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文选（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

曹居一

李伯渊奇节传

杨奂

汴故宫记

耶律楚材

贫乐庵记

元好问

济南行记

内翰王公墓表

雷希颜墓铭

刘祁

游林虑西山记

许衡

与窦先生书

宋道

与襄阳吕安抚书

郝经

横翠楼记

王恽

烈妇胡氏传

方回

秀亭记

觉喜泉记

心境记

姚燧

序江汉先生事实

南平楼记

送李茂卿序

林景煕

蜃说

卢挚

与姚江村先生书

戴表元

乔木亭记

送张叔夏西游序

质野堂记

寒光亭记

文溪记

敷山记

邓牧

雪窦游志

麻革

游龙山记

吴澄

送何太虚北游序

答董中丞书

别赵子昂序

杜仁杰

遗山先生集后序

娄敬洞洞虚观碑记

刘因

归云庵记

与政府书

武遂杨翁遗事

游高氏园记

驯鼠记

胡长孺

何长者传

刘岳申

文丞相传

王炎午

望祭文丞相文

赵孟頫

《吴兴山水清远图》记

袁桷

陆氏舍田记

元明善

万竹亭记

许谦

与赵伯器书

张养浩

济南龙洞山记

柳贯

题江矶图卷后

答临川危太朴手书

虞集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记

陈炤小传

松友记

揭傒斯

范先生诗序

陟亭记

杜本

怀友轩记

马祖常

记河外事

息甿传

石田山房记

小圃记

小石山记

州判张君去思记

宋本

工狱

李孝光

始入雁山观石梁记

大龙湫记

许有壬

文丞相传序

苏天爵

送刘德刚赴三尖寨巡检序

乞免饥民夏税

杨维祯

铁笛道人自传

斛律珠传

戴良

小丹丘记

乐善堂记

六柳庄记

四景楼记

钟嗣成

《录鬼簿》序

后记

前 言

元代散文上继唐宋散文，自有它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但长期以来，元文不为人看重，冷寂无闻。自清代以来，有一个古文选本名传遐迩，几乎家喻户晓，那就是《古文观止》，直到晚近，它依旧是和《唐诗三百首》一样的畅销读物。这个选本自先秦著作开始选录，依次有秦文、汉文、六朝文、唐文、宋文和明文，却没有选录一篇元文。或认为轻视元文的观点始自元人，因为元末的杨维祯就说过元诗不让前朝，元文却不如前朝的话。如果把杨维祯的话理解为元文的总体成就不如宋文，基本符合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杨氏之言不为偏激。按诸史实，*地贬低元文的言论，不是出自元人，而是出自明人，王世贞竟有“元无文”之言。看来，《古文观止》的编者或者受到了王世贞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元文颇多赞美之言，他尤其激赏姚燧和虞集这两位元代散文家，甚至认为他们的文章胜过明文。黄宗羲所说的“明文”实际针对的是前后七子的肤廓文风和公安、竟陵的纤巧文风。黄宗羲是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之文的，其间有着特殊的时代缘由和个人因素。看来并不偶然，他推崇元文也正是抓住了元文的一个特点——提倡经世致用，尽管元代散文家的经世致用观点，在实践上同黄宗羲的散文实践并不完全一致，但“经世致用”这个主张却是相同的。

文章之道要讲究经世致用，这种观点实际上早已存在，并不是元人的发明，但元人所说的经世致用却也是同总结一种历史经验有关。这就要从宋代的“论理派”和“论文派”说起。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口号后，到了程颐就变本加厉地认为“作文害道”，后来朱熹也说“文是文，道是道”，“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南宋后期，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把文章分为“鸣道之文”和“文人之文”，他在《文章正宗序》中说：“以明理义、切世用为主……否则词虽工而不录。”世称“论理派”。与真德秀年辈相仿的楼昉编《崇古文诀》，继承着他老师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的宗旨，着重讲文章作法，世称“论文派”。吕祖谦是和朱熹齐名的人物，但他不赞成“文是文，道是道”的观点，据吴子良《筼窗续集序》中说：“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北宋理学对金代有影响，但金人大抵不接受理学家论文偏激的主张，刘祁为王青雄所撰小传中记王“故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元初南方作家刘将孙也有类似的主张，“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赵青山先生墓表》）。一取韩、柳，一取欧、苏，虽有差别，但在主张古文理学合一这点上却是一致的。毋庸说，这种主张也就具有调和“论理”、“论文”派的色彩。这种主张同吕祖谦“融会”说也很相似。

元初的戴表元和赵孟对理学家轻视文章都表示不满，他们倾向于推崇欧阳修的重道又重文的主张。稍后的虞集就更明确地批评了“宋末说理者鄙薄文辞之丧志”的谬误（《刘桂隐存稿序》）。

元代理学家中影响较大的“金华学派”中的人物如许谦，古文根底极深，时人将他和宋代吕祖谦相比。北方的理学家郝经论文，在“理为文之本”这点上和推崇古文的人的观点无差别，在“法为文之末”这点上却多少显出轻文章之道的色彩，不过他这种观点的*终落脚点是强调作家的主体精神，要求为文不“规规孑孑求人之法”，而要“自立其法”，不仅同“作文害道”的观点有区别，同攻击“文人之文”的论理派的主张也相异。因此，自宋代出现的理学家的鄙薄文辞的*言论，到了元代，不仅已失去了势头，而且遭到了批判和扬弃。元代散文中的经世致用特点正是与这种情况相联系着的。也就是说，元人强调文章要经世致用，具有调和“论文”、“论理”派的特点。

元末的文章家宋濂和王袆等人在入明以后奉命编《元史》，不设“文苑”传，只列“儒学”传，其间一个主要理由是不赞成把“经世”和“文章”分割，他们说：“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这个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作是元人纠正宋代理学之弊，要把“道”与“文”相结合起来，使文章达到经世致用目的的主张的一种反映。

自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后，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带来了一些矛盾，至于韩愈的文论中就已出现的把文学与著述相混淆的偏向，更易于导致不重视散文的文学特征。但宋代理学家却还是不满于韩愈的“以文明道”，他们愿意保存韩愈讲道的传统，却要抛弃韩愈讲文的传统。元代是理学成为官学的时代，但元代不少理学家和文章家扬弃了宋代理学家*的轻文废文观点，他们在调和“论理派”和“论文派”观点的同时，提倡和坚持经世致用的主张，也就在实际上维护韩愈以来古文家讲文的传统，诚是有其历史功绩的。

由于元代文章家提倡经世致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元文偏于记事作论，而乏绘句摛章。即以晚近文学史著作中所说的元代散文两大家——姚燧和虞集的文章而论，大抵都是碑版传记之作。但他们确实都是坚持古文家的传统，所不同的是姚燧偏于宗韩愈，虞集偏于宗欧阳修。

这里又涉及元文发展中的又一个特点，即宗唐和宗宋的相异主张和实践，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所谓“返古”的问题。

受金代散文家宗唐和返古观点的影响，元初北方散文家中的姚燧和卢挚以及郝经，在不同的程度上也都具有这种倾向。姚燧曾自言他学文是学韩愈文开始的，他的一部分文章有雄刚古邃之风。但姚燧并没有轻视宋文的言论。郝经的文章有峭健之风，但也不轻视宋文。卢挚则不同，他在《文章宗旨》中说：“宋文章家尤多，老欧之雅粹，老苏之苍劲，长苏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见。”他还认为，韩、柳虽为大家，“然古文亦有数”。因此他主张为文要直追先秦，即所谓“返古”。卢挚文集无传，从留存的《华阴清华观碑》和《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神道碑铭》等文看，却有古奥之风，但并不比宗韩愈的姚燧之文更古奥。

元初以姚、卢为代表的宗唐返古文风，在当时北方文坛曾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是因为金代文坛宗欧阳修、苏轼之风本占主导地位，被视为文坛盟主的赵秉文，元人称他“金源一代一坡仙”，自蒙古王朝统一北方后，赵秉文的门生元好问在北方文人中影响很大，几被视为传授斯文命脉的宗主，而姚、卢论文倾向却与赵、元相异。但姚、卢的文风并没有构成巨大声势，更没有左右文坛的作用，与他们同时的一些著名的北方作家如刘因等人，还是谨持由金入元的元好问宗宋文的传统。

这种古文家内部的宗唐、尊宋的侧重和倾向，在元初的南方作家中也存在，但就主要情况而言，元初南方作家大抵在承认以韩、柳为代表的唐文和以欧阳修、苏轼等为代表的宋文为同一传统的前提下，倾向于尊依宋文传统，无论是以吴澄为首的江右派和以戴表元为首的浙东派，在这点上并无差别。江右派中还有虞集和揭傒斯等人，浙东派中还有袁桷和柳贯等人。在对宋文传统的反思中，元初有的南方作家更倾向于欣赏欧阳修的文章风格，对待苏轼之文多少有些冷落。这同苏轼的文章在南宋风行的盛况有所不同。

到了元代后期，在散文方面宗唐宗宋的不同倾向不像前期那样明显，这时的一位有名的文章家苏天爵并尊唐宋文，他的文章明洁而粹温，谨严而敷畅，更有宋文的特点。戴良论文也主张唐宋并宗，他力主“摛辞则拟诸汉、唐，说理则本诸宋氏”。这时还有一位为文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的朱右，他编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的文章为《八先生文集》（今无传），可以看作在实际上是有元一代宗唐、尊宋两种不同倾向的调和结局。如果说，元初以卢挚为代表的轻视唐宋古文而主张返回秦汉的观点，是明代前后七子中一些人说“古文之法”亡于韩愈，“唐之文庸”，“宋之文陋”，从而倡导“文必秦汉”主张的先河，那么，元末朱右等人惟以唐宋为宗的主张实际上也开了明代“唐宋派”先声，“唐宋派”的得名也就是由于他们推崇唐宋散文，并且有意识地把它们当作典范来学习。其代表人物之一唐顺之选《文编》，在唐宋部分专选八家，与朱右《八先生文集》八家完全相同。另一位代表人物茅坤根据《文编》又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自明至清，一直到近代，“唐宋八大家”之说一直流传了下来。

以上述说了元代散文发展中的两个基本特点。我们这个选集虽然不可能全面反映这种发展特点，却也尽量收录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如早期北方作家元好问、郝经、刘因、姚燧和卢挚的文章都有收录，读者把郝经、姚燧之文与元好问、刘因之文比较着读，自可发现他们文风的相异。又如，元末的戴良是推崇宋文传统的，这个选集选录了他的四篇文章，可见出其风格。这个选本当然并非只选名家、大家之作，有的名篇虽非出自大家之手，当应选录，如《文丞相传序》等，即属此类。还有的文章当时或许并不有名，它的作者也不以文章成名，但自有特色，因也酌量选录，如杜仁杰的文章则属此例。凡此等等，不再赘述。

关于入选作家和作品的具体情况，在各个作家小传和各篇的内容说明中约略都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某些入选作家、作品进而涉及选录的标准的，这里还需作两点补充说明。

其一，古来文章家重视应用文字，所谓“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版”；古来文章家又重视史传，关于史传著作叙述事理所追求的“文质相称”往往也就成为文章家的信条。但自南北朝时代骈文中出现描写山水风景的佳作，唐宋散文中出现诸多游记名篇后，所谓“模山范水”实际上已不属诗歌的“专利”，而已成为文章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因此，元代文章家重视经世致用，并不妨害他们写作山水游记和园林记序。一般说来，散文中的那些诰敕、奏疏一类应用文字，虽也不乏文人的精心结撰，还可从中见到技巧和学问，即使可以划入“杂文学”，但终究与那些描摹物态、驰骋议论和抒发性情的散文显得不同，后者才多有佳言美象的文学语境。我们注意到文学史研究家关于古代散文范畴的讨论和争议。我们在编选这个选集时，尽管不打算以“美文学”或“纯文学”作为标准，但我们还是缩小了“经世致用”的选录范围，着重挑选记载人物的碑传，也选录若干奏疏；对诰敕、文册之类，概不予选。同时，我们也就选录了不少山水游记和园林记序文章。这种选录原则本已约定俗成，在此谨作说明。

其二，这个选集选录了若干位由金入元（包括蒙古朝）的作家，如元好问和麻革等；也选录了若干位由宋入元的作家，如王炎午和林景熙等。在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这几位作家往往被列入金代文学或宋代文学部分作论述。我们这个选集所选录的篇章，都是他们在金亡或宋亡以后的作品。一并说明如上。

我于元代文学并无深入研究，当出版社约我编选元文集时，我颇踌躇，但盛情难却，勉为承担，只是我工作头绪较多，于是请周绚隆同志帮助，他很热情，也很努力。择定选目后，先由他写成文字注释和作家小传的初稿，然后由我修改定稿，定稿过程中还增删调整了选目，增写了各篇的内容说明。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吸收和借鉴古今学人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元文在长时间内受到冷落，研究论著较少，自清代特别是近百年以来，元文选集也为罕见，这就增加了我们编选工作的困难，加之我们学识有限，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弊病，恳望大家批评、指正。

邓绍基

1999年7月10日

金代、元代散文存在宗唐、宗宋以及超越唐宋、直追秦汉的艺术追求，虽然成就不如唐宋散文，也出现了姚燧、元明善、虞集、欧阳玄、黄溍、苏天爵等名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明代散文的创作，有其在散文史上的一席之地。本书精选元代各类散文近百篇，内容丰富，文笔精妙，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每位作家均有精要的小传，每篇均有精练的注释。

本书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之一。

邓绍基（1933-2013），原工作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著有《红楼梦论丛》、《杜诗别解》，主编《元代文学史》、《中华文学通史》等。

周绚隆，文学博士，编审，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华书局总编辑，著有《陈维崧年谱》、《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等。

前言

被长期忽略的一段历史时期的散文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