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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探索(2019年第2辑14共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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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探索(2019年第2辑14共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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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者:吴思敬//林莽

出版社作家

ISBN9787521206166

出版时间2019-07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80元

货号30663920

上书时间2024-07-03

书香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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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目录
理论卷

//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学术论坛
2　从“别立新宗”到“百年和解” 
——新诗百年反思兼谈汉语诗歌之“大传统”与“小传统”
……沈　奇
21　从“白话诗”到“新诗”……王光明
32　构建汉语诗歌“共时体”
——关于新世纪中国诗歌一个向度的断想……张桃洲
39　中国新诗：在接受的博弈中诞生和演进……李　怡
43　论诗歌传统的现代转化……陈　卫　陈　茜
55　新时期诗歌多元化艺术探索的再审视……吴开晋

//结识一位诗人
66　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浅析祝立根的诗……蔡　丽
72　一场阻断的大雾……崔　勇
76　反差的深度与现实的情怀
——评祝立根短诗《回乡偶书，悲黑发》……程继龙
78　诗歌与我
——救赎与抵达……祝立根

//女性诗歌研究
82　未名湖之梦
——读荒林……谢　冕
85　女性诗歌的美学呼唤
——荒林诗歌赏析……郭道荣
90　荒林诗歌：重新说出……耿　立
94　女性主义写作： 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之后……荒　林

//诗论家研究
102　由幽深而敞亮 
——胡亮诗学写作的发生学刍议……丁瑞根
112　一种新娘式的批评文体学 
——记胡亮《虚掩》《琉璃脆》《窥豹录》……杨碧薇
122　胡亮的正手刀和反手剑……蒋　蓝
126　“屠龙术”之众声喧哗 
——胡亮诗学之路的“一与多”……刘朝谦

//姿态与尺度
138　尝试写出更艰难的事物 
——读戴小栋长诗《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路　也
147　优质思维品格的诗意呈现……李观鼎

//诗人访谈
152　用烛火修补苍穹的人，他的孤独异常陡峭 
——王文海访谈……师　榕　王文海

//新诗史料
164　《游击歌》的两个版本……绡　红

//新诗理论著作述评
170　散点式的历史讲述与见证者的诗学建构 
——评《现代诗：讲述与评论》……马春光
176　历史结构、严肃性与在场 
——论诗学批评的另一种范式……敬　笃

//外国诗论家研究
188　访毕晓普……阿什利·布朗　采访　李嘉娜 译

作品卷
// 诗坛峰会 
2　诗人刘立云 
3　苍茫二重奏……刘立云 
45　刘立云诗歌创作年表

// 探索与发现 
54　青年诗人谈诗 
54　我的写作是诗歌大背景中的浪花……梁书正
60　诗歌与我……林东林
67　从过去看发光的未来……田凌云
73　从《雪落林川》到《低翔》……刘大伟
80　谈谈我在中国新诗近四十年变革
 　　与转化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康　雪
87　作品与诗话 
87　诗十首……祝立根
93　诗：寻求心灵的救赎……林　莽

// 汉诗新作 
100　新诗五家 
张　毅　康承佳　于海棠　孙江月　芷　妍

// 诗歌作品展示 
128　2018 年度年选精选作品六十首（之二） 
陆辉艳　阿 华　阿 信　陈小虾　陈 亮　邵纯生　林　莉
林　珊　林　莽　武兆强　邰 筐　周 簌　侯 马　侯存丰
俞昌雄　高鹏程　幽　燕　谈雅丽　桑 眉　梅苔儿　商 震
梁久明　崔宝珠　蓝 野　雷平阳　路 也　臧海英　髯　子
熊　焱　潘志光
154　湛江诗群诗人作品小辑
陈雨潇　杨晓婷　郑成雨　庞小红　黄　钺　梁永利　林水文
黄药师　符昆光　袁志军　程继龙　史习斌　陈波来　林改兰
南尾宫　凌　斌　赵金钟　李明刚

// 译作与研究 
170　两个语言世界的书……刘泽球
176　《早安，帕拉敏》……德里克·沃尔科特　刘泽球　译

内容摘要
《诗探索14》由吴思敬、林莽主编，分为理论卷和作品卷。理论卷坚持高品位和探索性的品质，为诗歌创作者和爱好者提供发表言论的平台，内容为来自名家或实力雄厚的新锐诗评家或诗人，具体栏目内容包括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学术论坛、结识一位诗人、女性诗歌研究、诗论家研究、姿态与尺度、诗人访谈、新诗史料、新诗理论著作述评、外国诗论家研究。作品卷是整理诗坛上出现的创新性诗歌作品而成，其中包括大量诗歌奖项的获奖诗人的优秀作品，具体栏目内容包括诗坛峰会、探索与发现、汉诗新作、诗歌作品展示、译作与研究。

精彩内容
从“别立新宗”到“百年和解”——新诗百年反思兼谈汉语诗歌之“大传统”与“小传统”沈　奇一
新诗百年，节点回顾，一时众声鼎沸，至少在当代诗学界和当代诗歌界，可谓盛事大观。
以此回顾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新诗历程，尤其是“新诗潮”已降并延续到新世纪的这四十年时段，当代新诗理论与批评界，包括许多成名诗人，似乎都比较敏感各种节点的“发声”。其中，虽也不乏诸如钩沉、梳理以廓清历史或建构谱系之功，但大体上看去，还是多以笑谈“峥嵘岁月”以壮行色为显要，真正深入到诸如历史之“历史性”与诗学之“本体性”的反思和谈问题的，并不多见。且，“一向在重复着没有结论的讨论”（借用日本学者木山英雄语）。
作为追随“新诗潮”一路走来的在场者，只是因心性所然与位格所限，多以边缘游走且渐次旁观“发声”的笔者自己，临此百年节点，也不甘寂寞，除连续发表数篇反思文章外，更切切关注各个层面的“发声”，尤其是其“发声”机制后面的情怀、立场、问题意识及精神底背的所以然，以反省自己的“发声”之正误。
如此切切，反顾下来，从上一世纪末即提前进入“节点情结”而开始热起来的各样形式及各种思路的百年新诗反思中，仅以个人有限与局限所见所识，并仅以个人感受与获益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按时间先后）值得重新重视与鉴照：其一，郑敏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以来，持续发表的一系列反思文章，以及以访谈等其他形式，对新诗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反复警示与深入追问；其二，画家石虎先生有关汉字“编程”与汉语诗歌之“字思维”的思考，引发《诗探索》先后于1996年11月与2002年8月长达6年间，所举办的两次“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以及在此阶段组稿发表的系列论文和后期出版的相关论集；其三，新世纪伊始，吴思敬先生与郑敏先生就新诗有无形成传统的对话，及其后引发的相关话题与争鸣文章；其四，谢冕先生新近提出的有关新诗与古典诗歌“百年和解”的理念，以及孙绍振先生借由“转基因”命名，反思新诗及新诗诗学的“西方化”与“殖民化”问题。
以上四个方面，因郑敏先生的具体著述及广泛影响已成名山之实，且后续行文将穿插提及，此处不再单独展开。下面仅就后三个方面分别讨论，由此落实本文题旨之确认。
二若仅以时间时态计，从1976年到上世纪末，风起云涌的当代“新诗潮”运动，在百年新诗历程中，也就占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时段。但若换以历史时态计，这一曾被笔者称为新诗“三大板块”之一的“新诗潮”，确然是新诗百年发展中，最为活跃和重要的一个阶段。不过现在回头再细切勘察，就另有一些话说了。
无须讳言，伴随“新诗潮”而生的当代新诗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从开始的“共谋”到后来的“俱进”，不免受时代语境影响，多少都带有一定的“运动态势”，尤其诗歌现场的不断跃跃“先锋”，而在诉求强烈，理论与批评不得不与之跟进，难以潜沉于诗学本体的反思与建构。同时，依循中国特色的“现当代文学史”话语套路，“新诗潮”之理论与批评话语格局，也大多还是局限于所谓“思潮”“运动”“社团”三元相切的模块体系，多以着眼于思想、精神、时代等意义价值及社会影响的考量，且多以就新诗谈新诗，就“新诗潮”谈“新诗潮”，很少主动转换维度、另行切入而深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敏先生于上一世纪末至新世纪初，连续发表的几篇宏观大论，方格外令人瞩目而影响巨大。郑敏先生这一连串可谓振聋发聩的“发声”，既立足于“新诗潮”及当下诗歌现状，又回溯整个新诗发展历程，以其学贯中西的学术底气所在，理论与创作并重的双重经验所由，横向与西方现代诗歌比较，纵向与汉语古典诗歌比较，转换界面，另立坐标，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及重重思虑，方格外凝重而深切。只是当时正值世纪之交的“历史节点”，新诗诗学界和诗歌界的主流情志之热切种种，并不在此。虽然也反思也回顾，但其主要心理机制趋向，还是在梳理成就、评功摆好以及排座次、壮行色上，是以郑敏先生的连续发问，反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而不免多有抵牾，也便有了时隔多年后的“旧话重提”。
同样的时代语境下，来自诗歌界之外的画家石虎先生有关汉字“编程”与汉语诗歌之“字思维”的发声，却引发了作为“新诗潮”理论与批评之“大本营”的《诗探索》的高度重视，并予以长达六年的深入讨论，连郑敏先生也参与其中，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汉语诗学界一个颇为显豁的“学术事件”。对此，谢冕先生高度评价道：“‘字思维’理论涉及了汉字的结构和汉语诗歌的语言特质和诗性本原的问题，第一次将‘字’的问题提升到一种诗学理论的高度,也是第一次试图把汉语诗歌的语言本质归结为汉字及其汉字思维。……不仅为中国诗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对于思考中国汉语文化的独特性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厚的问题，打开了一个启人心智的思路”。
现在回头看，石虎先生有关“字思维”的命题之提出，与郑敏先生的系列反思之发问，同属跳出“时局”、别开一界之举，不过石虎先生纯粹由文字学与语言学角度切入，及时人未所及，道时人所未道，且无妨主流情志之热切所然，而得以格外关注，也在情理之中。而当时由谢冕、杨匡汉、吴思敬三位主编主持的《诗探索》，对石虎先生“字思维”命题的高度重视，也充分显示了超越性的诗学眼光和学术精神，尽管最终未落地生根发为格局，但留下的相关话题，至今仍然至关重要。
新诗“别立新宗”（鲁迅语），成百年大势，是否已形成汉语诗歌新的传统？形成的是怎样的传统？其生成“基因”即其“历史性”为何？此传统与汉语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如何？实为新诗百年回首，需首要反思与解答的问题。
应该说，上述问题在百年新诗的创作领域，或隐或现，或个人或流派，都多少有所思及虑及探究之，且并不乏到位的文本体现。但作为集中而迫切的诗学讨论发端，且引发后续深刻反响的，还是来自上世纪末郑敏先生的系列反思文章。作为后辈末学，我也正是在郑敏先生的这些文章启发下，以及前后或当面求教或书信交流求教中，开始了此后“断臂”式的爱深苛责。这里不妨先引述郑敏先生1996年9月11日写给笔者的一封信中，有关新诗与传统问题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这些年在精神上似乎进行了多次中西环形的旅游，目前深感汉文化和汉诗如不在这十年“突围”，恐将被自己画地为牢的“革新意识”所困死。谈传统变色，对中西方和人类的文化传统一概不问，总幻想无端地捏出个“新型”来，起轰动效应。我终于得出一个颇强烈的结论：愈抛弃传统愈新不了，愈惦记传统愈能出新。西方诗人、音乐家、画家，哪一个不是在传统，包括东方传统里，打够了滚，才“出新”？贝多芬、毕加索都是熟透了前人之作和传统训练，才找到自己的风格和空前的艺术形式。最好的创新者一定是最熟悉传统的天才。我们则不然，总以为“一片空白”能出新。浮躁的原因正在于此，不屑于研究传统，中外新潮为我所用，泡沫心态如何能出有分量的作品？什么时候能舍得花时间来补课，中国新诗就有可能走向成熟。
结尾还特意提到：“《文学评论》第四期有我一篇关于汉语的文章，暇时找来一读吧。”显然，郑敏先生晚年切切关心和苦苦追索的诸多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并不在于新诗的历史进程与历史现象的梳理与反思，而在其形成这些历史进程与历史现象的“历史性”之梳理与反思，当然，更不是要否定连先生自己也为之付出一生心血的新诗之历史成就。只是稍显遗憾的是，可能限于晚来行文习惯所致，先生数篇宏论，大多沿思路铺陈，未能收摄并细切于诸如“历史性”这样的焦点命题上来，予以显豁归纳，是以多有误读与曲解，也在所难免。正如时隔二十年后孙绍振先生所言：“郑敏的深邃，不仅在于她所说的，而且在于她没有说的，或者没有明确，只是笼统说的。”“郑敏先生只是提出问题，来不及从理论上全面展开阐释。并未引起有识者严肃思考。二十年过去了，当此新诗百年之际，我想，应该是有条件，也有必要作严肃的反思了。”于是便有了新世纪伊始，吴思敬先生与郑敏先生就新诗有无形成自己的传统所展开的对话。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对话双方，一位爱深责苛，一位爱深溢美，立场不同，观点也多有不同。对话因缘起于2000年4月，吴思敬先生带研究生与郑敏先生座谈期间，对新诗是否已形成自己传统的问题，产生分歧，后由研究生将对话内容整理出来，以《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为题在《粤海风》学术期刊2002年第1期刊出。随后5月25日《华夏诗报》发表诗评家朱子庆的文章《无效的新诗传统》，声称“在新诗有无传统的问题上，我是持虚无立场的，这多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赞成新诗‘无传统’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条件拥郑。”接着8月26日《文艺报》发表野曼的文章《新诗果真“没有传统”吗？——与郑敏先生商榷》一文。由此牵动学院与官方两路诗人、诗论家的“互动”，并于2003年9月27日以《羊城晚报》整版篇幅，在“中国新诗有没有传统？”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李瑛、向明、野曼、周良沛、王性初、杨匡汉、张同吾、李小雨、臧棣等诗人和诗论家的一组笔谈。最后，以2003年11月初在温州召开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二届研讨会”上有关此话题的热烈讨论，及吴思敬发表于《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新诗已形成自身的传统——从我与郑敏先生的一次对话谈起》一文为结，暂告一段落。
有必要归纳一下此次对话双方的主要观点。
作为坚持新诗已形成自己的传统这一“正方”观点的吴思敬先生，最终给出的传统之“传统性”可概括为三点：其一，“新诗充满了一种蓬蓬勃勃的革新精神”；其二，“新诗体现一种现代性质”，由“乐的诗”向“思的诗”的转换，“没有固定模式可循，不断出新”；其三，“分行排列已成为新诗独特的美学传统”。而作为坚持新诗还未形成自己的传统这一“反方”观点的郑敏先生，则一以贯之地继续“发难”：“从诗歌艺术角度讲，我觉得新诗还没有什么定型”；“完全把诗的形式放弃了，诗写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散文化”，等等。并再次强调：“谈诗的传统就必须涉及诗的特质，即语言，艺术转换（将现实转换成有诗形的文本实体）以及意境（精神道德、审美）。讲诗的传统不能不涉及这些诗的特质和元素，而代之以未经艺术转换的意识形态、民族心态等因素，这样就会陷入主题决定论的危机。”进而再次语重心长提醒道：“如果我们将白话汉语新诗的八十多年写作与诗学的实践积累，放在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自古延续至今的、丝缕未断的诗歌传统来看，我想新诗是否已有自己成熟的传统就不言而喻，冷暖自知了。”这里可以看出，郑敏先生“纠结”所在，并非新诗传统的形成是有还是无，而是其传统的成熟程度与定型程度到底如何？尽管连同此前的发问在内，始终“没有明确”（孙绍振语）到诸如“传统性”或“历史性”予以豁亮归纳，但其苦心孤诣之所在，到位的理解者自会了然于心。而吴思敬先生，则摆明自己的“护法”立场，给出了“革新精神”“现代性质”“分行独特”三大传统性要素之指认，其鼓荡于立场后面的热切情怀，更是令人感佩。
有意味的是，有关新诗传统问题的这次对话与争论，在非学院及非官方的诗人和学人那里似乎很少关注与回应，直到新诗百年之际的2017年，才有了于坚就相关话题的“郑重声明”——我以为百年新诗未辜负汉语，它艰难地接管汉语，使汉语在现代荒原上打下根基，命名现场，招魂，再造风雅，树立标准，赢得尊重。虽然诗人如信徒般受难深重，但诗在这个祛魅、反诗的时代传承了那些古老的诗意，坚持着精神世界的自由，灵性生活的美丽，并将汉语引向更深邃保持着魅力的思之路，现代汉语因此未沦入黑暗的工具性，通过诗彰显了存在，保存了记忆，审美着经验，敞开着真理。尤其是最近四十年，新诗一直在努力使汉语从粗糙的、简单的、暴力的语言重新回到丰富的、常识的、能够召唤神灵的语言。诗依然是汉语的金字塔尖。最重要的是：新诗继承了一种古老的世界观。对于这个拜物教盛行的现代世界来说，新诗的存在意味着：也许神性迷离，但神性并未在汉语中缺席。
于坚由此认定：“新诗已经形成它自己的小传统和金字塔”。并特别提醒：“这个民族若继续使用汉语，我认为新诗就有希望。”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于坚在此文中，一方面肯定新诗已形成传统，一方面又将其定义为“小传统”。再就是行文中对汉语的反复强调，其背后应该另有玄机可探。
问题节点在于：这么多年来我们谈新诗，谈新诗传统，直至当下的百年反思，大多在谈论所成之事，未能深究所成之因。尤其是，一直疏于追问形成百年新诗历史进程的“历史性”何在？形成此一“历史性”的基因为何？所谓新诗“小传统”与古典“大传统”（先此一说）的根本区别何在？两个传统有无通合之处？——这些根本问题若总是不能得以显豁阐明，难免会一再夹缠不清。
是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暗自羡慕着当代诗学界和诗歌界那些无存“纠结”的同道们，而我个人则已是纠结到不可解脱的地步——热爱新诗是一种痛苦，有如热爱汉语的痛苦，因为我们百年来所遭遇的一切，说到底，都是汉语，尤其是现代汉语带给我们的；而不热爱新诗有如不热爱汉语更是双重的痛苦，因为我们生在新诗的历史进程中，有如我们活在汉语的“基因编码”中，舍此又何以存在？！
于此，在郑敏先生提早“发难”二十多年后，在石虎先生“字思维”先声夺人引发的大讨论十多年后，在新世纪伊始吴思敬先生与郑敏先生有关新诗传统对话之后，作为“新诗潮”理论与批评主要旗手之一的孙绍振先生，于《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发表题为《新诗百年：未完成的中西诗艺转基因工程——兼论中国古典诗学话语的激活和建构》的两万多字宏论，坦言“郑敏先生对‘五四’以来新诗的巨大成就，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不拘泥于其论断，究其宏观的历史回顾和前瞻，对中国新诗更高的期许而言，却不能不说其中有合理的、深邃的内核。”由此将全文聚焦于“中西方诗艺”的融合，明确提出：“中西诗艺建立在两种不同的语言基础上”，“二者栖居着不同的诗意的基因，建构中国新诗的诗艺不能废除中国诗艺基因，以西方基因取而代之，正常的实践应该是输入西方诗艺基因，激活中国传统诗艺基因，以之为主体对西方基因进行选择转入中国诗艺之中，使之成为优于中西的新诗艺。”“今天国人对新诗百年的回顾与前瞻，从根本意义上，就应该在这个高度上进行。”——由此，长达二十余年的“新诗八十年”至“新诗百年”的数次节点反思与相关争论，在孙绍振先生这里，有了一个基本的归纳与绾束。
随之不久，2017年深秋，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当代新诗理论与批评学术研讨会”在红叶深浓的香山饭店举行。作为北大的精神领袖（乐黛云语）和“新诗潮”理论与批评的“掌门人”，谢冕先生在其致辞中郑重提出了“百年和解”的“凿空”之声，让我这个在场的“老学生”顿释纠结而慧照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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