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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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立洲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63096
出版时间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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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79元
货号32058315
上书时间2024-07-0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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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就职于证券机构、保险集团、实业集团和商业银行，曾被《证券时报》评为2016年中国区“十大投资银行家”。出版有《走向混业经营之路》《中国式投行》《战略与套利》《票据革命》等著作，其中《中国式投行》作为财经畅销书被翻译成英文和阿尔巴尼亚文。曾获中信出版集团“优秀作者奖”“致敬作者奖”“国际传播奖”等，在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论中国经济的双重再平衡》等论文数十篇。
目录
推荐序 007
前 言 繁荣与梦想 017
第一章 经济增长的转折时代
一、衰退“灰犀牛”紧随疫情“黑天鹅” 004
二、发达经济体正经历“双螺旋”周期 005
三、中速增长期的面临增速“下台阶”风险 007
四、增长失速：区域发展的分化与失衡 010
五、债务悬崖：负债驱动型增长的隐忧 013
六、转型逆境：产业升级阻滞制约高质量增长 018
七、地产余晖：繁荣终结的影响深远 021
八、投资过冲：消费不振强化对投资的过度依赖 026
九、经济增长潜力与韧性的审视 028
十、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转折期的关键难题 031
第二章 投资扩张的尽头：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的挑战
一、经济增长与财富创造的源泉 035
二、投资主导型增长：从要素驱动到负债驱动 037
三、经济增长的双重引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 040
四、“看得见的手”：有为政府及其体系性力量 047
五、“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与内生增长动力 053
六、投资驱动工业化：从乡镇工业崛起到制造业大国 060
七、工业化牵引城镇化：从农村改革到城镇化扩张 066
八、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尾声：多重结构失衡的挑战 071
第三章 增长模式转型阻滞：资产负债表扭曲与增长动力衰退
一、宏观杠杆率攀升中的资产负债表扭曲 086
二、保增长、稳增长与国有部门债务膨胀 097
三、融资难、融资贵与民营企业债务紧缩 100
四、慎消费、多储蓄与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 106
五、资产负债表扭曲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效应 112
六、金融监管行政化并非治疗资产负债表扭曲的药方 116
七、增长动力衰退阻滞增长模式转型 121
第四章 债务螺旋：国有部门债务膨胀与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
一、国有部门以负债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形成 132
二、政府债务规模与杠杆率的双攀升 133
三、国有企业的债务膨胀与结构性分化 139
四、债务增长不可持续与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 149
五、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化解与市场化转型 153
六、国有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对增长的影响 155
七、以央企价值重估型扩表对冲地方国企缩表 159
第五章 隐性代价：民营部门债务紧缩螺旋与挤出效应
一、民营企业融资特征与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 166
二、民营企业遭遇“债务—通货紧缩”螺旋 175
三、民企债务紧缩是一场特殊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184
四、增长转折期的债务紧缩与转型困境 188
五、宏观挤出效应与民间投资隐性衰退 193
六、构建基于资产负债表修复逻辑的纾困机制 202
第六章 传统增长模式的极限：产出率衰退与债务螺旋顶点
一、宏观杠杆率结构与杠杆中性 210
二、资本产出率变动与保增长型投资扩张 213
三、ICOR 与促增长政策的效率 218
四、资产负债结构变动与资本产出率 227
五、产出率衰退的顶点：传统增长模式的极限 230
六、明斯基时刻：债务膨胀螺旋的顶点 234
第七章 需求缺口：消费抑制与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
一、总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 252
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导致消费需求抑制 255
三、严重产能过剩加剧供需失衡矛盾 270
四、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与需求释放难题 274
五、政府消费改革促进居民消费能力释放 285
六、居民可支配收入主导消费需求 288
七、储蓄- 投资差额变化与总需求结构变动 294
八、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与释放消费需求 297
九、促进内需增长与“双循环”战略 301
第八章 增长模式转型：引擎再造与动能系统再平衡
一、超越极限：传统增长模式的一场革命 308
二、新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 309
三、动力重塑：双重增长引擎的再造 313
四、结构转换：宏观增长动力的再平衡 320
五、机制协同：中观增长动力的再优化 327
六、科技创新：微观增长动力的再激活 335
七、增长模式转型中的宏观再平衡 339
第九章 增长重塑与金融业改革创新
一、金融业改革创新的双重目标 347
二、金融重点支持国有资产负债表修复 351
三、以改革创新纾解民营经济的债务紧缩 362
四、鼓励金融创新以增加长期资本供给 366
五、金融助力居民增收和内需扩张 371
六、持续深化监管体制改革与创新 376
第十章 增长模式转型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点着力方向 386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加力与地方提效 388
三、宏观负债扭曲下的货币政策区间 394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399
五、经济增长转折期的税收政策改革 406
六、增长模式转型期的资本流动与汇率政策 419
七、改革财税体制与政府经济功能重塑 423
八、产业政策转型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增长 426
第十一章 超越极限的增长：共同繁荣的韧性社会
一、超越极限的持续增长 436
二、经济增长与国民富裕的正反馈 438
三、经济增长与“富裕中的贫穷” 440
四、韧性社会与持久繁荣 443
后 记 447
参考文献 449
内容摘要
本书从宏观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转折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深层原因和战略选择。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临近极限，面临增长动力重塑和增长模式转型的现实压力，通过对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变动轨迹和趋势的深入分析，透视了国民经济多重结构失衡和增长动力衰退的根源及其深刻影响。作者提出，采取取向一致的系统性宏观政策，推进深层次结构调整，加速资产负债表修复，以增长模式转型和增长动力再平衡为核心，超越传统增长模式极限，重塑经济增长与繁荣。
本书提出，重塑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对策，就是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以效率为导向优化社会资源配置，遏制宏观杠杆率飙升和资本产出率衰退，为良性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为此，在宏观政策选择上：一是要以稳健、精准的货币政策为基础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要以中央加力与地方提效为重点，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为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赢得时间，以重新激活投资和释放消费动力；二是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创新，修正经济资源的体制性结构错配，以有效市场增强市场化内生动力和增长韧性，塑造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三是以国有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为基础，使有为政府转型为经济增长的市场化引领者，而非作为主要投资者，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内生增长动力。由此，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
精彩内容
前言
繁荣与梦想回望世界历史，500多年来，世界大国的崛起都惊人地相似。无论是大航海时代的殖民帝国，还是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强国，抑或是主宰20世纪的世界霸主，无论其崛起的原因和道路有何不同，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都是支撑大国兴起的基石。而在宏大的经济与政治叙事背后，是强国之路与富民之策交相辉映的永恒主题。及至当代，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共同繁荣仍然是通向大国崛起梦想的必由之路。
经济持续增长是塑造当代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决定性力量。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西方经济增长的蛙跳，促使多国陆续崛起继而超越东方，由此改写并重塑了世界格局。过去几十年中，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始终是大国竞争的力量之源，是社会制度竞赛的关键支撑。无论是二战时的力量对比，还是“冷战”时的体制竞争，抑或是当前的大国博弈，无不如此。美国经济史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将西方二百多年来（从近1800年至今）的经济史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正是以这段经济持续增长为基础，塑造了近代至当代的世界基本格局。
共同繁荣是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期盼的社会图景。亚当·斯密认为，共同繁荣以生产力不断提高以及生产不断扩大为基础。以经济增长为基础追求共同繁荣，正是实现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有效途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指出，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扩大生产是社会团结的黏合剂，能够缓解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社会紧张，是裨益贫富双方的办法。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现代福利经济学之父亚瑟·庇古也都崇尚通过物质富裕及扩大生产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经济增长始终是人类实现物质富裕和社会繁荣的源泉。
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社会繁荣，也让社会成员在精神层面得到了提升，创造了丰裕和谐的社会。德国前总理、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其著作《大众福利》中坦言，物质富裕不是最终目标，但却是通往目标的方式，人们最终会超越物质，“重新评估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会“让社会底层成员在精神文化层面有所发展”。他强调，“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人们必然会更多地认识到，须能够更好地区分善恶以及有无价值”。他还认为，提高人民富裕水平应当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背离提高国民生产总值这唯一有效的道路是弊大于利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能带来社会变革的力量，实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目标——大众福利，这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直面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发展的竞争与国别分化日益加剧。40多年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踏上民族复兴与社会繁荣之路。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中国经济衰落始于明朝的闭关锁国，标志性的1453年以后，中央帝国挥霍了自己的优势地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中国时也称，其观察到的是一个富庶但停滞的国家。西方学者认为，彼时的中国因转向内向型经济且创新停滞，从而失去了延续千年的世界领先地位，沦为了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但是，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重启创新，开放国门，释放了生产力和创新精神，在40多年间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瞻望前路，在大国复兴之路的后半程，如何在4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顺利实现增长动力重塑和增长模式转型，开启高质量的中速增长之路，续写经济增长故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如何解决好收入平等问题，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并为持续增长奠定基础？这是中国复兴路上的必答题，也是100多年来国人追求的光荣与梦想。在经济后高速增长时代，直面经济发展中的挑战与机遇，寻找问题的根源与逻辑，探讨解决之道与政策选择，继续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对实现宏伟的国家治理目标和民族复兴夙愿，都具有深远意义。
2023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中国GDP规模达121万亿元，是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继2020年、2021年连续突破100万亿元、110万亿元后，再次跃上的新台阶。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均GDP约8.6万元，按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汇率换算约为1.27万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持续提升，意味着综合国力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40多年的经济增长带动了国家资本与财富积累，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民的生活境遇及富裕程度。这是大国崛起与繁荣道路上的最新里程碑。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一书中论及1865—1914年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时称，“从美国内战结束到一战全面爆发的几十年里，美国很明显地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社会”。在此期间，美国以科技创新时代的电力和内燃机等重大通用技术发明为基础，汽车、航空、铁路、电话、电梯等现代工业的产业体系迅速成长，一跃成为新工业大国；以铁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使西部地区农业实现快速发展，并与美国国内和世界市场紧密联结。科技创新和西部崛起使美国由此成为民富国强的新型资本主义大国，奠定了在二战后全面登顶世界霸主地位的雄厚经济实力。
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自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20多年，宏观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的全球地位。20年间，中国国家净资产从2000年的7万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120万亿美元，占全球增长额的近1/3。中国财富增长速度和规模远超美国里根经济革命开启的25年（1982—2007年）经济大繁荣时期。美国经济大繁荣的25年被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财富创造时期”，“1980年，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数据，美国所有家庭和企业的净财富（资产减去负债）为25万亿美元。到了2007年，联邦储备局计算出净财富为57万亿美元。调整通货膨胀后，美国在25年里创造了比过去200年还要多的财富”。 因此，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对其经济成就感到自豪，并把“悲惨指数”变成了“不悲惨指数”。
然而，任何大国的崛起从来都不是轻松就能实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疤痕效应尚未完全消退，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也面临着一个复杂、动荡的世界。在外部，世界主要经济体处于增长下行、通胀上行的“双螺旋”时代，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彻底逆转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宏观宽松政策，普遍采取的激进加息政策正将主要发达国家推向经济衰退的悬崖。高通货膨胀与俄乌冲突影响了欧洲的经济复苏。在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背景下，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压力和经济安全威胁，叠加经济增长困境与世纪疫情冲击，使全球联合科技创新、产业分工和供应链协同都遭遇严重逆风。“全球南方”与发达国家间的裂痕扩大，正在加速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国作为处于复兴之路上的追赶型大国，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是几十年来所未有的。
在国内，40多年来持续成功的传统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正遭遇资本产出率加速衰退的压力，成为制约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大瓶颈；非均衡经济增长路径累积的多重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总需求不足成为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根源。要素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国有部门债务膨胀与民营经济债务通缩并存，地方债务风险上升与民间投资意愿下降相伴。投资与消费长期失衡抑制了居民消费潜力增长，而经济转型进程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疤痕效应，使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增大，家庭资产负债表陷入衰退；城市与地区间经济增长分化，以及挥之不去的房地产风险阴影，使作为两大传统增擎之一的有为政府收支失衡，正遭遇财政困境。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之路依然颠簸，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正遭受外部“卡脖子”和“脱钩断链”的压力。因此，中国继续以传统模式续写增长故事面临诸多挑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人》杂志所鼓吹的“中国经济见顶论”a是正确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仍然巨大，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客观条件依然存在。经济增速放缓与增长见顶之间存在本质差别。40多年来，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按照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论，还是基于最简单的数学逻辑，增速放缓都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按照当前的经济增速，中国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格局，要实现高质量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需要深入推进增长动力重塑，重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形成平衡性增长结构。重塑增长动力的核心是通过深化改革，重塑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体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从经济体制转轨与改革期的增长实践来看，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释放经济活力的基础。因此，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继续深入推进经济市场化进程，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目前，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契机，改革要素资源配置方式与结构，修正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扭曲，有效提升市场化经济成分的活力，既要支持国有企业的良性发展，更要努力纾解民营企业的债务困境，扭转民营经济的债务紧缩局面，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更充分的资源配置，由此有效释放推动经济增长的市场化内生动力。在深化市场化机制作用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调整有为政府体系的经济功能定位，重塑新型有为政府的经济增长角色。构建新型有为政府，需要重塑政府体系的经济发展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改变其原有的以负债扩张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确保地方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且可持续的基础上，将政府定位为经济增长的规划者和引领者，而非经济增长的主要投资者。为此，需要在宏观上改变资源在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配置错位，提高要素资源的总体使用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资本生产率，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以传统增长动力重塑为基础，实现增长模式转型是塑造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增长模式转型的重点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由投资主导型增长向消费主导型增长转型，同时努力保持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度，由此实现增长动力体系的再平衡。长期非均衡增长造成消费与投资的严重失衡，制约了社会消费需求的增长和释放，随着出口增长贡献度下降，社会总需求不足问题逐渐凸显。同时，投资主导型增长造成的产能过剩，与总需求不足之间形成的需求缺口难以弥合，导致严重的宏观结构性问题。
中国非均衡经济增长时代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增长动力重塑和增长模式转型都将以总供求的平衡为基础。因此，在生产端，须以资源配置和投资体制转型为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为需求端提供高质量的有效供给；在消费端，须以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为基础，在以“双循环”战略重塑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多途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构建可持续的橄榄型社会，从而厚植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基础。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增长的根本要求，也是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本质目标。
在经济增长转折期，要超越传统增长模式的极限，平稳转入新增长阶段，宏观政策须紧紧围绕增长动力重塑和增长模式转型，积极构建能够促进长期增长的动力体系和发展模式。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努力以较小代价和较短时间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共同繁荣的国家治理梦想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发展夙愿。
人类文明是历史进程的回响，经济奇迹是改革时代的回声。在中国经济增长转折期，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在曲折中前行，依稀能够听见经济列车在增长道口变轨的吱嘎之音；结构修复与韧性增长在逆风中推进，隐约能够听闻增长车轮前行的铿锵之声。放眼未来，在外部大国竞争和内部发展转型的战略全景图上，尽管经济增长与发展转型之路仍面临强劲逆风与诸多挑战，但只要坚定地“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就一定能够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续写经济繁荣的中国故事。
增长，我所欲也；繁荣，亦我所欲也。经济增长是共同繁荣的有效保证，共同繁荣则是稳定增长的坚实基础。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大众福利》中说，“提高人民富裕水平不应当通过进行国民生产总值再分配这种没有结果的争吵实现，而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一个明显的道理是：每个人从一个日渐增大的“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块，要比在一个小“蛋糕”的争夺中分得一块容易得多，因为用后一种方法所获得的任何“利”都是以“弊”为代价的。因此，要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公平地分享“蛋糕”，走共同繁荣之路。要做大“蛋糕”，就要继续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道路，持之以恒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既有效应对当下的挑战，又切实抓住未来的机遇，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分享“蛋糕”，就要在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下，探寻国民财富增长的路径与方式，既避免简单追求平均主义的负向激励，又防止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鸿沟，在财富增长和分配公平之间达成有效平衡，实现从小康社会走向丰裕社会的梦想。
在大国崛起进程的新阶段，实现经济繁荣与共同富裕的梦想，这是赶考的中国必须回答的基本命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灯塔。
张立洲2023年8月26日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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