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亚历AlessandroCeschi（ale）

意大利帕多瓦人，1993年生，天秤座，AC米兰球迷。

大学期间曾兼职做体育记者，2014年因报道南京青奥会来中国。2016年，在罗马读完传媒专业本科后搬到北京，从零开始学中文。在中国生活的六年期间，学过电影，做过群演，拍过广告。2020年，以ale为名开始用中文写作并在豆瓣发表，2022年起陆续在不同中文媒体发表作品。2023年初至今，在世界各地旅居，将遇到的人和事记录在个人中文专栏《随笔ale》。

前言

上

来中国才是正经事

过日子的老外

再来一条

北京，北京

坐后排

下

和人交流

海边的老师

外籍群演大酒店

何处才是家？

花园坊的春天

流动中的人

过年

唐先生的故事

后记：世界公民

致谢

《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是意大利青年作家亚历用中文写下自己六年中国漫游的非虚构文学作品。

2016年，23岁的毕业生亚历在衰老的意大利看不到出路，决心投奔冉冉升起的电影制作热土——中国。他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出演瓜子和手机广告，在主旋律战争片中当46号群演，用蹩脚的普通话录电影播客，给纪录片当翻译，也参与过地下独立电影制作。

六年间，亚历从零开始学中文，在豆瓣上写日记，在大城小镇与不同的人对话，在每一次微小的相遇中见证中国的广阔：在北京，和宿管阿姨学习怎么切菜；在广州拍广告，开工前喝早茶，拍完片喝断片；在上海，把客厅当成写作沙龙，创造一个临时的家；在四川农村，把白jiu当成暖气，跨越寒冬和方言的隔阂。

亚历用冷静又不乏幽默的文字，记录自己在中国的观察和日常，书写近年的个体遭遇和时代变化，也写下无论全世界青年人共同面对的时代情绪和现实困境：在失序且孤独的时代，勇于拥抱生活的不确定，保持流动，渴望自由，跨过隔阂，与人连接。

前言

写这本书是为了讲我的故事。或者说，为了搞懂我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当第一次有媒体约稿让我写在中国生活这六年的经历时，我的脑壳简直像是被卡住了。我先想到的是那些已经对别人说过无数遍，甚至说烂了的宏观信息：我来自意大利（老家是帕多瓦，威尼斯附近的一座城市），本科在意大利读传媒，毕业后来了北京，学了一年中文，教了一年意大利语，去学了电影，去剧组工作，又搬到上海拍了一些广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些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表面相关的经历怎么连接起来呢？这个故事怎么写？

好在我自己对这样的处境非常熟悉。从差不多十岁的年纪，写作就是我最靠谱的朋友。写作能解答我的疑惑，挖掘我的感受，带来新的结论。它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很低调的存在：有时候，它会放你走，让你该忙忙、该玩玩，不会限制你的活动。它不急，因为知道你迟早不得不坐下来面对那张空纸慢慢说事。我试过忘记自己有这样的精神义务，却次次都回到了电脑前，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吸引。这是我的命运，和它较劲完全无效，我只能常年接受写作的召唤。

像考古一样，我追踪了这六年中自己留下的痕迹，收集了任何可用的线索。朋友圈、聊天记录、豆瓣帖子，我通通找来。在整理杂乱的生活碎片时，我渐渐看出一些结构—用翻译软件和王泳交流、看《欢乐颂》学中文的时期；深入探索中国电影、和利诺一起录播客的夏天；走出舒适的北京、独自在各地旅行的阶段；孤单、无力、渴望归属感的疫情期间。经过微观的处理后，那些碎片汇成一条相当清晰的时间线，一个对这些年的交代，关于我个人的来华往事。

做了新闻，做了电影，我不再抱有对客观叙事的执念。在尽量确认事实准确度的同时，我写了一本带有自己的情感、理想和希望的书。我试图呈现自己和中国这片土地的复杂相处。一本将作者的主观角度放到最大的回忆录。这不是政治学论文，也不是社会学调查，写的仅仅是我的生活。从开始写的那天我就知道，这会是一本极为个人的书。你愿意抽出时间来读一读，我很感动，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写了很多自己的破事。你能读进去，甚至读完，读完还不觉得亏钱，我就很满足了，书也算是完成了它简单而宝贵的使命。

比起深思熟虑的计划，我来中国是迷茫的结果，一个二十三岁的人的决定：冲动、天真、乐观。青春专属的紧迫感足够让人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一个充满不确定性、远远不完整的方案。那是2016年的夏天—我拿了毕业证，有幸成为每五个意大利年轻人中失业的那一个。

在那之前，我其实已经工作过。急着实现经济独立，我还没进大学就开始做体育记者。做了两年半，有些厌倦了，我决定辞职。我那会儿正好开始玩电影，就成了穷艺术家，边和同学写剧本拍片，边骑着自行车穿越罗马的大街小巷上门教英语。“你未来准备怎么办？”我当时的女朋友乐乐严肃地对我说，“你总不能一直教英语。”我觉得还行，教小朋友也挺好玩的。可惜毕了业，似乎得做点什么正经事了。我去罗马一家牙医诊所上班。寂静隐蔽的阁楼上，周围无人监督，我一个月只写了自己的剧本。再次下楼，我和牙医握手告别。

闷热的罗马夏天，我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有一种在游戏中遭遇瓶颈的感觉。那份射击运动记者的工作有个好处，是会让你去很多地方出差。2014年，我被派到南京去报道第二届青奥会。短暂的七天，我认识了几个热心的青奥志愿者。我很羡慕他们的上进心，有此前在同龄人身上少见的力量。但是回到罗马，我慢慢忘了那些事，去忙了别的。从南京到毕业这两年，中国是一个模糊的梦境，和我当下的现实似乎是一个平行的时空。直到它重新出现在我面前。

对着电脑，翻着网页打发时间时，我偶遇了一篇《经济学人》的报道：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发展。到2017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迷茫的时候，一点念头都算一个希望。那段时间，我拍了部讲罗马的涂鸦艺术家的纪录片；学校的老师找我把他写的短篇小说拍成短片；我去罗马的一个露天电影节做志愿者，整整两个月，每晚在座无虚席的小广场扫地、收拾椅子，望着大银幕上的电影，幻想自己的未来。看完《经济学人》的那篇报道，我隐约地感觉到中国和我有了关联。要不就，去中国做电影？

好像没问题。细节先不琢磨，走了再说。毕业前，我和乐乐分手了，她去了西班牙读研。我们通过邮件聊了我去中国的事情。“你做这个决定用了多久？”乐乐尖酸刻薄地问我，讽刺我比较冲动的做事风格，“三个月？三天？还是三个小时？”

可能是太把自己当回事，我有些无视了乐乐的幽默，认真回答起来。“大家从中国回来，”我对她说，“会跟你重复他们去之前就有的刻板印象，其实什么都没懂。我不是耶稣，但我经常觉得自己能够帮助不同的人理解彼此。东西方之间的隔绝不是一件好事。”

“希望你的东西方和平计划能够实现。”乐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