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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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一介,赵建永 编 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06851
出版时间2015-05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8元
货号1201119528
上书时间2024-11-2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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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建永，山东临沂人，幼秉家学，早诵诗书，以亲近传统、回归自然、学究天人、返本开新为宗旨从事国学研究。自1996年，师从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担任学术助手，并受业于李中华、乔清举诸师。治学门径以汤霖、汤用彤到汤一介的百年学术递嬗为切入点，来梳理中国现代学术变迁之迹a由此，研究延伸至儒道释三教关系、近现代史和中外文化比较等领域。博士学位论文获选“天津市优秀博士论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等各级课题。协助汤一介先生整理校订《汤用彤全集》，已出版前7卷并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随后，续编“全集”，撰写“年谱长编”。又参与《汤一介集》、《儒藏》的整理等工作，协同汤一介先生主编《汤用彤学记》、《会通中印西》、《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汤用彤卷》，与雷原主编《汤一介学记》(“汤用彤书院丛书”)等论著。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世界哲学》、《世界宗教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门》、《中国文化》、《光明日报》诸刊发表文章80余篇，著有《汤用彤传》、《汤用彤编年事辑》、《学衡派重估》、《道法自然与普遍和谐之路》等书。
目录
导言
印度哲学史略
绪论
第一章《黎俱吠陀》及《阿闼婆吠陀》
第二章《梵书》及《奥义书》
第三章释迦同时诸外道
第四章耆那教与邪命外道
第五章佛教之发展
第六章婆罗门教之变迁
第七章数论
第八章瑜伽论
第九章胜论
第十章正理论
第十一章前弥曼差论
第十二章商羯罗之吠檀多论
重印后记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节选）
第六章佛教玄学之滥觞（三国）
第八章释道安
第九章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
第十章鸠摩罗什及其门下
第十一章释慧远
第十六章竺道生
第十七章南方涅槃佛性诸说
第十八章南朝《成实论》之流行与《般若》三论之复兴
第十九章北方之禅法、净土与戒律
跋
魏晋玄学论稿
小引
读《人物志》
言意之辨
魏晋玄学流别略论
王弼大衍义略释
王弼圣人有情义释
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
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
谢灵运《辨宗论》书后
附录：魏晋思想的发展
引用书简目
汤用彤先生年谱简编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选入了近代著名学者汤用彤写作于新中国成立前的主要著作，也是他生前出版的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因篇幅的原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选取了围绕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竺道生等高僧的前后相关章节，而《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的内容均全部选入。这三部著作在今天仍是相关领域研究的经典著作，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精彩内容
汤用彤先生（189382—196451，字锡予）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佛教史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涌现出的一批学贯东西、会通古今的大师级思想家的代表之一。他身处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这种过渡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用彤先生的全部思想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实现新旧顺利过渡的时代问题为其核心，并推动了这一时代学术发展的新陈代谢，从而使其学术人生鲜明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可谓中国学术近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一、思想酝酿——新旧过渡
（一）新旧教育
用彤先生家学渊源深厚，他中年时用“幼承庭训，早览乙部”来描述自己的家学传统教育。1908年，用彤先生随父亲来到北京，就学于北京顺天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该学堂前身是戊戌维新时期就开始筹设的顺天府中学堂。用彤先生除了上国文课外，还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各科。用彤先生在戊班，梁漱溟在丙班，张申府在丁班，李继侗与郑天挺在庚班，一个年级为一班。他尝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之书与佛教典籍。稍早考入顺天学堂的梁漱溟，当时名梁焕鼎，其回忆录中多次提及用彤先生等昔日中学同窗。
1909年7月，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成立，同时筹备附设肄业馆，让各地考选来的学生在此学习留学相关知识。1911年3月，用彤先生与吴宓分别从北京顺天学堂、西安宏道学堂考入刚成立的清华学堂中等科。两人性情虽异而志趣相近，意气相投，很快结为契友。他们心系国家之兴废存亡，极其注重道德品性的修养，常互相督促，一起切磋文章道义，畅谈人生。用彤先生在清华期间阅读中外图书甚多，经常发表读书心得，多醒世警言和奇思妙想，揭示出社会、哲学、宗教学乃至科学的不少重要问题。
用彤先生在清华打下了国学和西方语言、科学等西学的扎实基础。1914年，他担任清华学校达德学会刊物《益智》的总编辑，于1916年至1917年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后任该刊顾问，还曾担任1917届学生年级手册编辑。由于用彤先生工作出色，1917年6月荣获金奖。用彤先生在清华1917年夏毕业，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因治疗砂眼而缓行一年，以学生身份留校任国文和中国历史课教员。由是钱穆认为“其时锡予之国学基础亦可想见”钱穆：《忆锡予》，《燕园论学集》，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二）留学美国
1918年，用彤先生入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他认真学习各门课程，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文化，本科留学生活既紧张又充实，仅一学年（9个多月）就获得文学士学位（B.A.）。当时汉姆林大学校报上面曾有两篇关于他的报道。因其学绩出类拔萃，被荐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
陈寅恪、用彤先生与吴宓均在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初就学于哈佛大学，分别主攻比较语言学、哲学和文学。他们虽学业和性情殊异，却志趣相投，文化理念契合，初识就引为知己，相交莫逆。又因三人在哈佛中国留学生中成绩优异，学问超群，名噪校园，故而被誉为“哈佛三杰”。自此，他们便在学术上切磋共进，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贯穿一生的深厚友情，演绎了一系列激励后学的文坛佳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三座巍峨连峰。
1922年1月，梅光迪、刘伯明、吴宓、胡先骕、柳诒徵等人于南京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用彤先生回国前，吴宓邮寄《学衡》各期并随长函至其哈佛寓所。《学衡》创刊后，很快云集了一群文化精英与宏通博学之士，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芳吉、刘扑等，均为《学衡》撰稿人。
由于国家对人才急切的需要和友人的热诚邀请，用彤先生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及早回国效力。他在哈佛师从白璧德、兰曼、佩瑞诸泰斗，其所受科学训练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和方向。他留学哈佛时的未刊英文手稿，现存哲学、宗教学、逻辑学三辑共五册，16开本。这五册厚重的文集满载着他从哈佛学到的学术精神和方法，都被带回并扎根于国内学术界，通过他教学南北的传授，丰富并深化了当时的文化研究，具有思想启蒙和为现代中国学术奠基的历史作用。
二、学术初创期——探求真理
1922年夏，由梅光迪、吴宓推荐，用彤先生应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之聘，回国出任哲学系教授，随后任系主任。他学术工作主要从协助吴宓办理《学衡》杂志，讲授东西方哲学史、宗教史，译介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撰著三方面展开。此间，归国留美生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主导力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近代中国教育师资尤其是高等教育师资严重匮乏的燃眉之急，也一改过去中国高等教育多聘外籍教员甚至主持校政的现象，为现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当中包括用彤先生在内的一些人更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和学术大师，在此后的文化教育革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居功甚伟。
（一）东南大学时期
在东南大学期间，用彤先生的各项学术活动都是围绕落实学衡派的理念来展开的，因此这一阶段在他的思想分期上可称之为学衡时期。用彤先生刚回国时，恰逢欧阳竟无经过数年筹备的支那内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10月17日，支那内学院开学于南京公园路，欧阳竟无始讲《唯识抉择谈》，一时学人云集，梁启超赴金陵受业兼旬，张君劢亦负书问学。一时名流如吕澂、姚柏年、梁漱溟、陈铭枢、王恩洋、黄树因等，皆拜投欧阳门下学习唯识，用彤先生于课余亦前往受学。内学院初建即英才荟集，一时声誉鹊起，与太虚法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遥相辉映，成为全国两大佛学中心。
1923年9月，内学院研究部分设的正班和试学班开学，用彤先生参与主持其事。招收学员二十六人，其中正学班十人，试学班十六人。学制均为二年，试学班结业后，成绩及格可升入正学班。研究部有如现在的研究生院，实行导师制，招收学生十几人，通习唯识要典。以用彤先生博学，受聘为研究部导师。每两个月开研究会一次，发表研究成果，年终则编印年刊及杂刊。将内学院办成佛教大学是欧阳竟无的理想，由于条件尚未成熟，故先从试学班开始，由欧阳渐、用彤先生、邱稀明、王恩洋、吕澂、聂耦庚六位导师指导。
同年，内学院院刊《内学》在南京创刊，由欧阳竟无主编。用彤先生的《释迦时代之外道》发表于《内学》第一辑。《内学》年刊是富有纯粹学术价值的佛学刊物，专门刊登国内佛学名家和学者如用彤先生、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等人的研究心得，反映出当时佛学研究的水准。举凡收集20世纪最有价值的佛学成果和了解现代中国佛学的早期发展及其方向，必离不开此刊。此刊第四期以后，以《内院杂刊》的形式继续出版。
1924年，用彤先生任内学院巴利文导师。1月至6月，他指导“《长阿含游行经》演习”一课。2月，他最早的佛学论文《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发表于《学衡》第26期。9月至12月，他开讲“金七十论解说”及“释迦时代之外道”两课程，这两门讲义整理成文皆刊于《内学》杂志。1925年7月，自1923年9月开办的内学院试学班，在用彤先生赴南开前夕圆满结束，共有蒙尔达、韩孟钧、刘定权、谢质诚、李艺、邱仲、释存厚、释蓁觉、黄通、曹天任、陈经、黄金文、刘志远、阎毅、樊毅远、释碧纯16名学员顺利毕业。
汤用彤讲授过旧大学哲学系的大多数课程，在东南大学开设的课程有：哲学史、唯心论、反理智主义、伦理学、印度学说史等。这一时期（1922—1925），他培养的学生有向达、陈康汤用彤在东南大学时的讲义里古希腊哲学文化占相当比重。在他的影响下陈康走上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道路。参见汤一介：《汤用彤先生与东南大学》，载《光明日报》，20020614。、范存忠、严济慈等人。
（二）南开大学时期
1925年8月，用彤先生在张伯苓的感召下，受聘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南开大学素有“家庭学校”之誉，实行教授治校、师生合作的校务管理方针，家庭温情的魅力召唤了大批著名学者加入南开大家庭。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特邀用彤先生、范文澜、蒋廷黼、黄钰生等教授做顾问，成为师生沟通、合作的重要桥梁。该刊主编开篇语中讲，所请的九位顾问“除指导一切外，并须自己做文章”。用彤先生应邀撰《佛典举要》发表于《南大周刊》两周年纪念号。
在南开哲学系期间，用彤先生主讲过该系几乎所有课程，如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与教育、康德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纲要、伦理学、印度学说史、印度哲学、宗教哲学、佛学史等，为南开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一九一九—一九四九)》，14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他培养的学生，如郑昕后成为我国最杰出的康德研究专家，江泽涵则成为著名数学家、学部委员。
（三）中央大学时期
1927年9月，用彤先生与钱宝琮、竺可桢等同入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工作，出任哲学院院长。次年，用彤先生邀请熊十力来校讲学。此间是熊十力由佛转儒，奠定其新儒学体系的关键时期。1930年，用彤先生的一篇讲演发表于《中央大学日刊》，论述熊十力《新唯识论》及其思想的关键性转变。正是通过用彤先生的这篇演讲及其保存的熊十力讲义，学界才得以了解熊十力逐步扬弃旧论师说，形成新唯识论体系的过程。
用彤先生中央大学时期开设的课程有：19世纪哲学，近代哲学，洛克、贝克莱、休谟著作选读，梵文，《金七十论》，印度学说史，印度佛教初期理论，汉魏六朝佛教史等。当时唐君毅先生得列门墙，常与用彤先生讨论唯心论问题。用彤先生此时期（1927—1931）培养的学生还有程石泉、邓子琴、常任侠等人。1931年夏，用彤先生应胡适之邀，以美国庚款补助特聘教授名义，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他推荐下，宗白华继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
三、学术鼎盛期——圆融东西
（一）北京大学时期
1931年，胡适用英庚退款，以研究教授名义，聘请用彤先生至北大哲学系任教。“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时，用彤先生依然在红楼教室里给学生讲佛教史，并蔑视说“我的声音压过飞机的声音”。他认为天之不亡我中华，必不亡我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学者所能做的是在学术上的贡献，学人肩负着复兴民族文化的使命。因而他主张学术救国，通过文化的传承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抗战的信心。
用彤先生到北大后与冯友兰、钱穆、蒙文通、张东荪、梁漱溟、林宰平等人更是时相过从，切磋学问。用彤先生为人温润，宽厚平和，与人为善，拥有令人钦佩的人格魅力。他做学问极为谨严，对认定的学术见解颇为坚持，但与朋友聚会，他常默然，不喜争论。用彤先生与当时学者们相处友好，无门户之见。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他交好。熊十力在佛学、理学问题上常与吕澂、蒙文通相左，争辩不休，然均与其相得。梁漱溟常谈及政事，亦有争议，独用彤先生“每沉默不发一语”(钱穆语)，绝非无学问无思想，性喜不争使然也。故钱穆赞其为“柳下惠圣之和者”。
对于中国20世纪的哲学学科而言，用彤先生最重要的贡献并不仅是他的哲学思想、学术体系和观点，还包括他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所起的推动作用。1934年起用彤先生任北大哲学系主任，主持系务20多年，北大哲学学科的教学研究方向和深度均与他本人的研究和领导有很密切的关系。他还主持文学院及校务10多年，奠定了北大文科教学研究的基础和特色。
1931年至1949年是用彤先生学术思想的鼎盛期。对中古时期中外文化关系史全面深入的研究，使他在反思文化问题时具有更成熟的会通古今中西的特性和更为厚重的文化历史感。他到北京大学后每学期开两门课，中外并授，开讲中国佛教史、笛卡尔及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概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研究（1935年开设）等课程。1931年至抗战前，他在北大培养的学生有任继愈、石峻、韩裕文、王维诚、王森、韩镜清、熊伟、胡世华、齐良骥、庞景仁、逯钦立等。
1935年4月13日至15日，用彤先生与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界同仁发起成立的“中国哲学会首届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20余名哲学家出席会议，冯友兰致开幕词，胡适介绍了哲学会的发起、经过和意义。它的第一届委员会由用彤先生与黄建中、方东美、宗白华、张君劢、范寿康、林志钧、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祝百英12人组成，用彤先生与金岳霖、冯友兰当选为哲学会常务理事，负责日常会务工作。他们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冯友兰的《历史演变中之形式与实际》、胡适的《楞伽宗的研究》、用彤先生的《汉魏佛学理论之两大系统》、贺麟的《宋儒的思想与方法》等，标志着中国哲学家各自创立学术研究系统的时机业已成熟。
用彤先生希望把北大哲学系办成会通中、西、印文化的学术重镇。从1937年该系聘任教授的名单，可以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当时聘任讲授中国哲学的有熊十力、容肇祖，教授西方哲学的有张颐、贺麟（中西兼授）、陈康、胡世华、郑昕，并聘请印度师觉月教授来北大教印度哲学。
牟宗三晚年评论早期中国哲学界时说：北大“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再加上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搬到昆明，就成了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牟宗三：《时代与感受》，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卷，16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中国佛教史是用彤先生一直重点讲授的课程。他在北大主要致力于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订、补充。1937年1月，用彤先生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今存）交胡适校阅，胡适称“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并荐之于商务印书馆长王云五。1938年6月，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50万字）。
（二）西南联大时期
1937年7月7日，抗战军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计划迁往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0月，用彤先生与贺麟、钱穆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数日，取海道辗转于11月底到长沙，再转赴文学院所在地南岳衡山。1938年6月，临时大学转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用彤先生任西南联大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后兼联大文学院院长、联大常委会代理主席。1941年，用彤先生与陈寅恪、吴宓等人，同列教育部第一批部聘教授。1945年6月，蒋梦麟因赴任国民政府秘书长而离职，北大教授会推举用彤先生为北大代理校长。用彤先生一再推谢让贤，劝在美国的胡适返校主持工作。在胡适到任前，由傅斯年做代理校长。用彤先生在傅斯年赴渝开会时，代理联大常委职责。用彤先生时常出席联大常委会、校务会议、教授会，与各级领导精诚合作，共商决策，对各项学科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延续着中国教育的命脉，形成了西南联大的新风格，创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办学模式。
西南联大时期，用彤先生新开讲了9门课程：印度哲学史、汉唐佛学、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印度佛学通论。这一时期（1937—1946），用彤先生培养的学生有石峻、任继愈、冯契、王叔岷、张世英、汪子嵩、杨祖陶、陈修斋、王明、王利器、周法高、郑敏、宿白、杨辛、许鲁嘉等，还有后来以老庄研究名世的杨柳桥先生也曾前来向用彤先生问学。
（三）复校北归
1946年，用彤先生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协同傅斯年安排北大复校。北大复校扩建任务艰巨，机构繁多，任重事繁，加之物价飞涨，经费拮据，肩上的担子很重。他工作虽繁忙，但待人接物总是和蔼近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白天忙于治校，每晚在家看书备课，著书立说。当时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用彤先生在北大工作时间最长，与老一辈学者一道为北京大学的学科和学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任北大文学院长期间聘请张颐、贺麟、郑昕、游国恩、朱光潜、废名、季羡林等为教授。
1947年夏，他休假赴美国加州大学为客座教授。次年夏，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返回北平。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1948年12月15日，胡适南下时委托用彤先生主管北大。胡适走后，北大没有了校长。北大教授会随即召开会议，成立校务委员会，深孚众望的用彤先生被推选为主席，主持学校各项事宜，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此时，蒋介石制定的“抢救”知名学者计划，用彤先生被列入重点对象，并派飞机来接用彤先生等人南下。经地下党竭力挽留，加之师生们的信任，用彤先生决定留下来，履行校长职责，共济时艰，迎接解放，领导北大度过了新旧更替的过渡时期。
四、新时期——暮年宏愿
1949年5月13日，北平市长叶剑英正式任命用彤先生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文学院院长。当时北大不设校长，尚未实行后来的党委制，校务委员会遂成为北大最高领导机构，一直延续到1951年6月马寅初校长到校就职。因此，在北大校史上都把用彤先生列为胡适之后，马寅初之前的校长行列。用彤先生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工作十分繁忙。他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与秘书长郑天挺共同为建设新北大尽力。
1949年9月，用彤先生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1年9月3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府字第3984号”令，任命用彤先生为北京大学副校长。他主管基建、财政，虽学非所用，仍勤恳工作，直到病逝。另一副校长由党委书记江隆基兼任。
1953年，用彤先生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1955年，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兼《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经过解放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全国院系调整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到1954年学校的教学秩序初步稳定。用彤先生遂提出大学虽以教学为主，但也要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的主张。为此他筹备创办《北京大学学报》，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论辩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并亲自积极组稿。
1954年初冬，用彤先生患脑溢血，经马寅初请卫生部长组织苏联专家会诊，特护治疗数月方脱险。此后，他长期卧病，撰写文章多由任继愈、汤一介先生协助，但仍谆谆教导后学，耕耘不辍，辛勤培养提携年轻科研人才，在运动频仍的岁月里依旧保持对学术的执着追求。用彤先生晚年制定了庞大的印度哲学、佛教和道教史的研究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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