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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青堂142·帝国的胜利：从哈德良到君士坦丁的罗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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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著者：[美] 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Michael Kulikowski）译者：王晨

出版社九州

ISBN9787522524733

出版时间2024-01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92元

货号32126953

上书时间2024-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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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著者简介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与古典学讲席教授，晚期罗马历史学家，研究公元2世纪到5世纪之间罗马帝国的政治和制度史。他曾著有《晚期罗马的西班牙及其城市》《从3世纪到阿拉里克的罗马哥特战争》，并经常为《伦敦书评》撰稿。
译者简介王晨，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译作有《古典传统》《教化》《罗马元老院与人民》《黑死病》《金与铁》《论欧洲》《拷问法国大革命》《破碎的生活》等。

目录
目　录
致　谢
导　言
第1 章　哈德良统治的早期
第2 章　统治的后期和继承
第3 章　世纪中叶的和平与战争
第4 章　安敦尼王朝的末帝
第5 章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和他的对手
第6 章　塞维鲁的统治
第7 章　塞维鲁王朝后期的统治者
第8 章　欧亚大陆的历史与罗马帝国
第9 章　从戈尔狄安三世到瓦勒良
第10 章　瓦勒良和将军们
第11 章　最后的军人皇帝
第12 章　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和晚期罗马帝国的诞生
第13 章　四帝共治的失败
第14 章　君士坦丁与李锡尼
第15 章　君士坦丁之前和之后的帝国结构
第16 章　君士坦丁的帝国
第17 章　君士坦丁的孩子们
第18 章　君士坦提乌斯、尤里安和未来的帝国
从奥古斯都到尤里安的罗马皇帝
从阿达希尔到沙普尔二世的波斯诸王
扩展阅读
参考书目
出版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展示了罗马在其帝国权力巅峰时期的历史。从哈德良开始统治罗马，一直到“叛教者”尤利安在波斯战役中去世，它提供了一个详尽的叙述，描绘了帝国政治的复杂形式和常常致命的转折，一连串皇帝们崛起和垮台，有时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尽管存在这种不稳定性，罗马人却能够抵御帕提亚人、日耳曼人、波斯人和哥特人的连续攻击，巩固了他们作为欧洲和地中海主宰的地位。本书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教授描述了2世纪帝国的文化融合，3世纪罗马的地中海世界受到欧亚大陆历史的更大力量影响而产生的政治危机，以及4世纪在君士坦丁和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统治下罗马帝国制度的重塑。库利科夫斯基教授认为，君士坦丁革命是帝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东西方帝国分道扬镳的开始。这本关于世界上最伟大帝国之一在其辉煌巅峰时期的概述深刻、权威且扣人心弦。

精彩内容
君士坦丁的帝国324年，君士坦丁完全控制了他的帝国。对李锡尼的胜利意味着再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挑战者，除非他们来自他自己的家族。这场胜利还让君士坦丁控制了与萨珊波斯的边境，这为他的扩张想象提供了新的和更大的视野。当时的波斯正处于有意思的时期，年轻的众王之王沙普尔二世刚刚成年。尽管事实将证明他和他3世纪的同名者一样令人生畏，但他的青少年阶段并不是一段轻松的岁月。纳塞赫于302或303年去世，由儿子奥尔马兹德二世继位（302—309/310年在位）。我们对奥尔马兹德二世统治时期的波斯所知寥寥，因为后来的阿拉伯语文献中很少有可靠的信息。他去世后（很可能经历了一场叛乱），沙普尔二世（309/310—379年在位）继位，他在309/310年时还只是个婴儿。沙普尔二世的继位看上去像是反对奥尔马兹德更年长的儿子们的部分贵族和祭司发动的政变。尽管4世纪10年代在波斯历史上是一段空白，但到了4世纪20年代，沙普尔二世已经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威。324或325年左右，他的哥哥奥尔马兹德［罗马人称之为霍尔米斯达斯（Hormisdas）］逃亡到君士坦丁的宫廷。很可能在此后不久，沙普尔亲自率军深入阿拉伯，惩罚了那里的萨珊藩属，可能还试图削弱罗马对通往远东的贸易路线的控制。在那次远征中，或者至少与其相关，波斯人和罗马人沿着罗马在阿拉伯的边界（第12章中所讨论的戴克里先大道）发生了小规模冲突，罗马人似乎遭受了真正的损失。在大部分时候，沙普尔都首先专注于巩固他在自己帝国行省的权力，但未来他与君士坦丁将展开持续超过一代人的冲突。
君士坦丁发现东部是一个与他离开的西部帝国截然不同的世界。除了希腊和拉丁文化的明显差异，这两个地区在之前的十年中对迫害有着全然不同的经历。东部的基督徒数量不仅要比西部多得多，而且他们遭受的苦难更多，时间也更长。此外，希腊基督教要比拉丁基督教复杂得多。部分原因是语言——希腊语可以比拉丁语微妙得多，通过用现有的变位元素创造出新的词汇，希腊语能够表达出几乎无限的意思变化。拉丁语的词汇较少，对新词汇更为抵制，因此在表达神学或哲学的细微差别方面远不如希腊语，同一些词常被用来表示许多不同的东西。所以，在帝国早期，即便是以拉丁语为母语的人也常常会选择用希腊语来撰写哲学话题——我们看到，马可·奥勒留皇帝写给自己的斯多噶哲学备忘录就是这样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希腊思想家很少觉得有必要学拉丁语。然而，这种语言上的复杂性对希腊基督教产生了影响。
就像我们看到的，君士坦丁的新信仰更多建立在信什么而非做什么之上，没能拥有正确的信仰会影响救赎。深奥的定义问题——这些东西本来会在哲学家，甚至是教条的柏拉图主义者之间引发热烈且互不相让的争论—对基督教神学家来说成了生死攸关的事，因为它们可能意味着基督徒灵魂的死亡。希腊语的微妙可以创造出含义的变化，这为不同的观点提供了几乎无限的空间。当然，正确的信仰不是等待被发现的东西，而是在喧闹的神学争论中形成的构想。在这场观念之战中失败的构想会被谴责为异端和错误的信仰，但这是有问题的：一来这个教士心目中的异端可能是那个教士心中的正统；二来当某个观点被接受为正统或者某个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时，解决方案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的还有常常同样具有分歧的新观点。
当君士坦丁打败李锡尼并控制了东部后，他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这样的神学争论。问题围绕着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三种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圣父与圣子的关系。有争议的观点是由一个叫阿里乌斯（Arius）的埃及教士提出的，由此开始的这场漫长的神学之争在今天被称作阿里乌斯争论。与对北非多纳图斯派非常有限的干预不同，君士坦丁对阿里乌斯争论的介入令人惊讶地果断，简而言之，也是决定性的；它将对罗马帝国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
埃及及其主要的主教辖区亚历山大里亚经历过与阿非利加的多纳图斯派分裂类似的问题—在大迫害期间对罗马官方表现出一定的顺从的人中，能允许谁参加教会的领圣体仪式。但与阿非利加不同的是，在埃及，“上交者”的问题被争论的一方借机与真正的神学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在安条克求过学的阿里乌斯反对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历山大的观点，即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中，圣父和圣子是同样的。阿里乌斯表示，如果圣子是圣父“所生”，那么圣子肯定在一段时间内并不存在，因此他们不可能拥有相同的本质，圣子必然不同于圣父，而且要服从后者。作为对这一挑战的回应，亚历山大流放了阿里乌斯，并把他革出教门，认为他不仅抗命而且是异端，而阿里乌斯则在其他东部教会中寻求并找到了强大的政治上的支持者。
在描述三位一体中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时谁对谁错？这个思想问题一旦被政治化，它就变得不再是纯粹思想上的，而是取决于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能够影响思想的朋友和恩庇网络中认识谁。这些网络从君士坦丁打败了李锡尼的那一刻起就包围了他的宫廷，人们不仅知道可以请求他做出可执行的裁决，而且知道他作为他们共同信仰的一员，会觉得自己有责任这样做。君士坦丁依靠大公会决议在西部解决了多纳图斯派争论，但在东部，这一手段却会加剧这个思想问题及其附带的政治色彩的严重性，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本质上充满危险的构建正统观念的做法：它让习惯于主宰自己所在的社群的主教群体在利害关系最大的问题上寻求妥协。在聪明而野心勃勃的人中，嫉妒、虚荣和身份等级失去了约束，他们可以声称——而且人们普遍相信——其他人的灵魂有赖于他们是否正确。在理论上，大公会的决定不仅有约束力，而且受到了上帝的启发。但在实践中，这些决定不仅是神学的，也同样是政治的，并伴随着怨恨和相互指责，就像一个有许多输家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的那样。在基督徒被罗马当局忽视或迫害的那3个世纪里，大公会或主教的决议只能通过信众共同体的相互共识才能得到执行。君士坦丁的皈依和他让罗马当局全力支持大公会决议的决定让教会政治马上变得激烈起来。
我们在尼西亚大公会上看到了这点，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解决关于阿里乌斯学说的争议。君士坦丁长久以来都向西班牙科尔杜巴的主教霍西乌斯［Hosius，亦作奥西乌斯（Ossius）］寻求建议，很可能正是后者让他相信，他在高卢看到的异象是基督教的而非阿波罗的神兆。面对支持和反对阿里乌斯的主教们的对立，霍西乌斯建议召开大公会，帝国所有的主教都受邀参加。大公会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召开，这个地点对大部分东部主教来说都很方便。教会法规认可的参会主教人数是318人，但真正的人数无从知晓。恺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他写了第一部教会史，其后来版本就是以尼西亚大公会为高潮的——不仅是我们最重要的史料作者，还是我们已知参会的数十名重要主教之一。参会者中不仅有德高望重、身上带有戴克里先大迫害的伤疤的基督教领袖，还有东部最神圣的两个主教区—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代表。安条克的尤斯塔提乌斯（EustathiusofAntioch）亲自参会，而亚历山大里亚的亚历山大则以年老为由，派了一位年轻的执事阿塔那修斯（Athanasius）代表自己参加。事实证明，鉴于大公会将要解决的主要争议与亚历山大本人属下的教士阿里乌斯有关，把事情交给一个政治上心怀不轨的年轻下属的决定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不过，君士坦丁和霍西乌斯显然想要既达成一致，又确立真正的信仰。他们把网撒得很广：参会者中不仅有来自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达尔马提亚和意大利的西部主教，还有尼科美底亚主教优西比乌，此人的重要性既因为他资历老，也因为他是皇在小亚细亚主要驻所的现任主教。优西比乌是阿里乌斯的支持者之一，与后者师出同门，尽管在尼西亚显然是少数派，但他们在皇帝本人面前有力地主张了自己的观点：君士坦丁坚持作为与会主教中的平等一员进行辩论，这是一个大胆却典型的举动。
我们无须描绘尼西亚的神学辩论的细节，部分原因是准确且不带信仰偏见地还原这些辩论一直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工作。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同时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因为即便是21世纪非常虔诚的信徒也很难想象古代晚期的基督徒对神学上的精准性的重视。我们只需指出，经过了大量的辩论、表达思想立场和寻求政治支持，大会否定了阿里乌斯的观点，即圣子是圣父的第一个造物，因而在“本体”（希腊语的ousia，拉丁语的substantia）上不同于圣父。相反，大公会认定，圣父和圣子是“同本体的”（homoousios，希腊语“同一”和“本体”的复合词）。尼西亚大公会的这一观点彻底排除了圣父子存在“本体”差异的可能性，尽管其中一个是由另一个创造的。如果读者觉得存在矛盾，那就肯定需要一次信仰的飞跃来克服它。虽然如此，这种观点暂时取得了成功：它迎合了那些认为阿里乌斯是不可救药的离经叛道者的人，以及那些想要确保定下一种他不可能接受的神学结论的人；它还满足了那些仅仅想要取悦新的东部皇帝和想要在争论中毫发无损的人，因为新皇帝明显认为尼西亚信经是胜出的主张；即便那些认为同本体论在思维上站不住脚的人——以尼科美底亚的优西比乌为首—也觉得它对于当时的需要来说已经够好了。在这点上他们被证明是对的。除了三人之外，所有的主教都接受了大公会提出的信经，阿里乌斯和其他顽抗者被流放，此事被认为会就此平息。
当然，与北非的多纳图斯派分裂一样，结果并非如此。不仅是那些真正认同阿里乌斯的人觉得尼西亚决议令人难堪。还有许多人认为阿里乌斯完全错了，但同本体论一样错误，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这种局面是持续不断的冲突的温床，它引发的也确实是冲突。对于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塔那修斯和胜出一方中认同他的人来说，保护尼西亚信经免遭任何挑战是重大的政治投资。328年，阿塔那修斯接替亚历山大成为这个埃及大都会的主教后，永久麻烦的舞台就搭好了。尼科美底亚的优西比乌与皇帝的关系特别亲密，而且当君士坦丁逐渐老去时，他们的关系甚至变得更加亲近。随着君士坦丁统治时间的推移，他尽其所能地确保让其他认同阿里乌斯观点的人担任东部的主教。这些主教—被他们的反对者讥讽为阿里乌斯派，但更应该按照他们所倡导的观点称为“相似派”（homoians）—认为，圣父和圣子并不具有同一的本体，而是事实上在本体上相似（homoios）。到了君士坦丁快去世时，皇帝本人开始认为阿塔那修斯及其追随者不仅在神学上要比他们的对手更加错误，而且是更危险的碍事者。
我们在这里可以用足足几页篇幅来记述尼西亚大公会之后的政治和神学阴谋，而神学争论在晚期古代历史及其传世文献史料中也的确是首要的主题之一。但目前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结构上的。尼西亚大公会及其后续影响让皇帝和他的官员们有责任支持某一种形式的基督教信仰，否定另一种，以此来推行一致性。这与德基乌斯时期的推行献祭截然不同，当时强制要求的是行为上的一致性，而不是信仰上的。君士坦丁本人和他的官员们致力于推行的东西是无法被证明的。基督教争论者们明白这点，并抓住了它在政治上的利用价值。长期来看，国家将被迫花费大量资源来界定和推行人们应该承认自己信仰什么，这个过程将创造出一整批被国家及其保护所排除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接受皇帝认可的那种基督教信仰构想。
发现和推行正统并非君士坦丁采取的唯一有利于教会的措施。他向东部各地派出官员，对异教神庙的财宝进行编目和掠夺。神庙是巨型的财物存放处，长久以来一直作为希腊世界的银行和博物馆，其中许多拥有500、600和700年前的礼物。君士坦丁拿走了那里所有的黄金和其他财宝，用于支付他的两项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建设君士坦丁堡，以及我们在本章稍后将会提到的货币改革。这些没收并不是为了打压异教信仰而有意计划的。如果是那样，君士坦丁就不会任命一位显要的异教徒，厄琉息斯祭司长——雅典的尼加戈拉斯（NicagorasofAthens）负责从埃及寻找珍贵的纪念碑。不过，与君士坦丁对传统希腊化宗教采取的任何其他措施相比，许多大神庙突然一贫如洗造成的破坏更大。这些其他措施中有一项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因为有关它的证据出人意料地难找：君士坦丁很可能禁止了公共的异教献祭，不仅是献祭牲畜，还包括象征性地在神明的圣所焚香。同时代的文献没有明确证明这样的禁令，但有一首异教希腊语诗歌暗示祭坛不再冒烟，而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斯（Constans）在341年颁布法律禁止公共献祭时声称君士坦丁在过去已经这样做了。因此，权衡了各种可能性后，我们认为君士坦丁确实禁止了公共献祭，但也同样推测禁令的执行并不非常严格—与大迫害一样，它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场官员的态度。作为对其基督教信仰的另一种表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发明了主日制度，宣布在太阳日这个神圣的日子里不进行任何公共事务（只有农业劳动者继续被要求一周内每天都工作—这是对古老的希腊—罗马观念的有趣坚持，即只有生活在政治上有明确定义的城市区域的人才是完全的人）。
在对基督徒表现出的各种恩宠中，尼西亚显然一直是君士坦丁故事的轴心，不仅是因为其重要性，也因为现存证据的分布：大公会结束后，除了零星的片段，很难勾勒出他的统治的叙事史。最令人吃惊的时刻是克里斯普斯恺撒遭到处决，以及福斯塔要么失踪要么被处决。326年5月，克里斯普斯被召唤到波拉（Pola）回应某些不明的指控，并在那里被杀。由于君士坦丁能够如此完美地操纵自己的名声，我们无从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4世纪末的异教徒欧纳皮俄斯［Eunapius，由年代更晚的异教徒佐西莫斯（Zosimus）在其《罗马新史》（HistoriaNova）中转述］暗示，克里斯普斯和福斯塔通奸。克里斯普斯被处决后，悲痛驱使君士坦丁将福斯塔也杀了。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中，福斯塔被流放，在克里斯普斯死后几年去世。同时代的人似乎对此所知甚少，因此我们知道的就更少了。克里斯普斯和福斯塔的暧昧关系绝非不可能（他们差不多同龄），但更可能的是，君士坦丁害怕政变。克里斯普斯在与李锡尼的战争中表现出色，而且十年来，他一直被当作西部的帝国政府的代表培养。对于那些不满于有一个身处远方，而且可能是狂热基督徒的皇帝的西部人来说，克里斯普斯看上去像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者。君士坦丁怀疑儿子有危险的野心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是在蒙蔽之下杀死了忠诚的副手。可以确定的是，326年7月和8月，当克里斯普斯在波拉被杀时，君士坦丁正在罗马。对这位恺撒的记忆从未被恢复，但当福斯塔的儿子们继承了他们父亲的皇位时，她的名字最终被加回了皇室先祖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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