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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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以琳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64529
出版时间2024-06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78元
货号32079695
上书时间2024-07-0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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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姜以琳（Yi-linChiang）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人类学、家庭社会学、教育分层现象、当代中国社会。她拥有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系人类学方向的硕士学位，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博士学位。
《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荣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23年皮埃尔·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最佳图书奖，姜以琳也成为该奖项历史上首位非美国籍获奖者。
译者简介郑昕远，青年译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从事人文社科读物英译汉工作。目前出版译著《深海有光：探索生物发光奥秘的生命之旅》和《命运之力：现代意大利史，从拿破仑时代到21世纪》，长期翻译《国家地理》杂志文章，并活跃于民间纪录片字幕组与社科类公众号编译组。
目录
致谢
引言
精英教育与地位再生产游戏
中国的年青精英
关于本研究
内容结构
第一章 中国新精英
未来精英的训练场：北京的顶级高中
顶峰中学和首都中学
备战高考
对考试成绩的集体关注
北京的特殊情况
国内部的日常
申请美国大学
聚焦SAT
国际部的日常
小结
第二章 各居其位
中国式青少年地位体系
高中地位体系的应对之法
地位体系的合理化
毕业之后：变与不变
小结
第三章 膜学神
日常互动：普遍友善与同学关系
同学监督
维系地位边界
成绩优异者受同学仰慕
低分学生做什么都是错的
学生关于同学相处差异性的认识
毕业之后：新的朋友，不变的互动
小结
第四章 把老师挂黑板上
日常互动：普遍尊重和总体特权
高分学生与教师的关系
低分学生谨遵指令
理解师生互动
教师对学生特权的反应
毕业之后：以工作成绩替代考试分数
小结
第五章 培养新精英
打造聚焦升学的环境
高分学生与父母的相处模式
低分学生谨遵父母之命
家长对家庭互动的看法
毕业之后：成长为独立自主的青年
小结
第六章 挽救危局
父母的应急计划
高分学生家长的制胜之道
低分学生家长奋力应战
毕业之后：父母的后续参与
小结
结论
全球精英的形成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个人发展
成为全球精英的障碍
中美学生选拔方式
“才”又如何？
中国新一代精英
附录A 何为精英？
附录B 方法论
研究者角色
田野的挑战
重新适应非精英世界
注释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在学神的世界里，A同学从清华毕业后申请了在全球排名顶尖的博士项目，B同学从剑桥毕业前便收到了多家知名企业的录用通知……他们似乎轻而易举就能考取世界一流学校，毫不费力就能入职大型跨国公司，这些表现优异的中国学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社会学者姜以琳针对北京排名前十的五所高中分别采样，选取28名学生展开跟踪调查，他们是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少年，是出身精英家庭（家庭收入位列全国前10%）的年青一代，这段超过7年的观察，记录了他们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初入职场的人生关键阶段。 研究发现，中国的精英学生在高中阶段便形成了根据考试成绩与轻松程度划分的四个等级：学神、学霸、学渣、学弱。要胜出，还要轻松胜出的才是学神，位居顶端的学神享有家长及学校的无限支持和特殊资源，拥有其他学生的一致尊敬；学渣若无法晋升为学霸，则要尽力表现轻松才不致沦为被视作“天生愚钝”的底层学弱……学生们遵从体系规则并以此指导自己与他人的互动，他们的升学、就业甚至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受其左右。年青精英与其学校、家庭合力制定相应策略，以期在这场以教育为基础的精英地位再生产竞争中取胜。
本研究为考察中国新一代精英的培养过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让人们看到被社会塑造的中国年青精英们，又将怎样塑造社会。
精彩内容
精英教育与地位再生产游戏青少年总是怀抱各种各样的梦想与目标。有些人对未来的设想十分具体，比如成为音乐家、律师、医生、演员或卧底特工，其他人对职业发展只有些模糊的想法，或者仅仅想过上美好的生活。不过，他们畅想的未来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日常的生活中，不断进行协商或妥协的职业抱负。举例而言，孩子最初可能是在观察父母与周围的人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未来的设想，而后在与同龄人和师长的日常互动中，他们会不断改变、重估原本的目标，因为这些人的想法与期望也塑造着他们的自我预期与职业抱负。 简而言之，对成年人世界的期待与个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孩子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特质、周围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成长中遇到的人将深刻影响他们的未来，而这些影响贯穿于整个青少年时期，正因如此，代际地位传承往往十分稳固。在许多社会中都可观察到地位再生产现象，正如古人言，“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国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说的也是这个现象。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中，精英的子女长大后依然是精英，中产阶层的子女保持中产阶层地位，工人阶层的子女还会是工人。
根据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的理论，社会地位的再生产就像一场纸牌游戏，各个家庭作为参与方在地位竞争中一决高低。每个家庭都拿到了一把牌，都必须制定相应的策略，尽可能提升获胜概率。然而自游戏开局，玩家之间就并不平等。他们拿到的牌很可能相差甚远，少数人拥有一手好牌，许多人却被困于烂牌中。玩家们的技能水平也参差不齐，有些家庭更善于战略规划，有些家庭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任何策略。而且，尽管都坐在同一张牌桌旁，但玩家们对游戏规则的了解程度不同，有的对各项特殊规则和万能牌信手拈来，有的可能一无所知。 精英好比地位再生产游戏中的一群特权玩家，他们拿到了一手好牌，掌握着大量可支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精英也通常是重视战略的玩家。比方说，富裕的精英父母会非常重视对孩子的培养，从而提升了子女成功的概率。这些育儿手法包括“协作培养”：极强的时间管理，与权势职位代理人（通常是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保持互动。面对子女教育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精英父母们可谓“用尽手段”，不可避免会与教师和学校的管理人员进行协商。尽管部分精英父母不会介入子女的日常安排，但当他们认为孩子遇到了麻烦，定会诉诸其他资源不足的竞争对手无力采取的策略。最重要的是，精英熟悉游戏规则。究其实质，精英群体本就是规则的制定者与游戏的运行者。毕竟，在众多“文化剧目”a中，是精英决定了特定品味所能带来的收益。无怪乎他们会为自己的品味赋予更高价值。
孩童与青少年们所构想的未来需要学位和证书。致力于社会地位再生产的精英通常将教育视为传递特权的关键手段，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发展出成功所需的技能。研究社会分层的文献认为，教育是未来发展的重要预测因素。当一个社会越来越重视资质证明，教育成就通常会成为个体地位的前提或标志。精英青年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训练自己，为角逐全球地位做好准备。高中阶段，青少年精英需要培养基于阶层的文化品味，获得熟练运用知识的能力，对上对下交往皆能轻松自如，将身上的非精英特质清除干净。进入大学后，这些精英青年将继续打磨精英的标志特征，并与同道的精英校友建立联系。大学毕业后，这些青年更有可能在大型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获得更多的权力。考虑到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对个体成就的影响程度，教育可以说是青少年精英获得未来社会经济精英地位的最关键手段。换句话说，在学校的十几年或二十几年，是精英学生熟悉社会地位再生产的游戏规则的宝贵时光。 精英群体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地实现地位再生产，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地位再生产的基本规则极为熟悉。不过，通过教育进行地位竞争的范围已经改变：在历史上，精英仅在国内比拼，而如今拥有国外学位的人也加入了竞争。同时，参与竞争的个体与机构的数量似乎也在增加。上述变化表明，教育虽仍至关重要，但国际层面的精英地位竞争规则可能变得有些模糊，毕竟不同国家的精英在竞争规则方面可能存在分歧。譬如，德国精英的选拔早在四年级就开始了，而在美国却是十二年级时才进行。换句话说，德国的精英青少年比美国的更早进入精英的轨道。不同国家的精英群体所重视和愿加以奖励的个人才能也是有差异的。在只教授一门外语的国家，多语能力或许会被视为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优势。而在卢森堡，学生们至少会在上学期间熟练掌握三种语言，这里的精英对多语能力或许有不同的见解。不同教育体系下的成果也很难横向对比，很难说美国的精英寄宿学校、英国的公学和中国的国际学校哪一个能为学生提供更强的地位优势。同样，也很难确定美国的常春藤联盟、英国的牛剑（Oxbridge）、法国“大学校”（grandesécoles）和中国的清北，何者能为毕业生提供更光明的就业前景。
当决定教育成功的过程、时机和标准因国家而异时，即便精英也难以把握全球范围内的地位竞争规则。然而在任何竞争体系中，参与者都必须维护一套共同的规则。那么，全球精英在地位再生产的竞争中设立了哪些规则？面对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他们要学习哪些知识以获得精英地位？本研究表明，无论对中国、美国还是英国的精英学生而言，选择并进入理想的大学都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中国的家庭将大学视为孩子跻身未来精英的第一道门槛。像阿什利这样的学神一定会进入顶尖高校并走上人生巅峰，这在她的中学同学间几乎是个共识。老师们甚至会鼓励学神们将未来职业设想为政治家。精英学生们认识到，国际认可度较高的教育成就能带来最佳回报。阿什利曾收到剑桥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录取通知。虽然这两所大学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剑桥大学的国际声誉比后者更高，她基于此认知慎重选择了前者。而柳向祖放弃了在一家年营收数百万美元的美国公司全职担任咨询师的机会，毅然追求博士学位，则是出于创立跨国公司的雄心壮志。
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优越学生为了与其他相对优越的学生竞争，会选择顶尖知名的教育机构，或是追求更高的学历。阿什利、柳向祖等学子都是依据精英地位再生产的规则，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教育决策。这些精英阶层的孩子置身国际竞技场，在教育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掌握了角逐全球精英地位的必要技能。久而久之，一套以教育为基础的地位再生产竞争规则便逐渐清晰。
中国的年青精英中国年青精英取得的教育成就似乎已使其在全球地位竞争中脱颖而出。毕业后，这些成绩优异的富家子弟纷纷走向高收入的工作领域，他们似乎能不受国际政策的影响，实现个人的职业计划。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修订了“STEM”领域（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留学签证政策，缩短了这些专业的中国学生毕业后的留美时限。然而，许多中国学生仍信心十足，称自己的未来计划并无更改。凭借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的成就、可以预见的光明前途以及超强的自信心，来自中国的年青精英成了全球竞争中不容忽视的角色，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往往难以匹敌。这些中国学生深谙地位竞争的规则，决心利用一切资源实施其教育策略。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其父母精英地位的再生产。
来自中国的年青社会经济精英取得了如此瞩目的成就，而我们对其通向全球精英地位的道路却知之甚少。最近一些年，他们才真正受到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造就了一批新的社会经济精英，他们通过教育上的成功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教育成为决定中国精英地位的重要因素，这种局面并非中国所独有。教育水平已经成为政治经济精英的强预测因素。本研究选取的学生们是在稳定、没有革命和运动的时期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们的父母通过教育实现了向上流动，期望自己的孩子进入顶尖高校，向未来的精英地位迈出第一步。在近代历史上，他们是第一代追求教育成就不仅为了向上流动，也为传承其父母的地位、继续享受优越地位的中国人。此外，本研究的参与者代表了中国社会上层人士的教育经验。在不平等持续加深的中国社会，超高收入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已显著扩大，学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堪称全球之最。精英父母们通过学业竞争获得了地位，而后在支持子女走向成功的过程中继续参与竞争。如此一来，精英得以实现代际传承，他们很擅长将教育用作取得高位的手段，经验丰富，技术娴熟。
以激烈的学业竞争为获取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的主要途径，既有益处又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一方面，本研究选择的中国青少年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环境中，有学者评价，该政策的目标是构建新一代中国现代化先锋。从某种层面来看，这些青少年确实正在实现中国政府的计划。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顶级院校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的薪资水平达到了所在发达国家的前20%。另一方面，正如本书所述，他们中的部分人预期并获得了同辈及位高者的差异化对待；与此同时，他们也注定承受极大的压力。尽管他们的父母像薛欣然的那本书的书名所暗示的那样，“能把天空买回家”，但他们通常比西方国家的同龄人体验到更强烈的恐惧和焦虑。高中和大学中最常见的自杀原因是被认为学业表现不佳。在本书中，我将详细展示中国下一代精英如何取得参与国际竞争所需的工具。我将学生与成年人间的微观互动视为精英地位形成过程中的交织动态。通过近距离分析，我认识到新一代的全球精英会巧妙利用有形与无形资源，在全球化扩张的时代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占据优势地位。
关于本研究精英学生群体为实现梦想付出了许多努力，他们通常还拥有家长的支持与周边的资源。着手此项研究时，我希望能够洞悉整个过程。我将重点放在学生们的经历上，而没有采用学校或家长的视角，希望以此捕捉到学生对全球社会中地位竞争的理解。这意味着我需要跨越国界，检视极具特权的学生如何与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争夺主导地位。 针对精英的研究很少。据我所知，本研究是第一个长期跟踪社会经济精英学生群体的项目。本书基于对中国精英学生的观察和采访（从2012年到2019年，历时七年多）撰写。（方法论附录详细说明了研究所采取的方式。）我采访了就读于北京五所高中的28名学生，这五所高中皆位列北京前十名（北京共有约三百所高中）。为了更好地了解成年人对学生的影响与期望，我还采访了学生们的父母和师长。五所学校中的两所允许我进行课堂观察，同意我与学生自由交谈。这两所学校成了我田野工作的主要场所，分别化名“顶峰中学”和“首都中学”，前者始建于清朝，历史悠久，后者崛起于21世纪。我对8名来自顶峰中学和首都中学的学生进行了深入的参与式观察，在5天的时间里，我每天跟随他们10至15小时。在校园里，我坐在教室与他们一同学习、进餐；下课后，我同他们在北京城闲逛，看电影或去主题公园游玩；高考那几天，我亦在考场外等待、陪伴他们。通过这些活动，我结识了他们的许多同学和校友。
拜访精英家庭并非易事，但在8名主要合作对象中，我依然设法对其中4人进行了家庭观察。对于其中的3名男孩，我上门拜访了1至3次，每次持续3至7小时。而在那名女孩家里，我持续观察了4日。拜访期间，我希望父母和孩子尽可能忽略我的存在，保持日常生活的节奏。完全无视是不可能的，但当他们专注于家务或学习时，我便能在某种程度上淡化自己的影响察家庭生活时，我会坐在客厅地板上，陪同他们去考试场地和餐馆时，我则坐在车子的后座。正如我在方法论附录中提到的，学生和家庭的接纳让我更有信心认为，自己观察到的家庭互动是自然的常态。 到撰写本书之时，我的田野工作已开展了七年。2012年，这些学生正处在升学压力最大的高二和高三，忙着考大学。2019年，他们均已本科毕业，成了职场或研究生院的新人。我通过微信、人人网和“脸书”等社交媒体与28名学生保持联系。这些学生高中毕业后，我与他们每人平均见过两次面，其中那些刚好也在费城的，几乎年年与我相聚。学生们告诉我，参与这项研究的过程是愉快的。他们很愿意来见我，毕业后也愿意与我一直保持联系。高中毕业7年后，女孩们仍然会与我拥抱、自拍，手挽着手相伴而行；男孩们则微笑着迎接我，帮我背包或带我四处转转。有几位甚至提出邀请，下次见面可以住在他们的公寓里。他们仍然称我为“姐姐”，一如高中时代。我们之间的互动让我确信，那些我曾经陪伴上课的年轻人—如今已是全球精英—仍然接纳我，愿意与我分享他们世界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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