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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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列文森|译者:季剑青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62097
出版时间2024-06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98元
货号31923562
上书时间2024-07-2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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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者导言
总序
第一卷 思想连续性问题
前言
导论:特殊和一般的历史求索
第一部分 早期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色调
第一章 清初思想中经验主义的流产
1.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2.科学与清代的经验主义:它们相合的程度
3.科学与清代的经验主义:它们的非同一性
4.骚动和稳定:对之前一个论断的回顾
5.结论
第二章 明代和清初社会中的业余理想:来自绘画的证据
1.社会与艺术中的明代风格
2.学者反学院主义的悖论
3.折中主义与鉴赏力
4.结论:作为业余理想之腐蚀剂的现代化
插曲:儒教以及它与道家的联系的终结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的现代变形:思想选择的张力
第三章 中国本土选择中的折中主义
1.时间的考量变成空间的考量
2.曾国藩的折中主义
3.“中国”在普遍价值判断上遭受的侵犯
第四章 体和用
1.合理化
2.谬误
3.“体用”概念哲学意义的弱化
4.拒斥“体用”和拒斥革新:倭仁
5.拒斥“体用”和寻求新的合理化:经典的认可
第五章 今文学派和经典的认可
1.给中国历史注入新价值:康有为
2.今文经学认可的失效
第六章 现代古文经学对今文维新学说的反对、反动和革命
1.反动的古文经学的攻击
2.革命的古文经学的攻击
3.经书与历史
第七章 民族主义在脱离过去中的作用
1.对满族的攻击
2.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争取忠诚上的竞争
3.传统被重新整合入民族主义
第八章 对普遍有效性的强调:(1)维护传统
1.“择东西之精华”
2.蔡元培的例子
3.“物质”与“精神”:“体用”合理化方案的末路
第九章 对普遍有效性的强调:(2)攻击传统
1.儒教、基督教以及中国的选择
2.反传统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压力
3.民族主义面对的社会压力:既要推动传统的僵化,
又要否定传统的僵化
4.对传统精神中创造力僵化的指控
第十章 共产主义
1.共产主义对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2.残余的传统主义
3.对传统主义的让步:理性的策略还是情感的投入?
4.阶级分析
5.“反传统主义—本土主义”的融合
第十一章 西方列强与中国革命:文化变革的政治面向
结语:新词汇还是新语言
1.欧洲和中国的词汇变化:艺术与观念
2.语言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
注释
参考文献
第二卷 君主制的衰败问题
前言
第一部分 残迹的意味:最后的儒教与君主制(I)
第一章 君主制神秘性的丧失
1.作为喜剧人物的洪宪皇帝
2.晚清:儒教被重新界定为现代思想的对手
3.民国:儒教与君主制观念的窄化与交织
第二部分 张力与活力
第二章 儒教与君主制:基本的对峙
1.张力的记录
2.与封建主义的关系
3.与法律的关系
4.异族征服的因素
第三章 儒家官僚制人格的演变
1.贵族制、君主制与官僚制:三重奏的三个乐章
2.作为君主抑制贵族制的工具的官僚制
3.作为君主抑制官僚制的工具的贵族制
4.儒家官僚阶层的反抗
第四章 儒家内部的基本对抗
1.内与外
2.私与公
3.家庭与宗族
4.个性与学术
5.先例与法规
6.自由与监督
第五章 儒教与君主制:专制控制的限度
1.道德主义
2.忠诚
3.恐怖
4.权力的馅饼
5.“太极”
6.普天之下
7.朋党
8.德性、权力与无能为力
9.国家与皇室
第三部分 张力线的断裂
第六章 官僚制长期不为社会革命所动:儒教的作用
1.君主与人民
2.“寄生虫”效应
3.智识劳动的重要性
第七章 官僚制的脆弱之处:思想上的受攻击点
1.太平天国对儒家当权者的抨击的新鲜之处
2.儒家内在性学说的关键特质
第八章 太平天国对儒家之“天”的冲击
1.“传统的”叛乱者:与太平天国在观念上的分歧
2.太平天国的“天”与权力的超验氛围
3.《圣经》作为经书之接替者的意义
4.太平天国与儒家的关系
5.太平天国的平等主义
6.太平天国的独特冲击在心理上造成的反响
7.儒教与官僚制功能的分离
第四部分 意味的残迹:最后的儒教与君主制(II)
第九章 时代错置的形成
1.革命的名与实
2.形式与内容
3.残余的君主制和日本人支持的意图
结语:日本和中国的君主制的神秘性
注释
参考文献
第三卷 历史意义问题
前言
第一部分 脱离历史
第一章 微弱的生命:廖平与儒教和历史的分离
1.生平
2.原创性问题
3.从典范到预言
4.从预言到终结
内容摘要
约瑟夫·里奇蒙德·列文森(JosephRichmondLevenson,1920-1969)是美国历史学家,也是继费正清之后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代表学者。《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部思想史著作,分为三卷,相继出版于1958、
1964、1965年,1968年出版合订本,是列文森的代表作。该书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全书以其宏大的架构和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成为中国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经典巨著。
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
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精彩内容
第二卷第九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儒家文化的一个突出的、无处不在的价值就是它的反职业主义。儒家个人教养的理想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业余主义,而儒家教育在反职业的古典主义方面,也许在世界上享有最高的地位,这种教育相应地发展出一种帝国的官僚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人际关系远比抽象的工作网络重要(就像在一般的儒家社会中,人际关系远比法律关系重要一样)。在这些方面——这一点绝非偶然——它不同于现代工业化的西方的官僚制,而且至少在观念上,也不同于中华民国的官僚制。把清代的幕僚或幕友与民国的科长秘书做一
番比较,也许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清代和民国的所
有这些头衔,都是用于行政首脑的私人秘书和顾问。他们的角色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与各自长官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法律地位却有很大的差别:民国的秘书顾问是正式的官吏;而在清朝,这一类的人物则属于官员的朋友,职能上不是部属,或者说不受公家的俸禄。
就像张謇——一位有现代思想的实业家(后来成了袁世凯的支持者,尽管他是出于老交情而非复古心态,并且是怀着不安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以讽刺的口吻评论的那样,从省级到地方,清代所有的官员都能自己任命助手,就像汉代和唐代的“幕职”那样,任用熟人来进行治理。
民国对“官”的强调以及对“臣”的排斥,标志着
它对一个职业化的、反文人的世界的明确的现代追求,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工业和进步的观念(所有这些都具有非个人的因而也是非儒家的含义)都被要求放置到首位来考虑。这不仅是优先选择哪一项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世界确实已经在改变和接管中国,不仅制造了反传统主义者,也改变了传统主义者。“臣”作为文明的主人和产物,是有很高教养的非专业化的自由人,他把“工作”,把政府的“事务”(当然,这些即便在旧制度中也是必要的,但却多少有些让人讨厌,它们更像是需要付出的代价,而非通过声望而赢得的奖赏)贬低到“官”的范畴,但这样的“臣”是那无法挽回的过去的人物了。从“官”和“臣”的帝国到“官”的民国,意味着真正的改变。
帝国在“革命”中解体了。“革命”本身失去了它的传统上的字面意义,被比作现代的革命,它解放了人们的心灵,使他们意识到中国文明的内容在发生变化。
中国的帝国形式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事物。“臣”作为其中之一,其意义也发生了像“革命”那样的变化,而正是“革命”毁掉了真正属于它的世界。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臣”不仅与“官”并举,而且在清朝也与“奴”并举。“奴”是用来指满族官员的词,它把他们和满族君主的清朝联系在一起,而中国皇帝的清朝则把儒家“臣”的身份留给了汉族的官员,这种身份代表了大臣与君主之间的那种经典意义上的高贵关系。然而,革命党的共和主义却扩大了“奴”这个词的应用范围,并且由此也就标志了“臣”的世界的消灭。教条主义的共和主义者剥夺了“奴”一词字面上的专门含义(这一含义一直是用在满族官员身上的,他们在法律的意义上是“奴”,尽管他们用这个词似乎只是出于礼仪),使得它在比喻的意义上能够用来表示九五之尊的所有臣民。正如民国的部长伍廷芳在1912年发给蒙古王公的一封安抚性电文中所说的,所有人——汉、满、蒙、回、藏——在清朝统治下都经受了奴隶之苦,而在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内,所有人都是兄弟
。于是,站在共和主义者的立场上来看,为“臣”就不是把自己和奴隶区分开来,而是做奴隶。因为没有哪个“臣”是没有“王”或“君”的,没有哪个儒家士绅置身于王权之外——至少在理念上是如此,无论在现实情况下这种王权与儒家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多么紧张。(儒者本就需要帝国,即便他们憎恶秦始皇。)作为天命之更换的“革命”原本是要在一个继续存在下去的帝国官僚体制中取消“奴”(满族官员)而保留“臣”(汉族官员)的地位。但是现代革命意义上的“革命”——它不只是在形式上反对帝制——回过来头来把“臣”和“奴”混为一谈,把它们全都取消了,仅此就宣告了帝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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