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石雕艺术口述史/海峡两岸民间工艺口述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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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东树|总主编:李豫闽
出版社福建教育
ISBN9787533482169
出版时间2018-06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198元
货号30477173
上书时间2024-07-0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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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豫闽，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美术学一级博士点带头人，美术学一级博士后流动站带头人。福建省政协委员。全国百篇很好博士论文评审委员，文化部、教育部研究生教育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委会，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很好成果奖评审委员，中国·闽南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专家委员会委员，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及传承人申报评选专家，福建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16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评为“文化名家”。
作者简介
徐东树(1973- )男，福建安溪人，福建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美术史论与书法的教学与研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2002－2005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2007－2009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在各级专业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近50余篇。著作获“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400种精品项目一项。主持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各一项，为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课题组成员。曾获清华大学《装饰》杂志2015年度很好论文奖，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福建省第九、十届社会科学很好成果三等奖，福建师范大学靠前青年教师称号。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寿山石雕艺术
第一节 寿山石雕艺术概述
第二节 寿山石雕艺术口述史
一、林亨云：“没有决心、耐心和信心做不出好作品。”
二、陈达：“普通的石头也可以开出美丽的花。”
三、林飞：“最重要的是整体。”
四、黄丽娟：“最美的题材就在你面前。”
五、潘惊石：“找自己喜欢的东西来刻。”
六、郑幼林：“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
七、王一帆：“一辈子用心做减法。”
八、刘爱珠：“迈步在探寻美的漫漫路上。”
九、何马：“一世开风气，三生结玉缘。”
十、陈为新：“不再追求刻意的新和奇。”
第二章 惠安石雕艺术
第一节 惠安石雕艺术概述
第二节 惠安石雕艺术口述史
十一、张建奎：“小我当随大时代。”
十二、王向荣：“学习力，就应该跟吃饭一样。”
十三、孔武战：“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
十四、蒋清兰：“我是一个简单做事的人。”
第三章 台湾石雕艺术
第一节 台湾石雕艺术概述
第二节 台湾石雕艺术口述史
十五、李明龙：“手头的功夫和心里的功夫联系在一起才能算创作。”
十六、宋岗：“将寿山石由工艺品变成艺术品。”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徐东树著的《海峡两岸石雕艺术口述史》分三章，每章两小节，第一小节是概述，第二小节是口述史。全书共载录了16位海峡两岸艺人的口述史：第一章寿山石雕艺术，有10位艺人；第二章惠安石雕艺术，有4位艺人；第三章台湾石雕艺术，有2位艺人。本书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石雕艺人口述自己的历史。
全书体例完整且比较合理，内容涵盖了福建的石雕的两大相对独立的系统，一个是以惠安石雕为代表的以建筑石刻为主的“大型石雕”，另一个是以福州寿山石雕为代表的以赏玩工艺为主的“小型石雕”，而台湾的工艺石雕，不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其主要文化来源就是惠安石雕和福州石雕。
主编推荐
徐东树教授在本书后记里感言：“和很好的手艺人聊天，是令人愉快的。他们往往有很强的行动能力，有坚强的意志。哪怕不太会说话，却仍然不时可以听到一些用生命凝练过的警句。近距离的接触，你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蕴含着一种比较质朴而温和的力量，一种坚实的质地。一艺之成，是长年辛勤劳作的结果，却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塑造了一个人。这时候你会不自觉地感叹，正是劳作使一个人的身心变得更加健康了。” “中国历史的传统中，匠人的历史长期空缺，只在明清的文人笔记中才开始有较多关注，但也一直难成系统，给后代的物质文化的历史研究者造成了许多困难。口述史的意义，在于尽可能为历史保留一点不太为人重视的细节与状态，以呈现一点历史肌理的血肉。” 本书对于闽台渊源深富的石雕工艺美术文化及民间石雕工艺的传承关系、民间石雕工艺生产的运作机制与模式而言，可窥一斑。
精彩内容
为何要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做民间工艺研究？
在文字出现之前，口述和记忆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途径。
游吟诗人与部落祭司可能是最早的历史学家，他们通过鲜活的语言与生动的叙述，将记忆、思想与意志诚恳地传递给下一代。渐渐地，人类又发明了图画、音乐与戏剧，但当它们尚在雏形之时，其他一切的交流媒介都仅仅作为口头语言的辅助工具——为了更好地讲述，也为了更好地聆听。文字比语言更系统，更易于辨识，也更便于理解。文字系统的逐渐成形促使人们放弃了口头传授，口头语言成为了可视文字的辅助，开始被冷落。然而，口述在人类的文明中从未消逝，它们只是借用了其他媒介的外壳，悄然发生作用。它们演化成了宗教仪式与节庆祭典，化身为民间歌谣与方言戏剧，甚至是工匠授徒时的秘传心诀，以及祖母说给儿孙听的睡前故事。
18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殖民活动盛行，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学者们在面对完全陌生的文明时，重新认识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由此，口述历史重新回到主流学术界的视野中，但仅仅作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辅助研究方法，仍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20世纪初，欧洲史学界掀起了一股“新史学”风潮，反对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提倡从人的角度理解历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口述史研究迅速地流行开来，在美国和欧洲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以哥伦比亚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学术核心的美国口述史项目，大多倾向“自上而下”的研究模式，从社会精英的个人经历着手，以小见大；英国则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审视历史，扎根于本土文化与人文传统，力求摆脱“官方叙事”的主观影响。
长久以来，口述史处在一种较为尴尬的处境：不可或缺，却又不受重视。传统史学家认为，口头语言相较于书面文字与历史文物，具有随意性、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进行信息传递时容易出现遗漏和曲解，因此口述史的材料长期被排除在正式史料之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史的诸多“先天缺陷”在“二战”后主流史学的转向过程中，逐步演化为“后天优势”。在传统史学宏大史观的作用下，个人视角与情感表达往往被忽略，志怪传说与稗官野史在保守派学者眼中不足为信，而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源，正是民族与国家生命力之所在：脑海中的私人记忆，不会为暴政强权所篡改；工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实践中历久弥新；目击者与亲历者的现身说法，常常比一切文字资料更具有说服力。口述史最适于研究的对象有三：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视角；二是私密性较强的领域与行业；三是个人经历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交融与影响。当我们将以上三点作为标准衡量我们的研究对象——海峡两岸民间工艺美术时，就能发现口述史作为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首先，以口述史的方式来研究民间工艺，必然凸显其民间性，即“自下而上”的视角。本质上说，是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精英阶层转为普通人民大众；确切地说，是关注一批既普通又特别的人群——一批掌握家族式技艺传承或由师徒私授培养出的身怀绝技之人，把他们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的主题，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的机会，并因此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它能帮助那些从未拥有过特权的人，尤其是老年手工艺从业者，逐渐地获得关注、尊严和自信。由此，口述史成为一座桥梁，让大众了解民间工艺，也让处于社会边缘的匠师回到主流视野。
其次，由于技艺传承的私密性和家族式内部传衍等特点，民间工艺的口述史往往反映出匠师个人的主观视角，即“个人性”的特质。而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工作和经验，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历史事件，则如亲历某一工程的承揽、施工、验收、分红等。尤其是访谈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年长匠师时，他们谈到某一个构思或题材的出现过程，常常会钩沉出一段历史，透过一个事件、一场风波，就能看出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变革，甚至工业技术和审美趣味上的改变。一个亲历者讲述对重大事件的私人记忆，由此发掘出更多被忽略的史料——有可能是最真实、最生动的史料，这便是对主流历史观的补充、修正或改写。
民间艺人朴实无华的语言，最能直接表达出他们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漳浦百岁剪纸花姆林桃，一辈子命运坎坷。她三岁到夫家当童养媳，十三岁与丈夫成亲，新婚第二天丈夫出海不归，她守了一辈子寡。可问她是否觉得自己一生不幸时，她说：“我总不能天天哭给大家看，剪纸可以让我不去想那些凄惨和苦痛。”有学生拿着当地其他花姆十分细腻的剪纸作品给她看，她先是客气地夸赞几句，接着又说道：“细致显得杂，粗犷的比较大方！”这就是林桃的美学思想。林桃多次谈到，她所剪的动物形象，如猪、牛、羊，都是她早年熟悉但后来不再接触的，是凭借记忆剪出形态的，而猴子、大象、乌龟等她没见过的动物，则是凭想象，以剪纸表现出想象的“真实”。
最后，口述史让社会记忆成为可能。纯粹的历史学研究，提出要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它，这仅凭借传统式的文献和治史的方法很难做到，口述史却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采访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通过他们的口述，往往能够获得许多在官修典籍、方志、艺文志中难以寻见的珍贵材料，诸如家族的移民史、亲属与家族内部关系、技艺传承谱系、个人生命史，抑或是行业内部运作机制与生产方式等。这些珍贵资料，可以对主流的宏大叙事史学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史料补充。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工艺口述史的采集，还具有抢救性研究与保护的性质。因为许多门类工艺属于稀缺资源，传承不易，往往代表性传承人去世，该项技艺就消失了，所谓 “人绝艺亡”正是这个道理。2002年，我与助手赴厦门市思明区采访陈郑煊老人，当时他已九十多岁高龄。几年后，陈老去世，福建再无皮（纸）影戏传承人。2003 年，我采访了东山县铜陵镇剪瓷雕传承人孙齐家，他是东山关帝庙山川殿剪瓷雕制作者（关帝庙1982 年大修时，他与林少丹对场剪黏）。两年后，孙先生去世，该技艺家族中仅有其子传承。2003 年至2005 年，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数次采访泉州提线木偶表演艺术家黄奕缺，后来黄奕缺与海峡对岸的布袋戏大家黄海岱同年先后仙逝，成为海峡两岸民间艺术界的一大憾事。福建文化是中原汉文化南迁的一个分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漳、泉不少汉人移居台湾，并将传统工艺的种类、样式带到台湾。随着汉人社会逐步形成，匠师因业务繁多而定居台湾，成为闽地传统民间工艺传入台湾的代传人。历经几代传承，这些工艺种类的技艺和行规被继承下来。我们欣喜地看到，鹿港小木花匠团锦森兴木雕行会每年仍在过会（行业庆典），这个清代中期传入台湾的专门从事建筑装饰和佛像雕刻的行会仍在传承。由早期的行业自救演化为行业自律的习俗，正是对文化传统的尊崇和坚守。清代以降，在台湾开佛具店的以福州人居多；木雕流派众多，单就闽南便分为永春、泉州、同安、漳州等不同地域班组；剪瓷雕、交趾陶认平和人叶王为祖，又有同安潮汕人从业；金银饰品打造既有福州人，亦有闽南人、潮汕人；织绣业则以福州人居多。可以说，海峡两岸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发展，充分说明了闽台同根同源，同属于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是台湾民间工艺的原乡，台湾是福建民间工艺的传播地。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中原文化传至福建，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生产和建设，在漫长的融合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文化在地性的特征。同样，福建民间工艺传播到台湾，有其明确的特点，但亦演变出个性化的特征， 题材、内容、手法上均有所变化。尤其新近二十年，台湾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浪潮的推动下，有了许多民间工艺的创造，并在“深耕在地文化”方面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实践，使得当地百姓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和资源，珍惜和保护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职责。这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如此看来，海峡两岸民间工艺口述史的研究目的不能仅局限在对往事的简单再现，而应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上来，延长民族文化记忆的“保质期”，使得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能够理解、接纳，甚至喜爱传统文化。诚如当代口述史学家威廉姆斯（T.Harry Williams）所说：“我越来越相信口述史的价值，它不仅是编纂近代史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海峡两岸民间工艺口述史丛书”能够在揭示历史深层结构方面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而且还能对“文化台独”予以反驳。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对海峡两岸民间工艺的田野调查，始于20 世纪50 年代。1950 年，吴启瑶先生曾沿着福建沿海各县市，搜集福鼎饼花和闽中、闽南木版年画资料进行研究。1990 年，我与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大一在读学生邱志杰，以及漳州电视台对台部副主任李庄生、慕克明，在漳州中山公园美术展览馆二楼对漳州木版年画传承人颜文华兄弟及三位后人进行采访拍摄；1995 年， 我作为福建青年学者代表团成员访问台湾，开启对海峡两岸民间工艺的田野调查。2005 年大年初五，我与硕士生黄忠杰、霖等从漳州出发，考察漳浦、云霄、东山、诏安等县的剪瓷雕、金漆画、木雕、彩绘等，对德化和永安的陶瓷、漆篮、制香工艺，以及泉州古建筑建造技艺进行走访和拍摄，等等。2006 年8 月，我与硕士生黄忠杰应台湾成功大学邀请，对台湾本岛各县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走访了高雄、台南、屏东、嘉义、台东、彰化、台中、台北的二十多位“传统艺术薪传奖”获奖者，考察了木雕、石雕、彩绘、木偶头雕刻、交趾陶、剪瓷雕、陶瓷、捏面、纸扎等项目。2007 年5 月，福建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在仓山校区邵逸夫科学楼举办了“漳州木雕年画展览”。2007 年夏，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师生与台湾成功大学艺术研究所师生组成“闽台民间美术联合考察队”，对泉州、厦门、漳州三地市的传统工艺、样式及土楼建造工艺进行考察。近年来，学院先后承担了《中国设计全集·民俗篇》（商务印书馆2013 年出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漳州卷》（ 中华书局2013 年出版） 、《中国剪纸集成·福建卷》（在编）、《中国少数民族设计全集·畲族卷》（在编）、《中国少数民族设计全集·高山族卷》（在编）的撰写任务， 成为南方“非遗”研究与保护，以及民间工艺研究的重要基地。这些工作都为本套丛书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出版本套丛书的构想，得到了福建教育出版社原社长黄旭先生的鼎力支持，双方单位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黄旭先生高瞻远瞩，清醒地意识到海峡两岸民间工艺口述史作为 “新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因为涉及海峡两岸，更显出意义非同凡响；林彦女士作为丛书的策划编辑，承担了大量繁重的项目组织和协调工作，使丛书编写和出版工作有序地推进。另外还有许多出版社同仁为此付出了辛苦劳动，一并致谢！
李豫闽
2017年7月10日
？前言
一个暮春午后，看到了陈达老师桌子上那个指纹钮印章，那么通透灵光的石材长着那么尖锐的一个钮头，刻什么别的都不合适，就好像天然是为了留下陈达老师两个那么细腻动人的指纹。面对一个奇妙得仿佛灵光一闪的雕刻，你会觉得语言那么苍白。
做口述史，为我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走出书斋，走到那些每天只喜动手、不好动口、基本不动笔的手艺人工作室里，去体验一段并不流畅，但满是地气的另一种充实的生活，那里面艰辛与欣喜始终共行。如果不是靠着一点脚勤口勤，我很难想象还有像他们那样的生活世界。哪怕是面对面的交流，石雕艺人在口述自己的历史时，我仍然会觉得他们那里有太多信息还没来得及甚或从来没有细梳保存就已经不在了。他们的早年作品与生活大多也只剩一个轮廓，他们也大多没有保存的意识。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多少有点鲁莽的外来访问者，生硬地闯进他们的生活，用极其有限的文字，保存一点点即将消逝的记忆和信息，恐怕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多事就要自然消散于风中了。如果这个粗陋的口述史，还能够有一点参考价值，甚至还能够幸运地激起个别后来者参与记录的热情，那算得上是幸甚至哉了。
本书仅仅载录了十六位艺人的口述史，只是沧海一粟。在开篇之前，容我交待一点相关背景。
相对于福建而言，台湾的文化开发和发展较滞后。从元代开始，在行政管辖上台湾就直接划入福建，所设澎湖巡检司隶属泉州路。清代康熙帝统一台湾后直接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的发展过程其实不妨可看作是一段不断移民的历史。目前台湾有二千三百多万人口，其中17世纪之前就居住在台湾的反而变成了占人口比例很小的少数民族，仅占百分之二的人口比例。在移民中，福建移民又是主体。如果仅从生活习俗的基本状况来看，福建与台湾的关系用密切已经不足以形容。可以这样说，两岸的民间信仰与物质文化传统基本没有什么区别，这从两岸工艺美术的文化主体可以看得出来。作为一个闽南人，我到过台湾几次，从语言表达到生活习惯，一点都没有觉得是到了异乡，跟回老家的感觉基本上不存在差别。这次做了一个初步的石雕口述史，更是加深了我的基本印象和认识。
福建的石雕主要有两个大体上相互独立的系统。一个是以惠安石雕为代表的以建筑石刻为主的“大型石雕”，主要以坚硬的花岗石、大理石、青石、砂石为基本雕刻材料。另一个是以福州寿山石雕为代表的以赏玩工艺为主的“小型石雕”，主要以软彩石如福州的寿山石为基本雕刻材料。因为雕刻的材质、内容、功用与服务对象的差异，这两个系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惠安石雕更多考虑应用性功能，而寿山石雕对艺术性相对考量更多一些。因此，寿山石雕的创作风格比较多样，流派名家纷呈，发展的历程也会比较多姿多态一点。清末民初寿山石雕有“东门派”“西门派”之分，当代更是有“学院派”的气象万千。寿山石雕由于有大量文化人的参与，不论收藏、鉴赏，还是评论，也都有一定的规模，因此也留下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与历史。
目前，福州有大大小小的寿山石雕集市几十个，同时还是世界软彩石的重要集散地，寿山石雕也是目前福州最突出的一个文化产业、一张文化名片。因此，我在做口述史时也就明显给予倾斜，把主要的篇幅放在寿山石雕艺人的访谈上。而惠安石雕则只选择了四位艺人。很长一段时间，石雕是惠安县重要的支柱产业，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行业在惠安全县所占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但从就业人口的规模以及文化影响来看，它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长远的发展意义不容小觑。惠安县崇武镇五峰村被誉为“中国南派石雕村”，是南派石雕的发源地，也是惠安首富村，村工业区被原国家农业部命名为“全国乡镇企业示范区”，它不仅是国内的重要石雕重镇，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之乡”。张建奎是改革开放后五峰村经济腾飞时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担任了十三年的村干部，做了两届的村主任和村支书。他是数代家传的石雕艺人，也是惠安石雕红色题材的重要开创者。王向荣是至少第五代的家族传承石雕艺人，也是致力于石雕产业文化升级的代表性人物，创建并主持设计了中国首个独立的石雕艺术馆——鼎立艺术馆，举办过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石雕交流展。孔武战则是来自河南已落户崇武三十年的石雕艺人，是一位风格独特、勇于探索的代表性人物。蒋清兰是五峰村蒋氏族群有数代家传的一位女雕刻师，她是在影雕上有影响力的后起之秀。
台湾石雕口述史只做了“小型石雕”一位，“大型石雕”一位，分别是寿山石雕的宋岗，以及跟从惠安艺人学过艺的李明龙。台湾的工艺石雕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其文化主要来源就是惠安石雕和福州石雕。惠安石雕传到台湾比较早，一直是台湾建筑石雕的主体，而寿山石雕真正出现专业艺人则是1949年之后的事了。目前来看，整体上以惠安石雕为主体的台湾建筑工艺石雕这个行业，基本不再有新的艺人加入，而原来从事这个行业的也基本只做经营管理，手艺大多交给惠安石雕艺人来做。估计除了专业艺术院校作为雕塑艺术门类而保留了少数纯艺术创作外，传统石雕手艺将来可能会在台湾消失。同样，台湾寿山石雕也只有很少的人参与，2017年才开始有专门的印钮雕刻比赛。在宋岗先生看来，这样的比赛，参加者都还不够全力以赴，以至于即使自己已经做好了参赛的作品，仍然会打消再次参赛的愿望。基于这些情况，台湾艺人的口述史相应就做得比较少了。
相较于福建，无论台湾的石雕工艺如何地不发达，但有一点值得福建石雕界永远尊重与纪念：福州、惠安的石雕工艺，有今天这么好的发展水平与市场规模，离不开台湾的推动。1992年福建与台湾“小三通”以来，台湾市场绝对是最重要的推手，为这两个地方的石雕行业插上了经济腾飞的翅膀。
徐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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