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最大化你的学术影响力

本书为学者、科学家及其他研究员提供了较为新兴专业领域的信息和建议如何提升学术研究的接受度和影响力。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神话故事《魔戒》（Lord of the Rings）中有句名言：“建议是一份危险的礼物。即使是聪明人给聪明人的建议，在其执行过程中都可能出错。”这句话简洁地总结出了给出建议时出现差错的各种可能。任何建议都有可能是不明智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尤其当这些建议没有依据、缺乏认证、过于笼统或过时失效时）。另外，如果给出的建议模棱两可、无法被证实，接受建议的人就容易误解它，可能错误采用，或者盲目滥用。即使是好的建议，也不一定总是有效，因为采用时环境可能改变，无法因时制宜。

机场书店里总是堆满了许许多多规劝他人和如何自救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的作者中，似乎很少有人在意托尔金的警告。他们自信地宣称（正如他们的行动那样），为了不断追求更高的效率、达到完美卓越，每个人都应该言必行，行必果。所以，大多数科研人员和学者对他人的意见持怀疑态度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如果取得成功非常容易，那么任何人做事都不会出错了。

面对一群苛刻挑剔的读者，给其提供建议和指导信息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最大限度发挥大学及其学术研究影响力方面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得出能提升学术影响力且经过科学验证的方法可能还需要等待几十年。因此，单纯地等待这个时代的到来是行不通的。“有用的知识”永远只能建立在科学探究的基础上的这一假设，总会遭到资深评论员的否定。

本书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充分涵盖了我们八年多的研究成果。在此期间，我们正式采访了数十位学者及在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工作的相关人士，访谈了各种研讨会的数百位与会者，发布了博客（blog）并收到数千位读者的评论。此外，我们还深入研究了许多相关的学术文献。我们不停地从中吸收观点，努力提炼出有理有据的想法和建议。然而，我们自始至终都知道，我们拿出的仅仅是意见，其中有的部分还有待读者自己去尝试体验。

没有人会把餐厅菜单上的每道菜都尝一遍，并期望每道菜都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或符合自己的口味。这是因为每个人自身的体质和状况都不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对菜单上食物的某些成分过敏，他就不会点这类菜品类似情况很可能会出现在本书中。因此，本书跟我们之前出版的书一样，试图对有关问题进行连贯分析，勾勒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法，使其“真正有用”。书中的每条建议仅仅只是一个提示，读者可以（也可以不）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情况自行评价、理解和采用。

当今时代，科学和学术领域发展变化迅速。本书探讨的问题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尽力收集整理学术研究重要领域中有价值的建议和指导，呈现给不同学科和身处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读者，并希望引起他们的共鸣。至少我们希望读者能发现，有条不紊地思索这些问题，对拓展自己的思维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对不断加入的新生代研究员进行教学或与其交流学术时。

毫无疑问，本书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有争议的内容。在信息技术行业开放源代码运动后，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只要给予足够多的关注，所有错误（bugs）都是肤浅的。”只要是探讨新问题的书，都可能出现因我们没有准确理解而出现的错误、问题和争议。真诚希望你提出批评、意见或建议，帮助我们做出改进。请你通过电子邮件给我们留言（帕特里克·邓利维：p.dunleavy@lse.ac.uk，简·丁克勒：jane.tinkler@stir.ac.uk）。如果你觉得本书有帮助，不妨告诉我们，或者推荐给同事。

最后要说的是，提升学术研究的影响力不是出于某些“新自由主义”目的来打压和限制学术活动，而是当代科研和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信念。在当前经济、政治和生态背景下，至关重要的是要：

（1）不断提高动态知识库的有效性，使现代文明持续巩固发展；

（2）使科研和学术工作尽可能为全体公民所接受，并努力保持下去。

当代文明目前可能处在悬崖边上，面临各种危险。一旦衰落，可能很难恢复，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无法恢复。这本书展现了我们的信念：避免学术孤立、发展跨学科知识、接受民主化的知识交流都可以促进社会积极向前发展，并确保其发展不偏离轨道。

影响力议程如何促进学术进步和知识民主化

科学和技术几乎完全不属于政治决策的范畴。从来没有选民投票选择分裂原子或拼接基因；从来没有立法机构给苹果公司的音乐播放器iPod或互联网授权。因此，我们的文明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我们颂扬自由和选择，却屈从于技术科学对我们文化的改造，将其视为一种虚拟的命运。

——布莱恩·韦恩（Brian Wynne）

提高大学内外学术研究的影响力，应该是一个相对无争议的议程，尤其是出于布莱恩韦恩在上面提到的原因。事实上，本书涉及的许多问题从来都是有争议的。左翼有多个批评家把影响力监测和专有技术改进带来的影响比作超级资本家的“新自由主义”元叙事。这项巨大变革运动（几乎是一个阴谋），执意要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化。

这些描述，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斯蒂德曼-琼斯（Steadman-Jones）对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人物［如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弗里德曼］的讽刺。他们被视作“宇宙的主人”。显然，左翼批评家将新自由主义精英视为掌控人类的有毒力量。出于某种目的，他们这些局外人士强迫过去曾经如同兄弟姐妹般、为了科学或专业共同劳作的知识分子相互竞争。他们还迫使学者和同行对手相互计较引用分值。这些学者过去只专注于学术热点问题从不考虑竞争、任期、薪酬、声望或其他衡量个人成功的指标。企业精英和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甚至可以（用惩罚模式）创建一个新的福柯迪派“学科”。没有影响力的学者知道自己的不足，并努力改正他们的立场，但几乎得不到鼓励。过去，大学教师曾经问心无愧、毫无私心地投入到教学中，细雕慢琢了一些文章，但可能从未见诸报端；或者出于“内在价值”目的出版了一些没有什么读者的著作。现在，他们也不得不加入到广为流行的、资本主义的“老鼠赛跑”中。大学和各院系被迫与“客户”机构签订外部合同、争夺影响力。在这些机构中，他们曾经也无私无畏地追求过科学真理。如此等等。

上面这段描述存在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对现在和过去所做的比较，有一系列虚假和夸大成分。其次，将所有“影响力”变化的原因外部化，而不是归到“真正的”学者或科学家本身。然而，正如本书许多章节所述，学者、科学家、大学及其院系之间的相互竞争，一直以标准的专业方式进行。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充满活力但又以公众利益为诉求的竞争，一直是学术创新和知识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所能获得的有影响力的信息日益实用化、系统化，学者和科学家们现在可能比以前更关注影响力大小。但正如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示，数字工具等影响力评价的创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学术准确性和生产力。因此，广泛地使用这些工具和技术并不能证明学者或科学家比以往在相互竞争上花费了更多时间。

同样，在1914—1985年期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大学及其院系努力阻止对学术和科学独立性的腐蚀。因此，认为学术独立已经遭到当前影响力议程的削弱，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影响力评估全面进行数字化信息处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实现透明度和公开性的更大转变，这对于提高学术诚信、加强公共责任感而言来之不易。所谓受“新自由主义”广泛影响的左翼批评家和保守派诽谤者，似乎也常常反对崇拜像数字化信息技术这样的“新产品”，而更喜欢“缓慢”或不太直接有用的前数字化时代的老产品。

最重要的是，将影响力议程归因于社会规模的“新自由主义”，忽视了学者和科学家自己的主要动机，那就是他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有所作为，并为人类做出更多贡献。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提高个人的学术影响力和外部影响力上，以及更多地集中到大学的学术研究影响力上。这些驱动因素根植于学者们内心，使他们努力工作，有效提高自身的学术能力和对外联络本领。正如我们前面详细阐述的那样，大多数学术影响力议程都有助于研究员更好地进行学术或科学工作，更快捷、更持续地掌握本领域的发展方向，更好地处理项目之间的优先次序，并以更有效和更高回报的方式做出他们自己的研究决定。至于外部影响，任何科学家或学者要尽可能予以关注和重视，并致力于参与公众活动。这一切将有助于他们提升个人学术实践能力，坚守职业使命、不忘初心。

当然，与社会的任何变化一样，潜在的不利因素也是存在的。并非所有的影响力议程都具有学术性或科学性，有些影响力议程带有腐蚀性的官僚作风盲点，如REF、ERA以及其他国家那些肤浅的官僚－学术监督变革。为什么学术人士和科学家大多“赞同”这些变革（尽管不愿意），“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对此没有给出解释。这很容易陷入“阴谋论”模式，即“资本”隐秘的恶毒影响，以某种方式迫使大学及其教职人员接受他们本来完全反对的“惩戒制度”。

要想更好地理解影响力议程中的“盲点”，就要弄清“新公共管理”理念在大学内部的影响。“新公共管理”是管理主义的一种“准范式”。从1990年到2010年左右，“新公共管理”在西方政府内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但对大学的影响有所滞后并逐渐减弱。该理念来自顶层理念将公共机构分解为若干小单位，各单位实行积分排名、委托承包并降低专业激励，以更有力的经济或金钱手段激励员工，让他们互相竞争，以便实现公司自而下的“成果产出”目标。“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核心思想后来又得到许多支持者的观点补充，如“取消”公务员的特权。对大学研究员来说，这意味着学术人员组成结构的变化，即少聘用全职人员并多聘用流动的“兼职”教员，扩大大学内部管理层规模并发挥其作用，以及明确学术人员工作期望值。REF、ERA，以及两国政府管理的“教学审核评估”，成为外部管理主义“方式”侵入高等学校的最惊人的例子，尽管他们声称精确评估研究还缺乏有效证据。

上述观点也说明了为什么有管理主义倾向的资深学者和大学管理方很容易（有时主动地）认同回归性干预，并以此作为加强大学内部控制集权化管理的一种方式。例如，在REF评审活动中，有数百名资深学者担任学科评审小组成员。他们每5年对已发表的20万份“学术成果”进行一次非常肤浅的“扫视”，以便给这些成果“打分”。这就是相关政府机构（现在的英国研究与创新署，以前的英国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所指的“同行评议”相关人员高高兴兴对所有评估材料打一个官僚主义定义的分值，让他们的所谓谨慎、细致和公平行为看起来可以接受。自然地，那些分值最高、科研经费最多的大学，也很乐意认可评审的正确性。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自我实现的管理主义逻辑找到了对影响力议程造成极大破坏的方法。

然而，在提高影响力的过程中，即使是最令人不齿的做法，也可能产生积极的（理性和解放）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和科学批判带来的活力，通常有助于提高粗糙的管理主义监督机制的专业价值。例如，REF评审小组（原本为自己服务）被问及用什么“方法”来评估学术成果时，他们总是为自己的判断方式做辩解，强调是依据学术影响力这一客观标准（如引用数量），实际上最后给的是一个主观分值。相关的政府机构不得不把自认为重要、“经济主义”、商业导向的原本狭隘的概念，夸大成外部影响力。“斯特恩报告”（the Stern report）呼吁REF小组将重点从学者个人学术成果的“目测”评估（不可信或不可靠）转移到整个大学院系和教师的学术外部影响力贡献的全方位评估上来（这更可行）。

在对抗管理主义者的越权操作方面，“斯特恩报告”让我们看到了渺小但十分重要的希望，但这并不是我们对影响力议程持乐观态度的主要理由。相反，正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自主性帮助学术人员和科学家提升了他们学术实践的反思能力，从而获得了影响力议程带来的益处。无数大学教授出于自身考虑，而非因企业或大学高层管理人员施加的外部压力，变得更加关注学术影响力。这一转变的根源既在于高校的扩张（以及相关学术知识的增长），也在于当代知识的数字化发展。本书前两部分讨论的影响力议程的各个方面都代表了一种改进方式或应对策略：全方位保持学术监督，更好地把握学科和跨学科发展，调整悬而未决的新问题的研究方式，促进学术研究成果推广，提高学者和科学家的自我生产力。

这些变化并没有妨碍真正追求长远学术研究的理念，以及基础学术创新和科学创新的逐步发展。这些都是大家宣称的“缓慢”消失的学术实践的好处。大学研究员认真对待学术影响，他们学会了又快又好地进行文献检索，阅读并吸收各类文献，从不同学科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这有助于他们改进研究方式，而不是目光短浅地简单汇集知识。通过有效地消除学术交流的障碍，影响力议程帮助科学家和学者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因此可以说从时间上解放了广大学者这是我们思考、研究和写作的宝贵资源。现代学术研究的规模和深度，以及因资源和数字通信改善而提高了的标准，要求大家必须严肃认真对待学术影响力议程。

关于学术研究的外部影响力，本书第二和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影响力议程发挥的重要作用：帮助扭转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大学教育日益偏离大众、精英化和财政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对外部影响力研究的重视，成为实现知识获取的民主化，推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开放发展的重要动力。开放源码、开放科学和开放获取运动，成为大学院系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粗鲁的、带有攻击性的管理主义的强大力量。直到最近，大公司（学术研究资助者）或政府部门（负责重点研究项目）还严格控制科学和学术研究议程（而且在许多领域是完全控制的）。研究结果几乎总是隐藏在付费门槛后面，用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在精英分子中间流传。影响力议程打破了这一怪圈，促进了大学研究员、公民社会组织（包括小型企业和NGO）以及大量受过良好教育和知情的公众之间广泛的知识交流。没有“学科规约”（无论多么专业）干预，你的研究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相反，对于参与其中的学者和科学家来说，这是对社区、民主和多元社会“了解”塑造其自身和全球发展的复杂过程的积极肯定。在不限制科学严谨性和学术进步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让知识获取更容易、更多样化，只会有助于更新和重振大学研究，带来有才华的参与者和以前被排斥的新观点。

为促进个人学术发展、打破学术壁垒、推动学术交流，作者历时八年，在提升科研和学术成果认知度、影响力、社会应用和公众理解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书中不仅讨论了引用的重要性与常规操作、各类学术影响力评价系统、高被引论文的撰写与发表；同时从应用型研究/“灰色文献”、数字化传播、与外部机构的合作策略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提升学术研究的内外部影响力；还进一步探讨了公众参与、与中介机构/外部组织合作的风险与收益等问题，为博士生、职业研究员、学者、导师等学术研究人员提供了众多前沿的数据、思考和实用建议。

［英］帕特里克·邓利维（Patrick Dunleavy） 

政治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系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和社会科学院院士，数字治理理论代表人物，曾出版《国家理论》（Theories of the States）、《博士论文写作技巧》（Authoring a PhD）等，并因撰写学术研究写作方法的博客文章而闻名。

［英］简·丁克勒（Jane Tinkler）

“九点社会科学创新奖”（the Nine Dots Prize）奖项高级经理，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小组管理员，并有合著作品《社会科学的影响力》（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Sciences）、《数字时代的治理：IT企业、国家与电子政务》（Digital Era Governance: IT Corporations, the State, and e-Government）。

全面提升科研及学术内外影响力的系统方法论！

高效策划 撰写 投递高被引论文，多维度加倍提升曝光率与讨论度，数字化平台多方追踪传播率与被引量！

20余年资深博导历时8年研究，集结数百位专业学者的经验总结

★跟随资深博导科学规划学术生涯，让你的每一项学术成果都能被充分看见、发挥出影响力，为职业发展添砖加瓦。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数字治理代表人物帕特里克·邓利维经过对学术界的长期观察和系统思考，从学术界、企业合作、公共管理等维度系统梳理了学术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前沿的探索，旨在为“最大化学术影响力”这一新兴领域提供讨论和优化的基础。

★在学术界越来越细专业化的趋势下，本书提供了跳出学术孤岛、打破学术壁垒、进行充分的民主化学术交流、拉进学术与公众距离、推动学科和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系列分析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