边人物群像 高楼风雨感斯文
第四日 李商隐的诗学偶像 天河夜转漂回星
第五日 李商隐的感情 偷桃窃药事难兼
第六日 李商隐的婚姻 帘外辛夷定已开
第七日 《燕台》之分析 风光冉冉东西陌
第八日 李商隐《无题》之猜测 相见时难别亦难
第九日 《无题》：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 凤尾香罗薄几重
第十日 李商隐《无题》中的中国式审美 来是空言去绝踪
第十一日 有题目的无题：《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
第十二日 李商隐的咏史诗《马嵬》（二首）其二 海外徒闻更九州
第十三日 宗教基因和诗的演变 萼绿华来无定所
第十四日 宗教的后身与李商隐的变化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第十五日 看世界，用李商隐的滤镜 梦为远别啼难唤
后 记
内容摘要
本书通过对唐代诗人李商隐生平、作品的解读，还原李商隐的生活经历及其精神追求。作者从李商隐所处的时代讲起，每日一讲，共十五讲，描绘了其出身、身边人物群像、感情与婚姻，进而分析其诗作的美学内涵以及宗教对其创作的影响等。
李商隐的诗常被人说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而作者的解读平易晓畅、引人入胜。作者以诗意的语言、丰富的细节、独特的理解，描绘出一个有别于以往认知的鲜活的李商隐。
主编推荐
★一部别具一格的李商隐诗传。★还原李商隐的生活经历及其精神追求，拆解李商隐诗歌密码。★本书是当代诗人对古典诗人的解析，细节丰富，理解独特。★李让眉的文字富于觉察力，语言充满诗意，解读平易晓畅、引人入胜。★作者对李商隐的还原，除去历史语境和艺术维度的考量，更有对一种可能的当代性的追索，从而揭示了诗歌将自身向未知开放的根本属性。
精彩内容
听李让眉讲那过去的事情（代序）陈立人《李商隐十五日谈》是李让眉所著第二部古诗词相关的作品，结合前一部反响良好的《所思不远》来看，她似乎正在营建一座展示历代中国诗人群像的长廊，要人物逼真翔实的那种——所思不远，其愿甚大。令人讶异的是，这偌大愿心却发于这样一位秀气的邻妹，又未闻有放逐失明膑脚之事发生……好吧，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仅以一掬文艺青年的风雅所能支撑的。
艺文为世所重，亦为世所轻。李让眉走着一条逆行时风之路：榨水分、拂浮屑，九蒸九晒。她笔下的古代诗人们眉目要清晰、行止须有据，一个个细节一笔笔描出来，让读者们“在场”，从而产生与古人促膝对坐般的真切感受。诚意加死功夫当叫什么来着？工匠精神。对了，李让眉还真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
稍微过度的足工足料，似乎暴露了李让眉对自己非国学科班出身的不自信——但也正因如此，这本小书非常好看、耐看。记得当今研究李商隐的专家骆冬青先生原就是学理科的，而古之士人经史之外莫非副业，李让眉面前这条长廊里的各位，可不也都是副业巨人么？
董仲舒言“诗无达诂”，也即说诗是容许不确定性存在的。然盛唐开千古风气，却大抵只李、杜风格二种以及其他，皆不出赋比兴之廊庑，直至李商隐《无题》始，不确定性才真正作为一种本体属性而不仅是表现手段登上诗的舞台，即以文字本有的气味、音色、质感建构起一种类似交响乐的情绪传达路径。这是中晚唐最秾丽的一抹暗红，是一块宣示了主权却又不曾真正开发的新的疆土。李商隐是远远超越他那个时代的，甚至到了今日，我们也未能习惯多元、多种可能性，甚至是多个结局的故事。西昆诸子只看到了李商隐诗表层的华美，后学更多耽于索隐、强求达诂，分不清李诗与文字狱年代文人玩弄障眼法的区别。唐诗、宋词、元曲……中国诗宁可不停地变换载体、原地重绕赋比兴，也不愿探索未知与不确定，这是令人遗憾的。
很高兴看到李让眉早早地注意到了李商隐，以及他身后这块荒芜的疆土。
又值得庆幸的是，这本《李商隐十五日谈》并非全经美学之门而入——那将会是一本为小众而写的大部头，付梓之日，便是束阁之时。李让眉正在营造的诗人群像长廊，其实更近于讲中国故事：当代中国人与祖先的隔阂，绝不下于与西人的隔阂。把中国故事讲给中国人听，乃是一件怪诞而迫切的事情。
在众多故事讲员中，讲得最好的就是李让眉，这个判断一是来自客观——比对过当下国学圈中的成名之辈；二是出自主观——第一次与李让眉见面是在某次诗词峰会上，那时她还是个怯生生的大学生，与诗人大咖们对坐，不经意间的言谈中每有大气侧漏。当时联想到的是小郭襄，后又摇摇头，觉得不尽然——其实，我不过是想把那帮诗人称为“西山一窟鬼”罢了。
第一日为什么是李商隐留得枯荷听雨声凡事有本源，发愿也当存个初心。因此，在这十五天的漫谈开始之前，我想先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也就是我和你两个各自独立的人，会选择李商隐作为分享这段时光的载体？你尽可思考你的答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却想先讲一桩闲事。
2020年出了这样一则新闻：有个小姑娘认为，李商隐抄袭了某位古风作者的灵感，于是发帖号召粉丝们去搜索他的相关信息。被骂上热搜后，她道了歉，说自己本以为李商隐是一位现代网友，不知道原来是个“冷门诗人”。——知识盲区并不值得嘲笑，小姑娘的委屈是实在的。只是对知道李商隐的那部分人而言，这句话提供了丰富的玩味空间，让他们有了荒诞、割裂或者单纯的优越感。从传播学意义上看，这则新闻呈现得很高级。但是，回到事件本身，我们更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李商隐的影响力有壁垒。
我想谈谈李商隐，初心就和这件事有点关联。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对他多一点儿了解，虽然这点儿了解里必然存在偏差。
人间永远不可能再次得到一个原原本本的李商隐了，但即使只能拥有一个朦胧的影子，我们也不妨去看上一会儿，就好像看着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里写到的无量玉壁：山谷里逍遥子和李秋水两位高人相对舞剑，影子反射投在山壁间，就这几点朦胧的剑影，已经足以让无量剑几代弟子参悟几十年。只要本体足够美，即使是影子，也有意义。
现在，如果你仍觉得刚才的问题不好回答，我想请你将它简化成另一个问题：你所了解的李商隐是什么样子的？
大多数人都知道唐朝有李杜，也有小李杜。李商隐就是这个小李。上学后，我们也在教学大纲要求下背过他的《登乐游原》《锦瑟》和一两首《无题》。他擅长写格律谨严的近体诗，情感丰富，表意却总朦胧不清，不爱把话说明白。如果你读过《红楼梦》，或许会记得林妹妹跟宝玉说过不喜欢他，但话音没落又赞了“留得残荷听雨声”这句诗——不过，她记错了，应该是“枯荷”。
若你再熟悉一些典故，应该也能看出“商隐”这个名字的含义：商山的隐士。它指的是汉高祖刘邦深为敬重的、出山就能匡扶天下的四位老人——商山四皓——西晋的史书《高士传》里说他们“修道洁己，非义不动”，所以李商隐字义山。有了这层领会，再想想李商隐的生平，你可能就会隐隐被这个名字刺心：他一辈子仕途不顺，虽然志向很高，但到死都没能得到过匡扶天下的机会。
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大历史的视角中，他只是个在时代边缘游走的小人物。但我们之所以仍会谈起他，是因为这个小人物在诗歌史上是个巨人——虽然是个寂寞的巨人。
活着的时候，李商隐应该也算有一点儿诗名，只是远没到大诗人的份儿上。《全唐诗》一首首翻下来，你会发现和他有过酬答往来并且留下了记录的只有四个人，除温庭筠名气大些，其他人在文坛地位都不高。在晚唐五代的史书记载中，李商隐被归入苦吟一派，时人都说他才命相妨，是可怜可叹的。
这种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它本来就是千古以来怀才不遇的文人们共用的一张脸谱，给贾岛、给孟郊或者给李贺都不违和，丝毫没展示出李商隐的个人特色。
那段时期，人们欣赏他的文章多过诗。各家选本对义山诗的考语都是绮艳、华美——虽然听着也像好话，但在我国文人的价值体系里，这实则并不算很高的评价。美、艳，意味着格调不高：雕饰太重，文胜于质，这不符合中国崇尚天然、讲究如出无意的审美。极端情况下，别有用心的人更可以把这种诗风解读为儒家所不齿的郑卫之声，借此作出作者才高于德，是轻薄文人的推定。
李商隐的名气，或者说热度到北宋才慢慢兴起。诱发点可以追溯到一个偶然事件。宋初诗人杨亿无意发现了李商隐散落在民间的诗稿百余篇。遍经搜求后，他共汇得义山诗计五百八十二首，并将之编成了一部完整的诗集。作为一代名臣，杨亿在政坛和诗坛都很有名望：他有能力用自己的审美去影响并聚集一批当时的主流文人。于是在他的带动下，宗李商隐的“西昆体”应运而生。一时间，西昆体与学白居易的白体，以及学贾岛、姚合的晚唐体三足鼎立，成为宋初诗坛一个很有影响的流派。
根据弱传播定律，凡事形成流派后，就难免会在传播需求的推动下走向表层。虽然杨亿多次赞美义山诗立意高明，但西昆体大多追随者的目光还只停留在文字表面。他们看到的是李商隐诗歌用字的考究、音韵的调和，继之应用在自身创作里，形成了求奇取巧、讲求文本美观的风气——有些偷懒的人更索性将李商隐的意象打乱重组后据为己有，这就接近于现今常说的“洗稿”。
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在文字表层肌理上下功夫，门槛是相对低的。它出效果快，在审美趋势上也容易引发上瘾并形成套路。于是最终，西昆体式的浮靡文风像皮肤病一样在宋初文坛上传播开来，影响力甚至大到朝廷要下诏禁止的程度。诏书中，矛头直接指向李商隐，说自他而始，文字就堕入奇技淫巧一道——这恐怕是李商隐活着的时候怎么都想不到的。
于是，从创作高峰期直至死亡，再经过晚唐五代，直到宋初，这改朝换代、先兴后禁的两百多年，李商隐一直都没能获得一个公允的评价。在前半段，他被居高临下地浓缩为怀才不遇的文人符号，后半段变成了粉丝经济催生的文学现象。
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能点中他的佳作，并且沉下心咀嚼到他好处的人是王安石。
王安石曾指出李商隐的七律是杜甫一脉的传承，认为有几句诗，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等，是杜甫尚不能及的。王安石非常推崇杜诗，这个评价因此也便格外有分量——观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且先不论，我认为比较可贵的是，王安石是第一个把李商隐的诗放入动态轴线里看的人。他注意到李商隐式语言有其根源，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割裂的既有文学现象。在王安石眼中，义山诗是有生命力的：它不是一件件封闭的、完成态的工艺品，相反，它有血脉、有传承，自然也就可以继续生长。事实上，向未来持续开放可能性，也正是李商隐诗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可惜这番见解没有得到多少认可。南宋之后，王安石被取消配享，继兴起，文坛对李商隐也旋即从诗歌品评转向人格批评。人们认为他在党争中摇摆不定、趋炎附势，是个十足的小人，还引孔子“思无邪”之说，称他的诗是“邪思”。不难看出，把道德置于美学对立面的二元论，本质又回到了晚唐五代把诗歌人格化的老路——审美风向的变化自有历史助推，究其原因，或许是偏安时期人们欠缺安全感，精神和审美取向也就双双随之从外扩转向了内省：向内的道德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向外的想象力则面向未知和前沿。二者存在着代沟，也就当然会互相制约。
至金、元、明而下，李商隐更加沉寂。少数民族入主的朝代往往更推崇有活力、质朴晓畅的作品，朦胧婉约的诗当然不受待见，而明中前期虽主张“汉后无文，唐后无诗”，诗学审美趋向唐代，但这唐指的也是盛唐，跟李商隐还是没什么关系。及明后期性灵派当道，讲露、俗、趣，着慧眼于俗世，更偏重发现而不是创想，就更和李商隐走到两条路上了。
于是，随着国民审美性格的变化，王安石之后的三四百年里，几乎没有人对李商隐的诗提出过更先进的解读。主流诗坛对李商隐的关注回到了片面而零散的偶发状态，而他的诗真正进入系统化的理论去接受全方位打量，是从清朝开始的。
晚明到清前期，满族入主中原，存活下来的汉人士大夫长期处在压抑、不安、郁结、幽暗的情绪里。新统治者要主张其合法性，则必然面临着话语权的再分配，而随着文化的定义权被转交给政治，文字狱也随之兴起。文人们担心因言获罪，表达习惯便从明代那种活泼流易的市井风格慢慢走向婉转低回，再度接近李商隐式的诗歌风格。
明末清初出了很多贰臣，即在明朝有过功名，又去清朝当官的文人，如龚鼎孳、钱谦益、曹溶，也包括后来应试博学鸿词科的江南大儒，如朱彝尊、严绳孙等。因为改朝换代被迫变节，他们遭受了很多白眼，当然就很能理解李商隐这种在晚唐党争夹缝里求生存的困境。相似的感情底色下，道德不再是困境，学者们对李商隐的研究也慢慢丰富起来。除了进一步考证李商隐的人生经历，他们也开始关注其诗作的文本构架、语言质感、风格传承、典故气息，等等，慢慢形成了一个很丰备的研究体系。可以说，我们今天对李商隐的观感，有六七成都是在清代成型的。
再往后，就是我们今天了。
从任何角度看，这一百年，我们走得都极不容易。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在极短时间里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新语言重构。这个过程中，西方诗歌在翻译者的选择和引导下进入中国的诗学视野，国人也随之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意象组群和一套崭新而完整的诗学观念。
诗有了新的身份，也有了新的使命。它从站在万人中央、讲兴观群怨的温润贵族变成了冲在众人之前、手持火炬的新语言探路者。正因为这样，我们对它的评判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了传情表意和美学要求之外，诗多出了一个现代性的维度。也就是说，它除了觉察、吸纳和巩固之外，更要有走向未知的能力。
在这种理念冲击下，李商隐诗歌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他对语言有非常精准而敏感的觉察力，能辨别字句排列、词性变化导致的极细小的差别。因此，他的诗在空间设计上也就比别人更为高级。李商隐对诗的实、虚、疏、密都有很精准的控制，如高手设计园林，拿到一块地就知道这个面积需要多少建筑，这些建筑该怎么布局，又如何互相呼应，适宜什么样的游览顺序。实处功夫做得够密够硬，人们往往就敢于放手给虚处留出空间，将作品的一部分开放给未知——这或许也是很多人乍看李商隐的感觉：他好像有满腹的心事，但真说出来的最多只有三分，余下的绝不写清楚，全让你猜——这个比例，其实与造园对建筑和水面的比例要求是相似的。画作要有留白，好给读者让出来再创作的空间，这种语言高手特有的能力和胆色可能在旧式文人的审美里并不重要，但在诗歌走向新目标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隋唐五代文学这编教材单给李商隐开了一章——在这段诗歌最辉煌的时期里与李商隐享有同样待遇的，只有李白和杜甫两个人。这也可以代表今天的学院派给李商隐的定位：隋唐五代这段时间里，李杜加小李，是当今最认可的三杰。
是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局限，唐代有，宋代有，金、元、明、清有，我们更有。在晚唐五代，或者金、元乃至明代，说他是冷门诗人本就没有错。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夹层的空间里，因为扫盲的普及、互联网的平铺，文化一直在以几何级数向不同阶层开放，社会的审美倾向也前所未有地丰富。高与低、黑和白都还在高速搅拌，每时每刻产生着无数的花纹和气泡，从未停歇。我们的文化随时在经历新的变化，还远远没到形成新的沉淀层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更该明白，每个名家、每种批评，有一个算一个，都只是一段新的接受史里的坐标。
李商隐的诗具有比别人的诗作更强的变化，理所当然也就能够吸附更多的可能性。同样处于变化中的我们，也就随之拥有了遇到一个不同于以前任何时代里定义的“新李商隐”的机会。
当然，每个全新的他都不会再是原本的他，就好像影子已经不只是本体所能决定，而更包括照向本体的那个光源一样。这才是李商隐的魅力所在。
以上就是我在第一天想说的，也可看作我对开篇“为什么是李商隐”这个问题的回答。后面我们会谈到很多内容：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在的圈层、他所爱的女子，当然更包括他的诗歌，但我希望你一定不要把这十五天里的任何内容理解为板结的知识点。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不会是标准答案，因为李商隐本身就没有设置一个封闭的标准答案。希望你能在这场漫谈里开启创作脑，尽情去联想、兴发，最终制造出一个属于你的、全新的李商隐来。这才是今天的我们对他最好的致敬。
明天见。
第二日李商隐的时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没有人可以独立于环境谈成长，所以在走近李商隐的诗歌前，我们得先聊聊他所处的时代。
昨天，我说他生活在一个朝代的边缘，但仅从时间轴上看，这个说法不严谨，毕竟自他去世到唐王朝覆灭尚有五十年的时间距离。我所说的边缘，更多是指他所处的王朝已经进入了活力减退的大周期：从朝局，到国民，再到军队，无一例外地都在走向“内卷”——这种感觉有点儿像黄昏，褪去色感的大趋势里，所有人和事都在慢慢模糊、趋于同质，产生新事物的可能性也随之逐步衰减。置身其中，想做事的人可能更有呼唤同道的冲动，但随着四周渐渐黯淡，他们对回声都不再敢心怀期待。
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在描述这样的衰世，后推及清代，龚自珍有一句“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也是同样：眼睁睁大暮将至式的表述本就是时代感受，而非个人所感。黄昏中的志士最痛苦——看得越高越远，就越容易增生绝望。而李商隐所处的晚唐，就恰是这样的时代。
中晚唐之间存在着一段量变积累的尴尬压力带，并没有清晰的分界。虽然课本通常告诉我们白居易、元稹是中唐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是晚唐诗人，但这两代人的年龄差不过在二三十岁之间：杜牧与元稹曾同朝为官，传闻和蜀妓薛涛有过往来；李商隐和白居易关系也很好，是一对互相欣赏的忘年交，还有过白愿来世托生为李儿的戏言。所幸我们今日并不需要给唐朝做断代——看生平，倒还是忘记时代界限会更清明些。毕竟时代不过是后人收殓死去时间所用的棺椁，而对个人来说，不存在任何跨越，只有源源不断的遭遇。
今天，我们就从李商隐的视角出发，捋一捋他所经历过的唐朝发生了些什么事。
谈李商隐避不开著名的“牛李党争”。它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十多年，几乎笼罩了李商隐的一生。而这粒种子埋在李商隐出生五年前——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
这一年，牛僧孺和李宗闵两个年轻士人应考贤良方正制科，在试卷上针砭朝政，引起时任宰相李吉甫的不满。宰相认为此二人用意不纯，是求名取巧，遂在考试流程上寻了个由头，以主考官有徇私之嫌为名中断了选拔流程——彻查举证需要时间，两个士人随即在这次选拔中轮空。这番操作激起了朝堂上的众怒，许多大臣为此上书弹劾李吉甫嫉贤妒能，事态愈演愈烈，终以宰相被贬为淮南节度使暂告结束。
当角力变成混战，赢家也便不复存在——这个不是结局的结局，就是牛李党争的前传。牛党领袖正是牛僧孺和李宗闵，而李党所附则为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元和二年的这点积怨，将会在十几年后慢慢生根发芽，对唐王朝的覆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商隐出生在元和七年（812年）。这一年，唐王朝还在正常运转，白居易也尚是满腔热血、一心要有所作为的直臣。等到二人结识时，白居易已是回归佛系、满口“鸡汤”了。
李商隐的父亲名叫李嗣，从名字不难看出这家人对人丁的渴望：李家这一支从李商隐太爷爷一辈就持续着血脉单传，每代只得一个男丁，且都是生完独子不久就去世，留妻子守寡将下一代拉扯大，再走向同样的命运。李嗣这代也没能逃开家族的魔咒。正值壮年的他突发急病死在江南一位官员的幕府中，这年，儿子李商隐只有十岁。
由于父亲去世，这个半大孩子不得不立刻担起当家长男的职责。而他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立刻离开全家生活多年的江南，回河南老家安葬父亲。千里迢迢回乡落葬后，父亲幕府所得资财亦已耗费殆尽，离乡多年，老家田宅亦多荒失，我们可以想象返乡之后，李家这段日子的艰难。
童年的窘迫与对死亡的恐惧支配着李商隐的一生，也影响着他的创作——他的诗总是缺乏相信感的，即往往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虽然他时常用华美的道教意象加以掩饰，但其擅于依附与吸纳的情感内核，终究与盛唐诗人的自得自洽截然不同。
守制期满，李商隐立刻靠着江南开蒙打下的基础找到了一份兼职抄写员的工作，间歇也帮人做些舂米之类的体力活儿，为母亲减轻养家的压力，即所谓“佣书贩舂”。虽然生计艰难，他却始终没有停止读书，遇到难解之处也常向一位远房族叔求教。他始终盼着能通过科举进入朝廷，为母亲博一份安稳，而为了前途，他更练就了一手很好的骈文——甚至好到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本是写古文起家的。
这段时间，朝中的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也都成长了起来。李商隐十岁这年，时任户部侍郎的牛僧孺和中书舍人李德裕同时获得了拜相的机会。在时任宰相李逢吉的偏袒下，终是牛僧孺胜出，李德裕则被外派为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错失了第一次机会。
回过头看，李德裕其实志向很高，是一位讲实干的官二代。去浙西后，他并没有气馁，不但率先节衣缩食，大刀阔斧整改军队，还几次上疏为民请命，反对朝廷的无理摊派，把江南治理得很好。几年后，李德裕又遇到了一次升迁的机会，他志在必得，却偏巧李宗闵联络宦官做内应，抢先一步当上宰相。这次，再度和拜相失之交臂的李德裕又被外放成了郑滑（治今河南滑县）节度使。
一连两番交锋后，双方的竞争逐渐导致了成见。
事实上，牛李党争到底是否该以牛李冠姓，学界尚说法不一——如唐史专家岑仲勉就认为“牛有党，李无党”：岑老认为李德裕作为家中几代都以恩荫入朝的相府公子，是讲门第、重身段的贵族，性格比较清高。他看不上同朝士人在所难免，气愤牛、李之争连累父亲，阻碍自己晋升也在情理之中，但结党拉踩之事不见得会——所谓李党的形成，更可能是一批朝臣前来依附，而他没有拒绝。另一边，牛僧孺、李宗闵科举起家，同科间帮衬勾连、形成派系的可信度则相对较高，但实则后人的理解也有偏差：牛党之所以叫牛党，主因在资历，牛僧孺被视为党魁是因为他先当了宰相，但真正与李德裕结怨的，是党派意识比较强的李宗闵。依此说法，“牛李党争”实际上是李宗闵操作，牛僧孺默许跟随，李德裕卷入接招的一场政治攻伐——但无论谁主动谁被动，之所以被定义为党争，还是因为两派人物各自吸引了大量追随者和拥护者。朝中的话语权本就集中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当圈子里选择站队的人足够多，多元的健康格局就会坍缩回二元：选择站队的人会用他们的逻辑去衡量其他人，根据政治主张或“朋友圈”去给他们贴标签，而当标签足够好贴，圈中就不会再存在中立派了——群而不党的君子会因为没有后援被误伤，最终无法自保而率先出局。
有了分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正邪的再定义。每个阵营的官员都致力于泾渭分明地把对方妖魔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己方一些有失分寸、偏离本心的行动包容度也随之增长。为了不让对方首脑获得更多权力，这一派可能会想尽办法阻止另一派在国家大事上的正确建议，随后将这种勾当合理化为阻止恶人掌权。不独牛李两党，实则很多看历史的后人也都难免走进这样非此即彼的思维，也正是因为此，后世才会有那么多对李商隐的人格攻击。
自李商隐十六岁以文知名、十七岁被荐入令狐楚的幕府到二十六岁恩主去世这段时间里，唐代的朝廷就处于从分化走向固化的状态。令狐氏的身份，是牛党。
令狐楚和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关系都不错，是几代皇帝都认可的笔杆子。他文学素养高，成名也很早，时人公推他的骈文可与韩愈的古文、杜甫的诗并称“三绝”。这位文坛前辈对李商隐非常好，名义上虽是延请李商隐协助自己做一些文书工作，但事实上，李商隐入幕后常与令狐家的孩子们同学同游，更近乎及门弟子的待遇。令狐楚手把手带着这个贫寒少年走进了士人的圈子，也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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