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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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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宝林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47698

出版时间2013-07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128元

货号1200736394

上书时间202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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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唐宝林 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陈独秀研究会执行会长及该会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主编,长期致力于陈独秀研究和“正名”工作。出版有《陈独秀传》、《宋庆龄传》(主笔)、《中国托派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主编、主笔)等。

目录
上篇 一个叛逆爱国者和启蒙大师的诞生 
一、早年传奇(1879~1905) 
二、在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中(1905~1914) 
三、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1915~1919) 
四、筹建中国共产党(1919~1921) 
五、主持中共初创时期的工作(1921~1923) 
六、为捍卫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而斗争(1923~1926) 
七、地下生活中的家庭与爱情 

中篇 鹰击长空 经受磨难 
八、莫斯科路线的重大转折 
九、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上?1926) 
十、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中?1927) 
十一、大革命——一生革命中最窝囊的时期(下)(1927) 
十二、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十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1929) 
十四、促进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1930~1931) 
十五、反蒋抗日的旗手(1931~1932) 

下篇 大彻大悟 到达彼岸 
十六、在狱中(上?1932~1937) 
十七、在狱中(下?1932~1937) 
十八、抗战初期的奋斗与挫折(1937~1938) 
十九、“终身反对派”与不变的人生追求(1938~1942) 

内容摘要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在中国曾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1929年,他因转向托派而被开除出党,之后又被扣上多项罪名;与此同时,他与共产国际、中国托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的关系也极为复杂多变。因此,对于他的是非功过及历史评价,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其中不乏混乱与不公。本书作者毕三十年之功,呕心沥血,利用迄今最全最真的第一手原始秘档,承扬前人研究成果,详细梳理陈独秀跌宕起伏的一生,首次全面展现了陈独秀的历史真相及其伟人风采。 
本书是陈独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回答了人们关于陈独秀的种种问题和疑惑,也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视角。 
本书充分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以珍贵秘档,详尽梳理了陈独秀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并展现了他与国共两党、与中国革命复杂纠结的历史关系。主要内容包括:一、家世、早年经历及感情生活;二、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任中共领导人期间的贡献与错误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三、与托派的关系相关主张和活动;四、与国民党的关系;五、文字学等纯学术研究。 
关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主张、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大革命失败所应承担的责任,书中都有充分的讨论,并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判,既不栽赃,也不开脱。有关陈独秀后期与托派结合的问题,限于资料,国内学界研究不足,本书则以较多篇幅,对这个问题做了清晰的梳理;可以说是陈独秀与托派资料最详实、论述最全面因而也最具学术水准的著述。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总体来说,本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是一部关于陈独秀研究的颇具分量的学术研究之作。 

精彩内容
    关于陈这一支“陈氏家族”的历史渊源,据“文化大革命”中陈家一名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江州义门陈氏宗谱》记载和安徽史学家张湘炳先生的考证:“陈”这一氏姓的始祖是虞舜的后裔――虞思。
    
唐朝时,这支正统的陈氏家族出了一个陈阔公,字伯宣,少有才名,在战乱之年,到庐山去访宦友马总,见庐山风光秀丽,不舍离去,便在庐山义门地区结舍居住下来。伯宣公就成为义门陈氏的始祖。
    
到陈阔公系下第十三世陈汝公这一房,分徙到安徽省怀宁县,最后在怀宁县棕阳门外金锭桥大江一带的柳林湾安家落户。这地方可能就是陈独秀<实庵自传》中所写的渌水乡。陈汝公可算是陈氏家族怀宁始祖的第一世始祖了。此后第19世就是陈独秀这一代。所以,章士钊说:“陈,怀宁旧家子,自幼读书有声。”这陈家的确是个“怀宁旧家子”,已经在怀宁定居19个世代了。与陈一起共度过领导中共与托派两个风火岁月的郑超麟先生在1945年未完成的《陈传》残稿中,曾提出陈家在怀宁“已有好多世代”,但说不正确。张湘炳先生正确列出了陈汝公到陈独秀再到其子共20世的世系表。可见其研究学问的功力不小。
    
出生于1901年的郑超麟对封建社会的宗族制度颇有研究。他从陈自传中提供的少量文字中,探寻陈家的渊源,讲得头头是道。渌水乡在长江边,有江堤叫广济圩拦着江水。可是每年潮汛一来,常有水堤被冲毁的危险,全乡就会被水淹没。这样的旧家子,有一套严密的宗族制度。乡里设有陈家祠堂,订有族规,推选出族长管理全族事务。为族长办事的名为“户差”,执行族长的命令毫不含糊。同时还有一位“阴差”(阎王的差人),是专门利用神鬼迷信骗钱的。陈说:“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说他在阴间会见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钱纸银锭烧给他们。我的母亲很恭敬的款待他,并且给钱托他代买钱纸银锭,不用说那钱纸银锭是烧给这位当阴差的先生了。”奇怪的是,“这位阴差去后,母亲对我们总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话”。陈将母亲这种既不信任他,又很恭敬地款待他的做法,说成是“优容奸恶”。其实表明当时这种迷信习惯势力之强大,明白人也不得不违心顺从之。后来在写自传时,他才明白,这种现象虽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却普遍地存在,连他这个硬汉有时也不能免。大革命中,他违心地执行共产国际错误路线,多次听从国际命令对国民党右派做出于共产党致命的让步。这表明了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陈把这说成母亲性格的“遗传”,似乎有点道理,但也是简单化了。陈说:
    
有人称赞我嫉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客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
    
说陈的话“简单化”,因为这种情况还发生在许多没有母亲遗传的人身上。这大概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道理吧。
    
族长权力之大,可以令户差逮捕族里犯了族规的子孙到祠堂受处罚。直到处死。自然,族长也要领导大家兴办种种公益事业,如赈济救灾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威。不用说,担任族长的一般都是贵族地主。陈自传说:“有一位我祖父辈的本家,是我们族里的族长,怀宁话称为‘户尊’,在渌水乡地方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望的绅董,算得一位小小的社会栋梁。我母亲很尊敬他,我们小辈更不用说了。”所以,族长实际是当地的统治者。朝廷如果在当地设官,如乡长、村长之类,不是由他们来担任,也是由他们来操纵。这种制度,一直到陈这一家迁徙到城内还有影响。
    
陈氏家族这样变迁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缓慢地变化。随着城市的兴起,乡村里的人,有些人家就迁居到城市里来。进城的,除了城市的催生婆和商人外,多半是乡村中富裕的地主、富农,此外就是教书的、做手艺的,吃衙门饭的,等等。陈这一房,是什么时候、什么因由、以什么身份讲垃的,已难以考察,但是,宗谱上记载到陈父亲陈衍中一代,已经“习儒业十二世矣,而功名俱未显”。说明已有十二代没有当过官了,而主要以教书为业。
    
关于陈独秀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学术界曾有过一些争论,主要是陈本人在1937年发表的《实庵自传》中说的一句话引起的。陈在自传中详论了科举制度在旧社会的重大作用后说:“我们这一家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
    
于是,不少学者(包括笔者以前的论著)在写陈出生在在什么样人家时,都说他出生于“小户人家”。其实不然,陈说的是“本是个小户人家”,因为在科举为上的社会中,衡量一家是大还是小,唯一标准是在科举考试中是否得到功名。而他家在父亲辈以前,虽“十二世业儒”,却未得一个功名,所以是被绅士们“瞧不起的”。但陈出世以前,陈家这种“小户人家”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因为他的父亲陈衍中曾考中秀才,叔父陈衍庶(字昔凡,又名庶)在23岁时还中了举,之后就官运亨通,先考取誊录馆,议叙后补知县,在山东治理黄河有功,被山东巡抚张耀保举荐直隶州用。后调往盛京(即今沈阳)办理文案,又得将军裕禄赏识,奏留奉天(今辽宁),署奉天府军粮同知,历任怀德、柳河等地知县。据《怀宁县志》记载,他为官很有才干,以柳河署为例,“柳河固新设治,凡创建一出其手,念柳民苦转输,为筹巨款,并蠲廉设局以贷,行十余年无弊”。在一次赈灾放粮活动中。“一昼夜理讼卷三百余件,悉得民隐”。 陈衍庶有很高深的文化修养,特别在书画方面造诣更深。著名画家黄宾虹把他与清末安徽的名画家放在一起,给予很高的评价。
    
陈独秀受了这种家族传统的影响,一生除了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之外,在书画和文字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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