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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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波
出版社作家
ISBN9787521227499
出版时间2024-05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52元
货号32073130
上书时间2024-07-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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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理波，本名孙理波，1960年9月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年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讲授《西方法律思想史》，任副教授。2000年后在上海工作，担任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同时，从事现代艺术实验，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画展，作品被北京、上海、香港、美国等地收藏家收藏。
目录
无
内容摘要
本书作者理波是诗人海子的好友，本书为作者回忆与海子同在学校任教时的生活，披露海子很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纪念曾经的青春岁月、热烈友谊、为文学燃烧的岁月。作者查阅了相关文字材料，并找出了当年的实物、照片，更重要的是仔细查阅了他写了十一年（1977-1988）的日记，并跟与他和海子都熟识的老友多次交谈，了解并唤起了更多记忆中的细节，进而对既有文字中的重要时间节点、人物、事件做了必要的调整与勘误。谨以此书纪念逝去的好友、人们喜爱的诗人——海子。
精彩内容
\"相识在法大孤独的东方人第一次感到月光遍地月亮如轻盈的野兽踩入林中孤独的东方人第一次随我这月亮爬行——《孤独的东方人》海子1983年的春天，雨水尤其多，是那种江南特有的细雨，不打伞也没事，但时间一长，从头发上滑落下来的水珠就像一滴滴泪珠挂在脸上。
3月起，我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实习，带教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身材微胖的老法官——赵凤岱。之前，他曾是静安分局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某天下午，窗外阴雨绵绵，老赵随手收拾了一下办公桌上的卷宗说：“你们今天就早点回学校吧。”我走出位于愚园路上的法院小洋楼，徒步到两公里外的中山公园，穿过宽大的草坪，公园的北门外，便是华东政法学院。
中山公园北门内的小路旁有块空地，靠墙处有一长溜报栏，我们平时路过时都习惯在那儿浏览一会儿报纸。
记不清是哪张报纸在版面的中间赫然印着一排黑体字，映入眼帘的便是“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的字样。这下我知道了，原来的“北京政法学院”现在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了，特别是前面冠以的“中国”两字，使一个从未去过北京的青年学生，顿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向往。中国政法大学在公安部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时间是1983年的5月7日，我看到的应该是第二天的报道。
实习结束，回到学校。不久，我果然被分配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了法大。对未来，我内心充满一种懵懂的憧憬。“做一名教师仍然是很高尚的事”，记得海德格尔曾这样说过。
1983年8月12日，我们一同被分到政法大学的几个同学约好一起赴京。由于火车票不好买，辗转托人才搞到了几张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发车，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5次列车车票。
赤日炎炎、气温如蒸，匆匆上车，放好行李，浑身已被汗水浸湿。火车在嘈杂声中，徐徐离开站台。这趟45次列车是过路车，我们买的是无座票，只能站在拥挤的过道里。窗外的风在列车提速时才能刮到脸上，深深地吸一口气，方感到一丝凉意。直到列车驶过南京长江大桥，我们才陆续有了座，经过二十二个小时的燥热旅途，次日清晨六点，我们终于到达了北京站。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那年，差一个月，我二十三岁。
毕业前夕的一段时间里，我所在年级的同学都在实习，有些在郊区实习的同学就住在了实习单位，因此学校宿舍楼里有不少房间有空的床位。
有一天，来了几个自称是北京政法学院1979级的学生，他们也在实习，抽空溜到上海玩几天，自行找到我们同学，说想在宿舍里借宿几晚，这样可以省掉一笔旅馆费。晚上，我们好奇地与他们攀谈，也想了解一点他们学校的情况。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一个劲儿地夸我们这个曾经被称为“东方哈佛”的校园，简直赞不绝口。说到他们的校园时，其中一个同学调侃道：“我们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围墙，但门不少；二是学生没人管，自由自在。”我有点儿蒙，想象不出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
有关中国政法大学的情况，除了他们说的，就是我在中山公园的报纸上看到的一些信息，知道了学校实行“一校三院”制，即校部下设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和进修生院三个学院，还知道了当时的校长是由司法部部长刘复之兼任，其余则一概不知。
直属司法部的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等五所院校，都是1952年所谓“院系调整”的产物。经历了“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后，这些院校都是几次关门几次复校，用“满目疮痍”来形容它们一点不为过。
“文革”后，北京政法学院恢复招生。1979年第一次招生时，1949年前的老教授们已靠边站了几十年，五十年代的青年教师们也都已人到中年，有的从京郊、有的从外地被陆续召回政法学院。
1989年主政法大的江平校长，当年被打成“右派”后，“文革”期间一直在北京延庆的一所中学里当老师。复校时，被请回学院担任民法教研室主任。1983年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时，江老师是本科生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
五十年代初，在学院路新建的“八大学院”里，法大校园原本就是最小的（也有说法认为“八大学院”中不包括法大），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校园支离破碎，全部加起来也就八九栋楼。尽管当时已复校四年，依然有多家单位占据其中的几栋，北门则常有外面的马车拐进来，校园的路上不时可以看到马粪，因为三环辅路到法大北门时断掉了，所以马车右拐借道，进入学校从东门出去。
在新盖食堂的边上是五号楼，由北京歌舞团、戏曲团等单位占用。清晨时分，经常能听到年轻学员吊嗓子的声音，崔健成大腕儿之后，大家发现就是当年曾在楼道里练歌、在食堂里挤着买饭的小伙子。
法大校园当时确实没有完整的围墙，学校的大铁门也关不上，斜着用一根木棍支撑着。东西南北，都有门可以自由进出。一号到四号楼是所谓的学生宿舍，我们几个从上海来的同学，到达法大的当天，两眼一抹黑，根本没人管。后来找到了先来的同学，与他们在二号楼的宿舍挤着住下。
我思忖等开学了，应该会安排我们，至少分一间宿舍吧。其实，学校压根儿就没有地方给我们这拨人住。
几天后，校人事处处长告诉我们，学校在北三环西路，大钟寺正对面一条小路（当时没有路名，现在叫四道口路）往南一百米的地方，租了一个小院，作为我们的临时宿舍。
小院是海淀区东升乡大钟寺大队为搞活经济，利用闲置空地新盖的三排东西走向的平房。红砖红瓦，每间十多平方米，南北各有一个窗户，放置了三张单人床，可以住两到三人。
我第一次见到室内朝北的窗户又高又小，有人告诉我，北京冬天风大，“针鼻儿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所以朝北的窗户必须小，到时还要用纸把窗框糊上。
一扇双开的紫酱红大铁门，进门右侧是门卫、厕所，有一位村里的大爷做门卫，顺便照看院子、打扫卫生；左侧是水房，里面有一个烧水的小锅炉。
大铁门外正对的是大队的猪圈。正值夏天，那股味儿弥漫整个小院，屋里的苍蝇黑压压趴满半个天花板。开学后，学校给每间屋子安了一个纱门，但对面那味儿始终无法消除。
每一排房屋有十五间左右，我和查海生都住在左侧靠北的这排，我在第四间，他在往东朝里的第十间左右。
1982年秋天，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四学生查海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实习，协助法官审理了几个离婚案子，实习结束，回到北京。1983年8月底，他带着一个大木箱和生平第一本诗集《小站》，来到了位于海淀区学院路41号——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政法大学。
查海生从1979年到北大上学，已经在北京待了四年了，分配到法大工作的时候他才过十九岁。
拿到钥匙后，查海生直接把他的行李从北大搬了过来。行李中有一个醒目的大木箱，足有一米二长，本色，没有油漆。
查海生在我们这群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圆圆的脸上一脸稚气，留着简单朴实的发型，爱穿一件白衬衫，话也不多，似乎没过几天，在我们中就开始流传他会写诗。 大钟寺小院离学院路校区公交一站地，我们每天徒步沿着三环路往东，过一座铁路桥去上班。我在办公室打杂，没有太多事儿，一般四点左右就回去了，小查一般都会在五点后回来。
先回来的我，时常看见他穿着白衬衫、淡灰色长裤，低着头，一手拎着一个学校发的绿色铁皮暖壶从宿舍那头走出来，路过我的房门，到大门口的水房打开水。那时我们都初来乍到，碰上会打招呼，略微寒暄几句。
过了几个月，住在小院的年轻人便慢慢熟稔起来，有人提议周末聚在一起聊天，还给这种聚会取了一个雅号“白取乐”，即英文单词bachelor的谐音，意指大家都是大学毕业，有学士学位，又都还是单身，聚在一起聊天消遣。
小查有时也会被邀来“白取乐”，从聊天中，我们对朦胧诗及当时全国各地的所谓“黑道”诗人，开始有了一些了解。大家也知小查爱写诗，读了不少书。
“残云收夏暑，新雨带秋岚”。9月开学后，院里召集我们这批刚入职的年轻人开会，江平老师是我见到的第一位领导，五十开外，略发福，说话字正腔圆，嗓音浑厚清亮。
应该是因为“北政”变成了“法大”，学校亟须扩充教学、教辅人员。仅以华政就分来了二十多人，加上一起分来的其他院校的同学，共有七八十人之多，查海生、唐师曾都在其中。
《中国政法大学校刊》是一张只有四个版面的小报纸，编辑部原本有两名同事，查海生与另外一位文学爱好者的加入，让这份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开始有了变化。大家会定期读到一些带有文学色彩的内容，由此校刊曾一度备受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喜爱。编辑部有时还会组织一些诗歌活动，被邀请来作讲座的著名诗人有顾城、刘湛秋等。在校刊编辑的带动下，同学们成立了自己的诗社，查海生被聘为顾问。
编辑部在学校大门右侧七号楼的底层，我们教研室在二层。上班不久，我时不常地会去他们办公室聊会儿天，他们也需要联络老师和学生给他们投稿。喜欢摄影的唐师曾也经常过来串门，他摄影生涯中发表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刊登在这份不起眼的小报上。报纸还有一个不定期的栏目叫《青橄榄》，我还应约写过五六篇与读书相关的短文，发在这个栏目上。
小查曾用笔名“扎卡”在校刊上发过几首小诗，法大第一本诗集《青铜浮雕狂欢节 我》中，刊登了他的长诗《北方》和《女孩子》。后来，校刊又编了一本校园诗集《草绿色的节日》，海子在诗集的第57页《双叶草》栏目中，刊登了《感觉》（九首）。我现在想不起来自己为何会用“黎波”之名在其中的《星星雨》栏目，刊登了一首题为《飞碟》（外一首）的诗。
这本诗集出来以后，有人给了我一本，我碰到海子对他说，《草绿色的节日》的这个“草”字，挺别扭的。他朝我看看，低头笑笑，这是他习惯性的表情。
这些年常有人问：“理波，你写诗吗？”其实，我对这本诗集早已忘得精光。直到有一年在北京，一位当年的学生给我看这本集子的照片，我才想起有这档子事。当年在法大，有不少人写过诗，后来都因为有了海子，几乎再也没有人自认是诗人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诗人消灭了诗人”吧。
从那时起，小查开始使用“海子”这个笔名。从此，他多了一个名字。
现实中，他其实有三个名字，查海生、小查、海子。在法大工作关系中，年长者一般都连名带姓地叫他全名；年龄相仿者则一般叫他小查；知道他写诗而且关系比较熟的会喊他“海子”。
在我们认识的头两年中，我称呼其“小查”远多于叫“海子”，后来慢慢认同了他的诗人身份后，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叫他“海子”，感觉他也很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
他不在场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聊天中提到他，还会称“小查”。小查、海子，这两个名字似乎内涵有些不同，尤其是在不同人的嘴里。
称谓的变化也是人际关系的变化，其中会隐含某些微妙的感觉。那些年龄比他大几岁的法大人，很长时间都是认为这个“小查”就是一小屁孩儿，因为他不仅个子不高，年龄也确实小。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每次提到海子，还是叫他“小查”。直到近些年，我才发现他们慢慢改称“海子”了。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住的大钟寺小院开始有传言，“小查有女朋友了”。大家没太当真，因为他年龄太小，小到甚至比同住一起的人小了近十岁。自从有了这个传闻，我发现有人见到他时会逗他，他则低头不语，抿嘴一笑。
也是从那以后，我开始知道，该女生1983年入学，是刚成立不久的经济法系的学生，他们是在那年寒假前的学生诗歌活动中认识的。转过年来，1984年上半年的春天里，两人渐渐进入“恋爱”季。就在此时，在校办工作的一个同学，在校园里碰上，笑呵呵地告诉我，“小查‘以文会友’，有女朋友了”。
那年，海子写了一首《爱情的故事》：今天夜晚语言秘密前行直到完全沉默临近暑假的时候，传言我们要搬到昌平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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