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化,是美国城市标志性的生活方式。至20世纪60年代,大约一半的美国人生活在郊区( Gregory et al.,2011: 731)。郊区化很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城区人口负增长而郊区人口迅速增长为典型特征(冯健,2001)。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郊区化现象逐渐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大连、苏州和杭州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出现,成为中国城市新的增长极( Yue et a1.,2010)。住宅郊区化是当前城市郊区化很显著的特征,中国大城市新建居住区六成以上分布在郊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至2020年上海中心区、近郊区和郊区的人口将分别为220万、580万和800万,郊区将成为人口主要聚居地;北京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也将城市边缘地带规划为人口主要居住地(邹卓君,2004);自1990年起,广州市也开始出现明显的郊区化现象(谢守红和宁越敏,2006)。Huang指出,我国新开发的住宅小区,几乎全部为封闭社区的形式( Huang,2006)。
封闭社区通常指使用大门和围墙等方式限制公众进入的居住区,很核心的特征是其运作模式,即整个社区在一种社会性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下运作的方式( Atkinson and Blandy,2005)。这种契约能够保证所有社区居民共同出资维护居住楼、开放空间和设施,负担共同的服务支出,如垃圾清理及清洁工和保安的雇用等成本。契约性居住区在美国和英国的一些非封闭社区中也存在。因此,Atkinson和Blandy将物理的进入性限制特征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共管方式结合起来,将封闭社区定义为:封闭社区用围墙或篱笆将居住区封闭起来限制公众进入,小区居民的行为受法律契约的约束,小区居民具有管理社区的集体责任( Atkinson and Blandy,2005)。
20世纪80年代早期,封闭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的居住区形态在美国出现,随后在优选其他国家陆续出现,拉丁美洲、西欧、中东、东南亚等均可见封闭社区的踪影(秦瑞英等,2008)。在学术领域,封闭社区被认为是后现代城市主义或飞地城市主义的典型表征空间.“新围墙城市”( Judd,1995)、“堡垒城市”( Blakely and Snyder,1997)、“分裂城市”(Marcuse et al.,2000)、“私有化城市”( Glasze et al.,2006)等新兴术语也纷纷出现。这一系列话语不仅意味着空间被围墙或篱笆等物质分隔,成为一系列“禁止进入”之地,还意味着各个空间实体具有私有和独立的特征,或者说能够脱离周边邻里或整个城市系统,与其他地方呈选择性的和蛙跳式的联系( Christopherson,1994)。同时,空间分隔的背后是消费社会的兴起。曾经的公共空间逐步转化为消费空间,转变成为以消费为导向的、半私有化的和受严密监控的“迪斯尼世界”( Relph,1991; Zukin,1991; Warren,1996)。它们建立在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基础之上,与它们所在的地方历史无任何联系,并且能够在优选任何地方迅速复制。空间分隔的背后还存在社会关系的断裂。社会越来越“极化”,封闭的空间成为特权阶层的权力景观,构成封闭空间的围墙成为阻止穷人或社会地位较低人群入侵的隔离带( Brodie,2000)。
物质景观并非看上去那样无辜( Duncan and Duncan.2004),它的产生和维持必然涉及复杂的权力关系。正如美国郊区发展过程中,郊区蕴含了梦想,远离城市的噪声、拥挤和污染,创造出田园般的家庭生活,象征着美好生活和向上流动;同时郊区也是一场噩梦,充斥着无聊、一致性和社会排斥,害怕少数族裔和穷人( Hall et al.,2010)。本书以广州郊区为案例,分析封闭社区围墙和大门这一边界景观背后的社会及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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