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经济带发展报告(2020-2021) 20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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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发展报告(2020-2021) 20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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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振杨昕主编;王晓娟尚勇敏副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82133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128元

货号1202575124

上书时间202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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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优化长江经济带产业空间布局王振 尚勇敏王振,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信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创新发展研究;尚勇敏,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创新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纵深最长、覆盖面最广、影响优选的黄金经济带,是事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更是推动我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域。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原则,长江经济带这些年积极开展环境整治和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面向未来,按照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黄金经济带,仍然还在攻坚克难的路上。产业空间布局,是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报告将着重研究重点产业在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布局状况,并以贯彻落实五大新发展理念和率先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指导思想,梳理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提出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优化的建议。一 长江经济带产业空间布局存在问题(一)“三高”产业布局方向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相匹配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优化的重要底线是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将开发活动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而当前依靠土地占用和资本投入增量扩张的发展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看,长江经济带下游城市承载力明显高于中游和上游城市,而中西部地区城市由于环境治理能力不足、生态系统较脆弱等原因,资源环境承载力普遍超载,尤其是西部山地高原地区,不管是环境脆弱性、农业生产能力、水资源适宜度还是交通便捷化指数,都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城市群地区,这也是类似于“胡焕庸线”一样难以被打破的规律。从产业布局现状看,石化等耗水型、高排放产业在中部地区仍有大量分布,尤其是近年来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化工、冶炼、纺织等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产业呈现增长趋势,如2010~2019年,下游省市水泥、钢材、布、初级形态塑料产量(截至2018年)分别下降了4.81%、2.44%、4.65%、4.51%,而上游省市则增加了5.44%、3.76%、-1.64%、3.44%,上游省市农用氮磷钾化肥产量增加了6.98%。尽管中西部地区水资源较丰富,但水环境容量不足,长江经济带水环境质量较差的区域也大多分布于长江上游支流,如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城市的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平均分别为3.12、3.12、2.98,说明上游地区水环境压力更大。从污染物排放量看,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下游省市二氧化硫、废水排放量占比分别从52.80%、32.39%下降至46.93%、26.67%,而上游省市则分别从20.50%、43.16%增长至28.28%、55.58%。由于上游省市技术水平、环境治理能力相对较低,如2018年上中下游省市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分别为9.48公里/公里2、9.37公里/公里2和14.62公里/公里2,污水处理率分别为96.07%、95.72%和95.45%,这不仅造成了污染排放的转移,还导致长江经济带污染排放总量增加,如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废水排放量增加了18.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弱的上游地区,仍然布局了相当量的“三高”产业,与“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等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产业科学合理布局的理念不一致,有必要坚守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底线,促进产业布局优化。(二)污染型项目整治形势仍较严峻,沿江污染趋势未根本扭转长期以来,长江经济带化工企业沿江集中布局,以致形成“重化工围江”的局面,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风险“红灯”频现,与临江临河工矿企业(化工厂、造纸厂、印染厂、采矿厂、砂石厂等)污染有着直接关系。尽管近年来各省市积极推进沿江重化工企业关停、搬迁和整改,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长江岸线治理修复仍有薄弱环节,沿江重化工业风险仍然较高,如2020年5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反馈督察情况指出,部分地方违规建设港口码头,侵占破坏岸线,长江、乌江涪陵段共有7个违规码头,仍有部分新增化工项目选址位于长江干流1公里范围,部分企业违规堆存工业固体废物导致污染排放入江。从污染型产业分布看,2018年长江经济带25个沿长江干流城市纺织服装、造纸、石化、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四大产业分别占长江经济带的45.6%、43.9%、50.2%、48.7%,不仅高于其工业增加值占比,也高于76个非沿江城市和11个沿海城市的占比,这也导致了长江经济带污染集聚,如2018年25个沿江城市废水达到23.4亿吨,高于75个非沿江城市的总和(21.6万吨),也高于沿海城市排放量,长江干流沿江城市仍然是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同时,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无序利用问题较严重,岸线开发利用效率低,且运输管理不合理,沿江港口密集分布,且腹地资源、货物资源、岸线资源的同质竞争严重。在岸线开发上,地方政府考虑更多的是“布局更多的项目和产业园”,如2018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仅石化、医药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合计就超过25000家(约占企业总数的14.70%),生产和运输的危化品多达250多个,尤其是江苏、浙江、重庆等涉危险化学品企业数量最多,重化工围江现象依然未得到明显改变。(三)大城市中低端产业偏多与中小城市承载优势未充分发挥不相匹配由于大中小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职能定位不同,其在产业选择上也应有所差异,然而长江经济带34个特大和大城市一般加工制造业仍然占据较大比重,约占长江经济带的53.93%,高于常住人口占比48.70%,大城市承载了过多非核心功能的中低端产业。其中,特大和大城市的烟草制品(74.7%)、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64.1%)、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61.8%)、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59.8%)、纺织服装服饰(59.7%)、纺织(57.6%)、造纸和纸制品(56.4%)、家具制造(55.7%)等产业占比居前列。这些产业大多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小城市在这些产业上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如中小城市常住人口约占长江经济带的51.3%,平均工资约7万元、平均房价为6200~7300元/米2,均远低于特大和大城市。而中小城市产业承接相对不足,大中小城市间尚未形成具有合理地缘经济关系和形成紧密联系的城市产业分工体系,需要在满足大城市基本功能的基础上适度将中低端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疏解,促进大城市朝着规模化、小城市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四)产业布局与优势区域承载力空间不相匹配产业布局优化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和载体。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重量和区域性中心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一般城市总体上处于超载状态,当前中心城市资源环境承载空间未得到有效发挥。而当前产业布局强调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向大都市周边地区疏解等,但这通常只考虑了成本、市场条件等,对资源环境承载力、产业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总体效率的考虑相对欠缺,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产业比较优势相矛盾。首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建设条件往往较好,如2016年东部省市建设用地比重达16.32%,中、西部仅分别为8.13%和6.40%,尤其是沿海造陆将为生产活动提供更多的土地资源,江苏省2000~2018年增加了46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东部地区不管是建设用地挖潜还是新增土地面积,都有助于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土地资源。其次,中心城市或城市群在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公共服务等方面也普遍优于一般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挖潜空间也较大,也有利于承载更多的人口、产业活动。最后,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成为普遍规律,而中心城市的要素配置效率相对更高,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重量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九大重点产业比较优势均高于区域性次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如果产业更多地往中心城市布局也将有助于提升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水平,以及提升长江经济带作为重量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五)中心城市创新策源能力与创新型产业布局不相匹配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优化的重要动能是科技创新。创新要素在地理空间上倾向于集聚或毗邻在大城市或城市群,这种集聚将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2019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城市分析报告》显示,2012~2017年,全球20座城市以占全球不到2.5%的人口,为全球高水平科技创新直接做出了27.3%的贡献,主导和参与的科技成果数量占全球的63.8%。长江经济带11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集聚了42.37%的研发人员、56.79%的高校数量,产生了37.83%的专利授权量,以及52.36%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但创新能级依然相对较低,尤其是创新策源力相对较低。根据世界知识产权局《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全球PCT专利授权前50城市中,上海(11)、杭州(27)、苏州(49)上榜,但PCT专利数分别仅13347件、4832件和2627件,与东京—横滨(113244件)、首尔(40817件)、圣何塞—旧金山(39748件)等相比差距显著,甚至远落后于深圳—香港—广州(72259件)。从国外经验看,重量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的形成均依赖研发与生产的协同,如硅谷形成“产—学—城”紧密结合的空间布局,东京都市圈几大产业带均是制造业与研发功能并存,而纽约湾区墨瑟—米德尔赛克斯—尤宁研发生产的脱节导致其创新能级跌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驱动力指数报告(2019)》显示,上海、南京、武汉、苏州、杭州、成都、长沙、合肥、无锡、宁波创新驱动力排名前10,但这些中心城市依然存在高端产业配置不够,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仍未占据高端环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够等问题;同时,当前产业链与创新链跨区域协同不足,以长三角地区为例,2009~2017年长三角制造业专利合作总次数为46806次,城市间合作为25790次,占比仅55.10%,城市间的创新合作相对不足。为此,创新型产业应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聚,更有助于实现创新成果快速转移转化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六)多数县域经济产业发展动能不足,承上启下功能受到较大制约受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农业转移人口也因此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只能在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生活和就业,发展县域经济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尽管长江经济带总体县域经济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较高,但区域内部发展极不均衡,东部县级市在GDP、人均GDP、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县市,如东、中、西部县市人均GDP平均值分别为11.45万元、5.41万元、5.70万元。这种差距还表现在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上,我国产业园区、工业企业大多集聚在大中城市,市县分布较少,这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如西部地区县级市拥有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仅占西部一市三省所有规上企业数的13.90%,而中部和东部地区分别为25.54%和29.62%。县域产业发展相对薄弱,使得财政收入相对有限,并造成一定程度的财政缺口,尤其是中西部县市一般公共预算财政缺口明显大于东部县市,如中、西部县市财政缺口比例分别高达131.23%和94.95%,远高于东部县市的25.11%。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总体呈现“二三一”的结构特征,西部县市第三产业占比略高于第二产业,但更多的是建立在第二产业欠发达的基础上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使得就业容纳能力不足,如长江经济带县级市呈现出明显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高、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低的现象,为此发展县域经济亟须布局就业带动大的产业。同时,大城市的功能过剩与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功能远远不足并存,尤其是长江经济带还存在边疆地区城市产业培育和导入不足的问题,不利于留住人口,保障国家安全。同时,镇域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社会稳定、带动乡村振兴、拉动社会就业和促进就地城镇化等至关重要,也是发展乡村文旅产业等的重要载体,而当前长江经济带镇域经济较为衰落,相当部分的镇缺乏工业基础和产业支撑,各类生产要素主要流向大中城市,镇域经济发展缺乏有效的要素支撑,建设用地资源指标也主要向大城市集中,尤其是在我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下,乡镇经济和农村文旅休闲产业用地资源配置不足,表现为用地指标少、用地审批慢、农地流转难、土地权益退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尤其是乡村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得土地功能复合和混合利用特征明显,现行单一的土地用途管理制度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二 推动长江经济带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布局策略综合考虑长江经济带各地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坚持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坚持强化底线、严格约束,坚持双链融合、双向循环,坚持集群发展、多层布局,坚持协调发展、差异化发展,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布局。(一)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上中下游城市群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和人口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集中,形成以城市圈为主要形态的动力源,带动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总体效率提升,破除资源要素流动障碍,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上中下游合理分工协作的产业发展格局。发挥长三角城市群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汽车、绿色化工、纺织服装、智能家电十大领域,建设一批重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形成若干重量制造业集群。延伸机器人、集成电路产业链,加快培育和布局以下一代人工智能、新一代芯片、网联智能汽车、北斗空间信息等为引领的未来产业。发挥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资源环境承载和产业基础等优势,围绕装备制造、汽车、金属冶炼、食品加工、非金属制品、医药制造等产业,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提高参与国内外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能力。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陆开放、劳动力成本、自然生态资源、国防军工等优势,集聚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食品加工、非金属制品、纺织服装等产业,建设若干个重量产业集群,发展适宜航空运输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附加值产业。发挥滇中和黔中城市群特色资源加工、自然生态、能源、民族文化、区域性消费市场等优势,完善产业门类,延伸产业链条,大力培育和发展大数据、新型消费、生物医药、特色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非金属制品等产业。(二)强化资源环境约束,引导重化工业合理布局推动重化工业向沿海和内陆重点区域布局。遵循全球化工产业沿江靠海发展的趋势,依托长三角地区市场优势、交通优势、产业配套优势等,引导沿江及内陆地区石化产能向沿海转移和转型升级,建设沿海大型产业基地,重点布局江苏连云港、上海杭州湾北岸、浙江宁波舟山三大沿海石化基地,在宁波舟山建设世界一流的全产业链绿色石化产业基地。依托中缅原油管道和铁路通道,以昆明为核心建设云南炼化一体化工程,推动西南石化及关联产业链布局。稳妥推进化工产业入园和转型。长江中上游沿江地区严控新建化工项目,对现有化工类项目实施分类引导搬迁或转型,有序推进萍乡、黄冈、上饶、郴州、怀化、黄山、衡阳、邵阳、随州等城市化工产业改造升级,重点清退太湖、鄱阳湖等沿湖化工项目,针对沿江、沿湖化工污染企业,加快推进化工项目入园,2035年实现化工企业入园率不低于70%。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优化“三高”产业布局。逐步推动资源环境承载力超载城市石化产业、金属冶炼业、纺织服装产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产业转型和改造升级,推动承载力过载城市实行高耗能、高排放、高耗水产业的逐步迁出,引导产业改造升级并向资源环境承载状况较好、环境治理能力强的地区布局。严格沿江项目环境准入,严控企业环境风险。(三)突出中心城市功能,引领都市圈产业创新转型推动创新产业与创新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强化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武汉、南昌、长沙、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中心城市创新引领功能,推动创新型产业与企业,以及创新型人才和相关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注重培育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造创新资源密集、创新要素齐全、创新链条完整、创新氛围浓厚、创新活动活跃、创新功能强大的城市创新功能区,大力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以创新带动城市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迈向价值链和产业链中高端,发挥其作为长江经济带最重要的产业增长极作用,引领长江经济带产业创新转型。建设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为载体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明确中心城市功能定位,强化上海大都市圈及南京、杭州、合肥三大都市圈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建设以集成电路、物联网、生命健康、大飞机、前沿新材料等产业以及量子信息、类脑芯片、下一代人工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等未来产业为主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强化武汉、长沙、南昌三大都市圈科技创新、优选制造、现代服务等功能,推动创新资源加快集聚、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打造以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创新型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强化重庆、成都两大都市圈现代制造、科技创新、金融、综合交通枢纽等功能,促进产业、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建设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为主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四)聚焦产业比较优势,打造区域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推动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积极推动长三角中心城市的机械、纺织服装等一般加工制造业向中小城市转移,推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石化、汽车等主导产业中低端环节疏解,各中小城市积极发展配套产业和配套环节。打破行政区划,充分整合长三角资源禀赋,加快建立长三角产业互补分工关系,强化产业链分工,优化产业链布局,推动中小城市形成有特色有优势的产业集群。围绕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特色产业集群。长江中上游地区积极培育九江、赣州、宜昌、襄阳、岳阳、衡阳、绵阳、宜宾、遵义、玉溪等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增强人口和经济集聚功能,积极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健康养老、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新增长点,并积极承接长三角地区食品、纺织服装等一般加工制造业,以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等产业中低端环节。长江中上游地区中小城市围绕中心城市积极发展配套产业,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大健康、医药产业、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形成一批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多个能源资源产业集群。结合资源禀赋建设一批能源资源产业基地,发挥长宁—威远、涪陵重量页岩气示范区引领作用,建设西南天然气区域储备中心和成品油储运基地,统筹川南、滇东、黔西、赣南等国家规划矿区的矿产资源,建设重庆、鹰潭、上饶、宜春、铜陵等多个有色金属冶炼、非金属材料产业集群,并利用铜镍等进口原料,在沿海地区建设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加强赣州等稀土资源保护,合理控制开发利用规模,促进新材料及应用产业有序发展。加强对湖南桃江、江西彭泽、安徽繁昌等核电站预留选址管控,有序推进云贵等煤炭基地建设。促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加快培育接续替代产业,延长产业链条。(五)壮大县域经济,推进城乡一体化和产业集群化以县域为单元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在中上游地区选择100个左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城镇化动力较强的县城,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建设满足进城农民刚性需求的住房,引导县域人口集聚和人口回流。积极推进以重点镇为载体的就近就地城镇化,提升小城镇的吸引力、承载力,吸引更多农村人口到城镇落户。鼓励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落实5%的新增建设用地用于乡村发展,适度推进部分城市功能在乡村布局。把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攻方向,中西部地区发挥生态环境优势、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因地制宜地做大做强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推进县域产业园区建设,推进一批支撑性强、带动作用大的重点项目,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鼓励东中西部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发展“飞地经济”。推进县域产业集群化发展,确保每个县域建设若干个特色化、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县域经济综合实力。长三角地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扬长补短,厚植优势,挖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面向上海等中心城市共建创新平台,大力精准招商,共建合作园区,聚焦重点,争取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开放合作等方面取得突破。

目录
Ⅰ总报告

1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报告(2020~2021) 马双 王振/001

2长江经济带社会发展报告(2020~2021) 杨昕/013

3长江经济带生态发展报告(2020~2021) 尚勇敏 海骏娇/047

Ⅱ指数篇

4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报告(2021) 海骏娇/074

5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驱动力指数报告(2021) 杨凡/104

6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指数报告(2021) 马双/139

7长江经济带社会发展指数报告(2021) 杨昕/170

8长江经济带收入分配指数报告(2021) 乐菡/195

Ⅲ产业篇

9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报告(2020~2021) 戴伟娟/217

10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报告(2020~2021) 张美星/242

11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0~2021) 徐丽梅/265

12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报告(2020~2021) 于秋阳 邹子臻/293

13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2020~2021) 王晓娟 段宇/321

内容摘要
本书以长江经济带区域整体发展为研究对象,分为总报告、指数篇和产业篇三大部分,重点对2020~2021年长江经济带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发展状态与态势做比较全面的梳理。运用统计数据和政府报告资料,一方面,继续对长江经济带126个城市的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评估和排名;另一方面,对长江经济带农业、工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数字经济产业等主要产业进行全面梳理,这些指数的发布和主要产业及城市发展的研究,对于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主编推荐
主要编撰者简介王 振,1963年10月生。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信息研究所所长、院绿色数字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院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区域经济学博士生导师。《长江经济带蓝皮书》主编,《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蓝皮书》主编、《全球数字经济蓝皮书》主编。1998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获博士学位,荣获全国留学回国成就奖、上海市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等荣誉。第十五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近年研究出版多部著作,主要有《长三角共建重量产业集群研究》《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战略研究》《上海2050发展愿景》《新产业革命与上海的转型发展》《全面创新改革:上海建设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体质机制问题》《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协同战略研究》、《构建人才全球战略与人才发展新格局》等。杨昕,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长江经济带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博士,现为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会员,上海老年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人口发展与公共政策、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主持两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一项国家自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主持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完成多项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和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课题,数十项省市委办局委托课题项目,获得多次省部级以上奖励。 王晓娟,上海社会可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200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博士学位,200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网络和区域经济发展等,近年来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知识网络与企业竞争优势:浙江产业集群的经验研究》,论文《企业跨区域发展视角下产业集群转型》、《知识网络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浙江黄岩产业集群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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