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对恐惧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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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卡门?玛丽亚?马查多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70063
出版时间2021-04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9元
货号31127654
上书时间2024-07-04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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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门•玛丽亚•马查多（Carmen Maria Machado），1986年生，美国作家、批评家。她的作品以充满荒诞的想象力著称，曾入选美国年度怪异小说选集等。《为丈夫缝的那一针》入围2014年星云奖决选名单。她的小说集《派对恐惧症》入围201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
目录
清 单 —1
为丈夫缝的那一针 —15
母亲们 —55
十恶不赦 —83
真女人就该有身体 —162
吃八口 —194
驻村者 —221
派对恐惧症 —286
致 谢 —317
内容摘要
这是一部小说集，由八篇小说组成。作者将现实和幻想混合在一起，讲述了八个有关自我意识和成长的故事：脖子上绑着丝带的女子原本一直拒绝丈夫取下丝带，最后终于妥协，导致离奇事件发生；独居时，一个女人记录下与其他人交往的细节，以人际互动中的种种困境，审视孤立状态下的人性；改写经典美剧中的警探故事，讲述女性职场生活的真实困境和诡怪的都市传奇……作者塑造了许多或迷茫或坚定，但都努力追寻理想的女性形象，用她们的视角探索何为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世界。
精彩内容
吃八口他们给我上麻药让我睡着时，我感觉口中都是月亮上致命的微细沙尘。我以为自己会被呛着，但那些沙尘在我口中进进出出，而我竟不可思议地仍在呼吸。
我曾梦见自己在水下呼吸，而现在就是那种感觉：惊慌，然后接受现实，然后兴高采烈。我要死了，但不是垂死，而是在干一件我从没想过自己可以完成的事。
回到地球上的现实：Ｕ医生正在我体内。她的双手在我体内，正用手指搜寻着。她正把血肉从外壳解下，同时在喜爱她的人中走来走去，还跟一名护士聊起在智利度过的假期。“我们本来打算搭飞机去南极，”她说，“但票价太贵了。”“可是能看企鹅啊。”护士说。
“下次吧。”Ｕ医生回答。
在此之前，是一月的事吧，新的一年刚开始。我在一条静默的街上艰难地穿过两英尺高的积雪，来到一家店铺，店铺的窗玻璃里有静静悬吊的风铃、美人鱼形状的小饰品、一块块浮木，还有用钓鱼线吊起的过于闪亮的贝壳，但没有一丝风，所以也没发出任何声响。
整座小镇死寂一片，若是到了季末，为了服务一日游旅客和那些忍到现在才花钱的人，会有少数几家店开门营业；但距离季末还有好一段时间。大部分店铺老板已逃到波士顿或纽约，更幸运的话已经逃到更南的地方。这个季节没生意可做，他们留在橱窗里的商品看来像个笑话。而在这些表象之下，令人同样熟悉又陌生的第二座小镇苏醒过来了。每年都一样。酒吧和餐厅会为当地人制订秘密的营业时间，这些如同岩石般坚忍的科德角居民早已这么度过数十个冬季。随便挑一个晚上，你在吃饭时抬头，都能见到这些浑圆健壮的家伙走进大门；而唯有当他们把身上衣物层层剥掉，你才能看出衣服里是谁。就算是你在夏天认得出来的人，在这种敷衍马虎的光线中多少都有点像陌生人；他们全是独行侠，即便跟别人在一起时也都是独行侠。
不过走在这样的街上，简直就跟走在外星球上一样。那些沙滩美女和艺术品经纪人一定没见过小镇的这一面，我想。所有街道都无比阴暗，还有种液态的冷冽在所有缝隙和巷弄中翻腾。宁静和喧响彼此碰撞，但永远无法交融；温暖夏夜的欢腾热闹遥远得难以想象。在这个季节，就连从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都无比艰辛，但如果你这么做了，你能感到生命力刺穿一片死水般的寂静：从当地酒馆飘出的低沉话语，为建筑赋予生命的风声，有时在巷弄中撞见的窸窣蠢动的动物——令人喜悦或恐惧的，都是同一种喧闹。
狐狸在夜间街道穿行。有只白色母狐动作轻巧迅速，看起来就像其他狐狸的鬼魂。
我不是家族中的第一个。我的三个姐妹这些年来陆续接受了手术，不过她们来拜访我时完全没提。以前那些年，她们始终跟我一样以有机状态生长，因此看到她们突然变得纤细，我就像鼻子受到重击，感觉比想象中还痛苦许多。第一个接受手术的姐姐呢，好吧，我本来以为她快死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这几个姐妹都快死了，因为共同基因的缘故。当我以飙高八度的声音焦虑质问：“在整棵家族树中，到底是什么病在残害我们这一支啊？”此时那个姐姐坦承：是某种手术。
接着她们每个人都成了信众。成了手术的信众。某种手术的信众。这手术非常简单，就跟你小时候摔断手臂时需要打钉子进去一样，而且可能还更简单：其实就是通过某种束带、某种袖状物切除，来完成肠胃绕道。绕道？但他们的说法很简单——反正胃的一部分就是消解了，消失了——手术效果就像春天早晨的暖意，太阳升起时，你会和她们一样幸福，不再在阴影中打战。
以前，只要我们一起出门，她们就会点最大份的餐点，然后说：“我不可能吃得完。”她们一定会这样说，一定，她们一定会优雅地坚持说自己不可能吃得完，但这一次，她们确实没说谎─通过医学手术，这个丢脸的谎言总算成真。她们用各种角度落叉，把食物切成难以置信的小块，比如小娃娃尺寸的西瓜、极细的豆苗，或者像是要把食物分给一群人吃那样把三明治切出一个小角，配上一人份鸡肉沙拉——她们将那一小口吞下，一副好像无比堕落的表情。
“我觉得状态很好。”她们都这么说。每次跟她们说话，她们嘴里冒出的就是那句话。其实那几张嘴只能算是一张嘴，这张嘴曾经用来进食，但现在只用来说：“我感觉状态真的、真的很好。”天知道我们怎么会有这种毛病——这种需要动手术的身体。不是我们母亲的错，她身材始终正常，不健壮、不丰满、不带有鲁本斯的裸女风格、不算是“中西部身材”，也不丰腴，总之就是正常。她总说人只需要吃八口就能有进食的感觉。虽然她从没计算出声，但我总能听到那八口的咀嚼声，清楚得就像竞赛节目中的观众在倒数，音量震天价响，口气又得意扬扬，等倒数到一之后，她会放下叉子，就算盘子里还有食物也一样。我的母亲从不乱来，她绝不会翻弄盘子里的食物，也不会假装自己还在吃。人要有钢铁意志，才有纤瘦腰线。吃八口就足以让她赞美招待她的主人。吃八口成为她肠胃的守护防线，就像包裹在屋墙上的绝缘层。我真希望她还活着，活着目睹她的女儿们变成什么模样。
后来有一天，第三个做了手术的姐妹轻巧走出我家，我从未见过她的脚步如此轻盈，然后过了没多久，我吃了八口后就不吃了。我把叉子放在盘子旁，动作比我预想的还要粗鲁，还不小心把瓷盘边缘敲掉一个小角。我用手指把碎片拈起，扔进垃圾桶，回头望向盘子，里头的食物原本就放得很满，现在还是很满，那一整团意大利面和蔬菜完全看不出缺口。
我再次坐下，拿起叉子，又吃了八口。不能再吃了。那团食物还是没有减少的迹象，我对它的渴求却变成原来的两倍。沙拉里的蔬菜叶子上还滴了油醋，面条上还洒了柠檬汁、撒了现磨胡椒，一切看起来是这么美，而我还是这么饿，所以我又吃了八口。吃完之后，我把锅里的食物也一并解决，然后气得哭出来。
我不记得自己变胖的过程。我无论幼时还是青春期都不胖。照片中年轻的我不丢人，就算真的丢人，也是因为大家在那个阶段本来就有些丢脸之处。瞧我多年轻呀！瞧我当时穿衣风格多怪！牛津鞋！谁发明这种鬼东西？踩脚裤！开什么玩笑？松鼠发夹？瞧那副眼镜，瞧我当时正在对相机扮鬼脸呢。那表情简直是在对未来拿到照片的人扮鬼脸，真令人怀念。我以前以为自己很胖，但其实不胖；照片中少女时代的我很美，那是一种终将逝去而令人伤感的美。
但后来我生了个宝宝。我生了卡尔——难搞又目光锐利的卡尔，她始终都不了解我，但我更不了解她——然后突然之间，我们的关系彻底毁了，她就像在离开旅馆房间前摔烂一切的重金属摇滚歌手。而我的肚子就是被她摔出窗外的电视机。她现在已是成年女性，各方面都与我迥然不同，但她曾经存在的证据仍坚守在我身上。我的模样再也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锅旁，感觉十分厌倦。我厌倦上教堂时，看到那些瘦巴巴的女人赞叹地抚摸彼此手臂，然后再来称赞我的“皮肤好好”；我厌倦每当穿越任何一个空间，得不停把屁股扭来扭去，仿佛看电影时得爬过某人才能抵达座位；我厌倦试衣间那种平板、毫不留情的灯光；我厌倦在望向镜子时，捏住身上我痛恨的那些肉，拎起，指甲深陷其中，然后任由它们垂下，同时感觉身体到处都痛。我的姐妹已经丢下我去了其他地方，而就跟之前一样，我一心只想追上她们。
对我的身体而言，吃八口这件事行不通，而我打算让它行得通。
我每周去找Ｕ医生咨询两次，她的办公室位于科德角往南开上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我开得很慢，而且总是绕路。这几天断断续续下着雪，懒洋洋的雪覆盖在树干和栏杆上，仿佛被风吹落的衣物。我知道路怎么走，因为之前就曾开车经过她的办公室——通常都在某位姐妹离开我家之后——所以这次开车前往时，我还幻想在当地一家衣饰店购物；我买了件从假人身上脱下来的背心裙，完全超出我原本的预算。我在午后阳光下穿上那条裙子，比兀立在原处的假人幸运多了。
然后我置身于她的办公室，就站在她的素色地毯上，有名接待员为我开门。医生跟我预期的样子不同。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落差，是因为我以为她既然选了这个职业，必定对此抱持深刻信念，所以应该会长得瘦一些：就算不是个自制力极强的女人，也会是个极具同理心的人，而且经过调整，她的肠胃一定早已跟自己理想的状态没有太大落差。但她其实甜美、微胖——为什么我自己跳过了这个阶段呢，这个圆滚滚、毫无威胁性，像熊猫一样可爱的阶段呢？她露齿大笑。她到底在干吗？她为何要把我送上这趟她自己从未踏上的旅程？
她指指椅子，我坐下。
两只博美狗在办公室里到处奔跑。当它们各自行动时——其中一只蜷曲在Ｕ医生的脚边，另一只优雅地在走廊拉屎——样子看起来完全一样，温顺无害，不过当其中一只接近另外一只时，情况却变得有点诡异，它们的头会同步抽动，仿佛是同一个整体的两个分身。医生注意到门口那堆屎，立刻叫了接待员过来。门被关上了。
“我知道你来这里的目的。”她说，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张开嘴巴。
“你之前研究过减肥手术了吗？”“研究过，”我说，“我想要那种不能逆转的。”“我很欣赏像你这种有决心的女人。”她说。她开始从某个抽屉中抽出活页夹，“你得先走一些程序。拜访心理医生，再看一位医生，参加互助团体——就是一些没什么意义的行政手续，花上很多时间。但一切都会为你带来改变。”她保证，同时在我面前摇动一根手指，脸上带着既有责难意味又可爱的微笑，“手术会痛。不会很轻松。但结束之后，你会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女人。”我的姐妹们在手术前几天来到我家。她们把自己安顿在屋内众多空房里，还在床头柜上摆满乳液和拼字游戏。我可以听到她们在楼上制造出的噪音，听起来像一群鸟，虽然各有各的声音，但又清晰地合唱着。
我跟她们说，我要出门吃最后一餐。
“我们跟你一起去。”第一个姐妹说。
“去陪你呀。”第二个姐妹说。
“去支持你。”第三个姐妹说。
“不用，”我说，“我自己去。我需要独处。”我去了最喜欢的餐厅“盐屋”。这家餐厅无论名字还是气质都不始终如一，之前曾有阵子叫“琳达餐厅”，接着是“家庭餐馆”，然后是“餐桌”。建筑都是同一栋，但外表不断呈现新样貌，而且总是比之前更好看。
我坐在角落的座位上，想到那些准备接受死刑的人，想到他们吃的最后一餐，然后那个星期第三次开始担心自己的道德观出了问题，还是我根本没有道德感可言？我的这一餐和死刑犯的最后一餐完全不同，我在大腿上摊开餐巾时提醒自己。二者根本无法比较。他们的最后一餐是死前的最后一餐，我的最后一餐迎接的不只是生命，还是新生命。你这人真是糟透了，我想，我把菜单举得比脸还高，那种高度完全没有必要。
我点了一整个骑兵队的牡蛎。其中大多已做过必要修剪，所以我能像喝水一样咕噜吞下，仿佛吞下海洋，仿佛吞下一片空无，但其中有一颗却顽强对抗：它就是死死粘在壳上，完全是块负隅顽抗的肉。它不从。它简直就是抵抗这个概念的化身。这些牡蛎还活着，我突然意识到。它们其实就是一块块肌肉，没有脑或任何内在器官可言，严格来说是这样，但仍活着。如果世界上有任何正义可言，这些牡蛎会缠住我的舌头，让我活活噎死。
我几乎要把牡蛎呕出来，但还是吞下去了。
我的第三个姐妹出现在桌子对面，坐下。她的深色头发让我联想到母亲：她的头发也是这样又亮又柔顺，简直不像真的，但确实是真的。她对我亲切微笑，仿佛正要告诉我一个坏消息。
“你干吗跑来？”我问她。
“你看起来糟透了。”她说。她刻意用某种方式摆放双手，借此展示她的艳红指甲，由于指甲表面涂得无比滑亮，几乎像是出现立体景深，仿佛有朵玫瑰深陷于玻璃。她用指甲轻敲自己的颧骨，用非常灵巧的抚触往下刮擦。我打了个冷战。然后她拿起我的水杯，大口喝下，水流过冰块再流入她口中，而剩下的冰块不过是一整片即将塌毁的网格构造，最后，她把杯子仰举得更高，整个构造就这么滑到她脸上，然后她开始咀嚼那些落入她口中的碎冰。
“不要浪费你胃里的空间去装水，”她说，咔啦咔啦咔啦，“好啦，那么，你在吃什么？”“牡蛎。”我说，明明她能看见我面前有一大堆快坍塌的牡蛎壳。
她点点头。“好吃吗？”她问。
“好吃。”“跟我描述一下吧。”“它们就是所有健康事物的集合：海水、肌肉和骨头，”我说，“没有心智的一团蛋白质。没有痛觉。也没有可验证的思想。卡路里非常低。不算什么放纵的放纵。要来一颗吗？”我不希望她在这里——我希望她离开——但她的眼神闪烁，仿佛正在发烧。她用指尖留恋地滑过一只牡蛎壳。牡蛎壳晃动后纷纷往下滚落，整堆壳坍塌下来。
“不用，”她说，然后又开口，“你跟卡尔说了吗，说你要动手术？”我咬了咬嘴唇。“没，”我说，“你跟你女儿说过吗，动手术前？”“说过呀。她很为我兴奋。还送了花来。”“卡尔不会兴奋的，”我说，“卡尔没打算尽的女儿义务很多，这正是其中之一。”“你觉得她也需要动手术吗？这是原因吗？”“不知道，”我说，“我总是不懂卡尔需要什么。”“你觉得她会因此看不起你吗？”“我总是搞不懂她的想法。”我说。
她点点头。
“她不会送花来的。”我总结道，虽然她也没什么必要这么做。
我点了一堆热乎乎的松露炸薯条，结果烫伤了上颚。直到被烫伤之后，我才开始思考自己有多么思念这些食物。我开始哭，姐妹把手轻轻放在我的手上。我嫉妒牡蛎。它们永远不用思考跟自己有关的事。
回家之后，我打电话把事情告诉了卡尔。因为焦虑，我的下巴绷得死紧，电话接通时，我的下颚关节还发出了咔啦一声。我可以听见电话另一端传来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但随即某人用我看不见的手指压住她的嘴唇令她停止作声；接着有只狗呜呜叫。
“手术？”她又说了一次。
“对。”我说。
“我的耶稣基督呀。”她说。
“别用他的名字骂人。”我说，但其实我也没多虔诚。
“什么？那根本他妈的算不上骂人好吗？”她大叫，“刚刚那才他妈的是骂人。至于耶稣基督根本称不上骂人，纯粹是个正常的称呼。要是真有个适合骂人的时刻，就是当你妈告诉你，毫无理由地，她要把自己最重要的器官切掉一半——”她还在讲个不停，但逐渐变得像是咆哮。我只能像是赶蜜蜂一样不停发出“嘘！嘘！”的驱赶声。
“——难道你没想到你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进食——”“你到底有什么毛病？”我终于还是问她了。
“妈，我只是不懂，你为什么就不能喜欢自己。你以前从来都不会——”她讲个不停。我盯着话筒看。我的孩子是何时坏掉的呢？我完全不记得是怎么发生的，不记得这种每下愈况，一开始是甜美的，最后整个人只剩下令人血液凝固的恼怒。她总是在发火，总是在指控些什么。她强行占据相对于我的道德高位，一次又一次。她不停让我知道自己犯下大量罪行：为什么我没教她什么是女性主义？为什么总是坚持什么都不去理解？还有这次，这次的指控拔得头筹，值得以蛋糕奖励，不，别跳过这个俏皮话；语言就像其他事物一样和食物交织在一起，至少可以说本来就该和食物交织在一起。她很生气，我真高兴自己无法读出她的想法。我知道她的想法会让我心碎。
电话没声音了。她挂了我电话。我把话筒摆回去，意识到我的姐妹正在门口望着我，其中两人一脸同情，另一人看来扬扬得意。
我转头不看她们。为什么卡尔不能理解呢？她的身体不完美，但仍新鲜、充满适应环境的能力。她还能避开我犯过的错误。她还能享受拥有全新开端的轻松。我是没有自制力的人，但到了明天，我会直接把控制权交出去，一切就能再次回到正轨。
电话响了。卡尔？是她又打回来了吗？结果是我的外甥女。她为了回学校读书正靠着卖刀具存钱，而她回学校是为了——唉，我好像没听到这部分，但反正，她只要跟我谈论刀子，就能拿到薪水，所以我乖乖听她介绍一切，听她一步步介绍，最后买了一把中间有特殊切孔的干酪刀——“这样干酪就不会粘在刀片上了，懂吗？”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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