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增长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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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文魁 著作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59312
出版时间2016-04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1201259176
上书时间2024-11-2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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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魁，有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企业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博士。研究领域包括公司治理、制度经济学、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近年来完成一系列政策导向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论文见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改革》等学术期刊，出版《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与公司治理转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中国经济改革30年：国有企业卷》（重庆出版社，2008）、《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兴起及其公司治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解放国企》（中信出版社，2014）等著作。
目录
前 言 / V
章 转向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 / 001
走出外延失衡增长的旧轨道 / 003
阶段性“软着陆”之后 / 006
重振全要素生产率力争若干年次高速增长 / 010
为4 万亿计划说句公道话 / 015
什么是增长质量 / 019
经济增长的敏感期与脆弱期 / 023
转向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 / 032
第二章 结构性改革能“落地”吗 / 045
改革文件的落实 / 047
从行为经济学看深化改革 / 053
市场的本质 / 057
经济发展与国家资本主义 / 061
改革推进中的央地关系与改革央地关系 / 067
第三章 纠正市场扭曲 / 083
市场化过程就是民权自由化过程 / 085
从垄断到平权 / 095
判例的力量大于文件的力量 / 112
扭曲市场中的公司治理难题 / 119
第四章 建立现代政府制度 / 123
从现代企业制度到现代政府制度 / 125
奸商与监管 / 131
政府监管的偷懒、卸责与弄权 / 135
监管失职与监管过度 / 139
地方融资平台财务风险被夸大，深层风险被忽视 / 143
第五章 加快企业转型 / 147
利润的来源 / 149
企业的抓牌与洗牌 / 153
重思资产负债表 / 157
争戴“战略性”高帽 / 161
搞产融结合不是抢输血机 / 165
增长驱动力主要来自非国有部门的活力 / 171
第六章 经济增长与国企改革 / 181
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容吗 / 183
下一步的经济增长与国企改革 / 187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对国企改革的启示 / 197
国企合并算不上是改革 / 201
国企改革必须依靠产权改革这把总钥匙 / 207
混合所有制是一条中间道路 / 214
国企改革的新范式及政策挑战 / 223
后 记 / 201
内容摘要
无论是优选经济增长还是中国经济增长，21世纪个十年可视为确定性年代，而第二个十年则进入不确定性年代。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下一步的核心问题是：能否顺利转换增长轨道，实现增长秩序的重构？
正处于既有轨道失速敏感区域的中国经济，若不能成功从外延失衡增长旧轨道转向更可持续的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亢奋消退之后，就有可能被冷漠所困扰。中国须努力重构经济增长秩序，在新秩序下，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赖大量的要素投入和追赶式工业规模扩张，而是更多通过在物质资本形成过程中内生地创造、使用及利用知识资本，摆脱物质资本报酬递减趋势，以更多内生效率提升来实现适度持续增长，同时极大地消除各种失衡，促进社会全面繁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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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重振全要素生产率力争若干年次高速增长
无论是优选经济增长还是中国经济增长，21世纪靠前个10年可以视为确定性年代，而第二个10年则可以视为不确定性年代。在那个确定性年代里，很多人几乎可以确定，经济阴霾逐渐消散，经济增长正在加快，不知如何冒出的需求旺盛不已，不知如何形成的资本源源不断，这些都无须深究，所以企业以及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投资，投资，再投资；扩产，扩产，再扩产。只要投资扩产，就有收入利润。而在2008年爆发优选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显示了短期效果，但之后不久，经济增长的轨迹就没有那么清楚了，专享比较确定的是，不确定性年代到来了。在这个不确定性年代，经济低迷是在减轻还是加重，经济增速是会更低还是转高，人们不那么确定了；需求在哪里，资本投入和资本报酬如何相互促进，人们心里更加没底。因此，企业以及政府都表现出几多迷惘和几多踌躇。
中国尽管表现相对良好，但显然也未能避免不确定性年代，不但“十二五”后两三年的经济增速显示出一种不确定性的波动，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速有很大可能还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困扰。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增长机会，但也体会到抓住机会变得越来越难，或者说，以前熟练的那些抓住机会的手法越来越不管用。不过，如果能够使中国经济在21世纪靠前个10年之后仍然保持一定的速度惯性，并能够成功地通过有力度的结构性改革使中国经济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那么在若干年份实现次高速或中高速增长，然后持续更多年份的速度合适、质量改善的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
什么是次高速或中高速增长？什么是中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一个宏观指标，并没有明确的高速、中速、低速划分标准。同样一个增长速度，放在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评判是接近不一样的。比较好的视角是，应该从一个经济体自身发展历程的变迁和增长潜力的变化看待增长速度。中国大约10%的年均增长维持了30多年，而其他成功的追赶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只维持了十来年，这属于典型的高速增长阶段。用钱纳里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和人口转移尚未完成，恩格尔系数和人均资本存量等指标也显示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以10%为高限，以2个百分点为一个台阶，来粗略地形容增长速度的高中低。对于过去曾有过的显著高于10%的增长，我们可以称为超高速增长，这样的增长不太寻常。如果以10%为中枢的增长属于高速的话，把以8%为中枢的增长称为中速似乎有悖于人们的常理性认知，而称之为次高速可能更加合适一些，或者也可以称为中高速。由此往下，以6%为中枢的增长可以称为中速，以4%为中枢的增长可以称为低速。这样的划分对于仍然在追赶前沿国家、有着30多年10%增长历程的中国而言，应该是恰当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从2012年经济增速开始明显下滑之后，在若干年份里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吗？而且实现这个速度时可以将其他重要宏观指标譬如通货膨胀和汇率保持在均衡水平的附近吗？这取决于之后几年潜在产出水平的增速是否在8%附近。准确计算潜在产出水平比较困难，许多花样百出、看起来很好深奥的计算其实并不严谨，所以很多人觉得比较稳妥的方法反而是从过去的增长轨迹来估算未来的增长潜力，当然也要与模型预测结合起来。仅从中国“十二五”前两三年的增长情况来看，特别是从2012年的增长情况来看，如果剔除掉2009年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后续影响，应该可以判断2012年前后的潜在增长速度处于8%附近。因为我们在投资热潮逐渐消退、靠前消费进行周期性自我调整、靠前贸易回归新正常的情况下实现了7.8%的增长，而且通货膨胀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就业指标也符合预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的年份里，不但我国人口红利消失速度会加快、技术进口的难度会加大，而且还会面临一些不可测的因素，例如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和干扰等，都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更快地偏离以前的预期值，脱离我们所设定的中枢。不过这没有关系，只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充分挖掘各种增长潜力，只要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不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我们仍然可以在若干年之内将中国经济增长中枢设置在次高速到中速这一区间之内。
经济增速重要，宏观指标的组合也很好重要，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更加重要，所以我们要在良好宏观指标组合下来考虑能否实现次高速增长。从宏观指标的组合来考虑，由于结构性因素仍然可能倒逼货币投放形成通胀压力或者形成资产泡沫，在储蓄率无法更高的情况下，减少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可以使宏观指标的组合更加优化，但这会在一定时期内压低GDP增速。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水平、制造业升级都还需要大量投资，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前沿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为什么要减少对投资的依赖而且要因此而牺牲GDP增速？就是要获得更好的宏观指标组合和更加接近于均衡的结构，譬如要将通货膨胀控制在较低水平并防止出现大的资产泡沫，以及增强住户部门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快更多地惠及普通百姓。教科书上所谓的均衡也许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是做一些简单的比较是有益的。2011年，中国的资本形成在GDP当中的比重达到了49.2%的少见水平，日本在高增长结束前夜的1973年也不过36.4%。更加有益的分析是，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里，尽管投资大幅度增长，但是资本回报率下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资本回报率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差距明显地收缩了。如果模拟市场化的利率水平，这个差距的收缩更加显著，这应该意味着中国经济严重地偏离均衡状态。如果将新创造的价值更多地引向住户部门消费，使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加有利于资源分配的优化，使资本形成的规模与对投资的真实需要在时间匹配和行业匹配上更加合理，这不正好可以抑制资本边际报酬的过快下降和增加消费对于增长的促进作用吗？
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过去30多年做了增长核算，发现20世纪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在GDP增长中的贡献优选，曾经达到5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之后不断下降，但对于要素投入的依赖程度却加重了。而现在，一方面要降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另一方面传统的人口红利又在快速消失当中，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看，怎么能在若干年份里实现次高速增长呢？笔者认为，除了可以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参与率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推进一揽子结构性改革拓展新渠道来重振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未来增长需要挖掘的源泉。接近可以说，能否拓展新渠道以重振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次高速增长和此后中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然并不是什么独特新颖的观点，但是真正意识到当下重振全要素生产率对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意识到重振全要素生产率需要拓展新渠道，并真正下硬功夫推进一揽子结构性改革去实现这一点，却比很多人想象的困难得多。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绝不能认为次高速增长和中速增长是理所当然的逻辑和轻易可摘的果实。
重振全要素生产率力争若干年次高速增长
无论是优选经济增长还是中国经济增长，21世纪靠前个10年可以视为确定性年代，而第二个10年则可以视为不确定性年代。在那个确定性年代里，很多人几乎可以确定，经济阴霾逐渐消散，经济增长正在加快，不知如何冒出的需求旺盛不已，不知如何形成的资本源源不断，这些都无须深究，所以企业以及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投资，投资，再投资；扩产，扩产，再扩产。只要投资扩产，就有收入利润。而在2008年爆发优选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显示了短期效果，但之后不久，经济增长的轨迹就没有那么清楚了，专享比较确定的是，不确定性年代到来了。在这个不确定性年代，经济低迷是在减轻还是加重，经济增速是会更低还是转高，人们不那么确定了；需求在哪里，资本投入和资本报酬如何相互促进，人们心里更加没底。因此，企业以及政府都表现出几多迷惘和几多踌躇。
中国尽管表现相对良好，但显然也未能避免不确定性年代，不但“十二五”后两三年的经济增速显示出一种不确定性的波动，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速有很大可能还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困扰。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增长机会，但也体会到抓住机会变得越来越难，或者说，以前熟练的那些抓住机会的手法越来越不管用。不过，如果能够使中国经济在21世纪靠前个10年之后仍然保持一定的速度惯性，并能够成功地通过有力度的结构性改革使中国经济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那么在若干年份实现次高速或中高速增长，然后持续更多年份的速度合适、质量改善的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
什么是次高速或中高速增长？什么是中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一个宏观指标，并没有明确的高速、中速、低速划分标准。同样一个增长速度，放在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评判是接近不一样的。比较好的视角是，应该从一个经济体自身发展历程的变迁和增长潜力的变化看待增长速度。中国大约10%的年均增长维持了30多年，而其他成功的追赶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只维持了十来年，这属于典型的高速增长阶段。用钱纳里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和人口转移尚未完成，恩格尔系数和人均资本存量等指标也显示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以10%为高限，以2个百分点为一个台阶，来粗略地形容增长速度的高中低。对于过去曾有过的显著高于10%的增长，我们可以称为超高速增长，这样的增长不太寻常。如果以10%为中枢的增长属于高速的话，把以8%为中枢的增长称为中速似乎有悖于人们的常理性认知，而称之为次高速可能更加合适一些，或者也可以称为中高速。由此往下，以6%为中枢的增长可以称为中速，以4%为中枢的增长可以称为低速。这样的划分对于仍然在追赶前沿国家、有着30多年10%增长历程的中国而言，应该是恰当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从2012年经济增速开始明显下滑之后，在若干年份里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吗？而且实现这个速度时可以将其他重要宏观指标譬如通货膨胀和汇率保持在均衡水平的附近吗？这取决于之后几年潜在产出水平的增速是否在8%附近。准确计算潜在产出水平比较困难，许多花样百出、看起来很好深奥的计算其实并不严谨，所以很多人觉得比较稳妥的方法反而是从过去的增长轨迹来估算未来的增长潜力，当然也要与模型预测结合起来。仅从中国“十二五”前两三年的增长情况来看，特别是从2012年的增长情况来看，如果剔除掉2009年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后续影响，应该可以判断2012年前后的潜在增长速度处于8%附近。因为我们在投资热潮逐渐消退、靠前消费进行周期性自我调整、靠前贸易回归新正常的情况下实现了7.8%的增长，而且通货膨胀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就业指标也符合预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的年份里，不但我国人口红利消失速度会加快、技术进口的难度会加大，而且还会面临一些不可测的因素，例如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和干扰等，都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更快地偏离以前的预期值，脱离我们所设定的中枢。不过这没有关系，只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充分挖掘各种增长潜力，只要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不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我们仍然可以在若干年之内将中国经济增长中枢设置在次高速到中速这一区间之内。
经济增速重要，宏观指标的组合也很好重要，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更加重要，所以我们要在良好宏观指标组合下来考虑能否实现次高速增长。从宏观指标的组合来考虑，由于结构性因素仍然可能倒逼货币投放形成通胀压力或者形成资产泡沫，在储蓄率无法更高的情况下，减少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可以使宏观指标的组合更加优化，但这会在一定时期内压低GDP增速。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水平、制造业升级都还需要大量投资，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前沿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为什么要减少对投资的依赖而且要因此而牺牲GDP增速？就是要获得更好的宏观指标组合和更加接近于均衡的结构，譬如要将通货膨胀控制在较低水平并防止出现大的资产泡沫，以及增强住户部门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快更多地惠及普通百姓。教科书上所谓的均衡也许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是做一些简单的比较是有益的。2011年，中国的资本形成在GDP当中的比重达到了49.2%的少见水平，日本在高增长结束前夜的1973年也不过36.4%。更加有益的分析是，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里，尽管投资大幅度增长，但是资本回报率下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资本回报率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差距明显地收缩了。如果模拟市场化的利率水平，这个差距的收缩更加显著，这应该意味着中国经济严重地偏离均衡状态。如果将新创造的价值更多地引向住户部门消费，使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加有利于资源分配的优化，使资本形成的规模与对投资的真实需要在时间匹配和行业匹配上更加合理，这不正好可以抑制资本边际报酬的过快下降和增加消费对于增长的促进作用吗？
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过去30多年做了增长核算，发现20世纪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在GDP增长中的贡献优选，曾经达到5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之后不断下降，但对于要素投入的依赖程度却加重了。而现在，一方面要降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另一方面传统的人口红利又在快速消失当中，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看，怎么能在若干年份里实现次高速增长呢？笔者认为，除了可以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参与率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推进一揽子结构性改革拓展新渠道来重振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未来增长需要挖掘的源泉。接近可以说，能否拓展新渠道以重振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次高速增长和此后中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然并不是什么独特新颖的观点，但是真正意识到当下重振全要素生产率对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意识到重振全要素生产率需要拓展新渠道，并真正下硬功夫推进一揽子结构性改革去实现这一点，却比很多人想象的困难得多。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绝不能认为次高速增长和中速增长是理所当然的逻辑和轻易可摘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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