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回望 2015年，《数字社会学》首次以英文出版时的世界，已与现在迥然不同。在当时，数字设备和软件正在对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休闲、工作、家庭生活、教育和医疗保健。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正在极速发展。数据科学家被形容为通过为政府和企业处理“大数据”而获益的人。物联网和“万物互联”的理念受到广泛关注。“量化自我”的概念正处于鼎盛时期，新闻媒体、行业报告和卫生保健组织都提倡人们监控和测量自己的身体、生产效率和健康状况，以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脸书、 YouTube、Snapchat和 Instagram主宰着西方世界的社交媒体版图，微*开始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 LINE则逐渐攻占日本市场。

六年过去了，虽然这些设备和应用程序仍然很受欢迎，使用频率很高，但新兴数字平台已经异军突起。蕞典型的例子是于 2016年首次进入应用市场的短视频应用程序抖*及其海外版 TikTok。蕞初，抖*和 TikTok流行于中国和印度，而在过去两年里，它们已经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年轻人群体中蔓延开来。据估计，现在每月有 10亿人使用抖*或 TikTok。与此同时，微*和 LINE都已经成为为用户提供多元功能的“超级 APP”，它们从即时通讯应用程序发展为集掌上娱乐、购物、金融和服务中心为一体的应用程序。

然而，自 2015年以来蕞大的社会冲击当属影响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由于各国政府对疫区实施限制和封锁，许多人失业或被迫居家办公，而儿童则从学校送至家中以避免感染。世界各地的人们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孤立和孤独，他们的日常活动被中断或禁止。数字技术已经被用来填补这一空白，通信应用程序和视频会议平台成为在会议、教育甚至健身房锻炼等活动中与他人联系的唯一方式。作为“防控”疫情的公共卫生政策的组成部分，移动应用程序为追踪和监测人们的行动轨迹提供了重要工具。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些技术为民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然而，高收入国家的少部分人和低收入国家的大部分人，却始终缺少互联网服务权限——《数字社会学》将其称为“数字社会不平等”，这加剧了社会经济不平等。那些无法居家办公而暴露于外界环境的群体更易感染病毒，否则，他们失去收入而变得一贫如洗的概率就会剧增。学校停课后，居家学习的孩子如果没有足够的电子设备，或者没有稳定的无线网络，就无法继续完成学业。那些需要在线医疗服务的人，如果家庭不具备加入远程医疗所需的技术，就无法享受这项服务。

我们还需要更多地了解数字技术在社会维度的作用。这是因为人类仍在与新冠病毒战斗，同时，气候变化和生态灾难也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活水平。互联网巨头公司（苹果、亚马逊、脸书、谷歌、腾讯、阿里巴巴）仍持续从人们的在线活动和基于应用程序的活动中获利。如今，数字社会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学习领域，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全球的学生和学者来秉持批判性并持续关注该领域。

狄波拉 ·勒普顿

新南威尔士大学 2021年 11月

首先，让我回顾一下过去 30年来，数字技术是如何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渗透到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中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只要醒着就迷恋于互联网，随时能够连接互联网的数字设备也日益普及；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体积小到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随身携带；我们日夜佩戴着可穿戴设备，以监测我们的身体功能和日常活动；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和设备选择新闻、音乐、电视和电影；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使用领英、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发展和维持亲密关系、工作关系和社群成员关系；我们的照片和家庭视频被数字化，并可以通过诸如 Instagram、Flickr和 YouTube等平台在全球分享；我们也可以通过谷歌、雅虎和必应等搜索引擎，简易地在互联网上搜寻目标信息；在线开放访问的协作平台——维基百科，已经成为世界上使用率最高的参考资料来源；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涉及某种形式的 数字技术应用（即使只是简单的业务推广网站或是与同事或客户沟通的移动手机）；学校课程和理论学习日渐与数字技术紧密联系，并注重培养学生使用这些技术的能力；数字全球定位系统为我们导航，帮助我们进行空间定位。

简而言之，我们如今生活在数字社会之中。尽管这种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但新设备和新平台的引入已经为社会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个人电脑是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面世的。万维网发明于 1989年，但直到 1994年才向公众开放。从 2001年开始，许多重要的平台和设备才被允许提供给公众，这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维基百科和 iTunes于 2001年开始运营。领英成立于 2003年，脸书成立于 2004年， Reddit、Flickr和 YouTube成立于 2005年，推特成立于 2006年。智能手机是在 2007年进入市场的， Tumblr也于同年发布，而 Spotify则是在 2008年推出的。 Instagram和平板电脑相继于 2010年上市， Pinterest和 Google 系列产品在 2011年相继上市。

有些理论家认为，计算机软件和硬件设备不仅是自我、具身化、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还有力地构建了它们。如果尚未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完全理解“文化”或“社会”的概念。人类学家丹尼尔 ·米勒和希瑟 ·霍斯特曾断言，数字化技术和其他物质文化人工制品一样，“正在成为我们人类构成的组成部分”（Miller and Horst，2012：4）。他们反对“与数字打交道会让人类失去人性和真实性”这类观点，认为“不仅我们是数字世界中的人类，数字技术还给人类学提供了帮助理解人类构成的诸多新机会”。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想补充一点：正如调查我们与数字技术的互动有助于研究人类经验的本质一样，它也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社会世界的信息。 

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数字技术无处不在、如影随形的地步，以至于它们已经在生活中“隐形”。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数字化的任何影响：他们的工作方式、社交方式、空间活动方式、家庭生活方式或亲密关系方式几乎没有改变，因为他们拒绝使用计算机设备。然而，这些人只是进一步强调了现在不引人注目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数字化要素。即使这些人自己不使用智能手机、数码相机或社交媒体平台，最终他们仍会发现自己在与使用这些数字技术的人互动。他们甚至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数字图像或音频文件会在他们不知情或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被他人使用数字化技术上传和传播。

我们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以及我们与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的日常互动，都需要通过数字技术这一媒介才能实现。比如，城市空间的生成、构建、监控和管理方式都是数字技术的产物。在公共空间监控人们活动的闭路电视摄像头（ CCTV），交通灯和公共交通系统，新兴建筑物的规划和发展计划以及大多数商品、服务和公用事业的订购、生产和支付系统都已实现数字化的全面覆盖。在一个移动和可穿戴数字设备日益普及的时代，人们在私人和公共空间的互动中，借用现已成为公共空间和日常交换中一部分的安全和商业监控技术，以数字方式制造图像和音频，这意味着我们正逐渐成为数字数据的主体。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也不管我们是否选择。

数字化数据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网络技术的互动相关，它包括搜索引擎记录、通话记录、购物清单、与政府机构和银行的互动内容。这些数字化数据被自动收集并归档，产生大规模数据集，形成现在所谓的“大数据”（big data）。大数据还包括“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有意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 这些信息成为他们对这些网站的参与的一部分，包括他们的推文、状态更新、博文及其评论、照片和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的记录和监视，日益关注这些交互行为的特征：不仅监视互动内容，还包括发布者和受众的个人信息，以及其他人对这些内容的反应：点赞量、评论量、浏览量、浏览时长、转发量、互动频率、用户的地理位置、搜索内容使用的关键词、内容分享平台等。无论是商业还是非商业企业都越来越关注大数据的价值。这些数据的存在引发了诸多问题，包括它们的利用方式，以及它们对隐私、安全与治安、监视、全球发展和经济的影响。

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也是通过数字媒介实现的。请思考一下现在当地和世界事件新闻的收集和呈现方式。过去，许多人依靠记者对事件的报道来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他们能够以多种方式获取新闻报道，从传统的媒体形式（纸质报纸、电视和广播新闻节目）到新兴的数字媒体形式：推特信息流、 Storify账号、在线报纸、实时更新的新闻博客。在报道突发新闻方面，推特通常是最具即时性的，许多记者在草拟报道时都将推特推文作为信息来源。同时，记者们也在运用计算机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将开源数字数据作为新闻来源，并将新闻数据可视化（有时被称为“数据新闻”）。此外，借助数字技术的优势，并非训练有素的记者的人们报道或记录新闻事件的能力显著提升。“公民记者”可以录像或拍摄图片，在推特、博客或脸书上针对发生的新闻发表评论，所有这些内容都可供其他人阅读和评论，包括职业记者。传统的新闻媒体，特别是那些纸质报刊，不得不迎接新兴数字媒体带来的挑战，并构建从新闻业获得收入的新途径。

数字技术还日渐被应用于大规模的公民监视，这通常以公民不知道的方式进行。 2013年中期，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员工 爱德华 ·斯诺登向《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泄露了数千份在工作中秘密获得的机密文件，呈现出监视现象的冰山一角。这些文件揭露了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政府对本国和其他国家公民的数字监视程度。这些文件显示，监视活动包括获取电话记录、短信、电子邮件，跟踪美国、英国和欧洲用户的移动电话位置，以及监视公民的互联网数据和众多政治和商业领袖的电话数据。据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能通过谷歌、苹果、微软和脸书等美国主要互联网公司获取用户的个人详细数据，也能从光纤电话和互联网网络中拦截数据。

《数字社会学》一书探讨了数字社会的诸多方面。鉴于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中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仅一本书难以全面涵盖数字社会学的所有问题和观点。我在这本书中更希望介绍数字社会中一些有趣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维度，并讨论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和学术界发生的相关重要争论。我认为，社会学家的思考和研究，不仅应该关注人们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还应该关注思考和研究他们自身演变为“数字化学者”的现状，以及它对社会学学科的实践和定义的影响。

有社会学家推测，由于众多参与者和组织可以从数字来源收集和分析社会数据，以往社会学家自称在研究社会生活和获取社会数据方面拥有卓越知识的说法受到了挑战。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以及许多其他公司和机构已经成为管理数据收集、归档和解释的专家，这让在高等教育领域工作的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望尘莫及。实证社会学是否存在“即将到来的危机”（Savage and Burrows，2007，2009）？它真的已经出现了么？在这个大数据公司化的时代，社会学家一定要经历“数据眼红”（data envy）（Back， 2012：19）或者“谷歌忌妒”（Rogers，2013：206）吗？他们该如何 管理现在所产生的庞大数字数据以及生产这些数据的技术复杂性？在大数据时代，其他专业研究人员能够轻松地访问和分析大型数据集，而社会学家作为社会研究人员是否仍有一席之地？我要在本书中阐述：分析数字社会并没有为社会学家带来危机，而是为社会学家提供了新的机会，以展示出他们在社会分析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将社会学学科引向新的、有趣的方向。

如果承认“生活是数字化的”（就像本章开头引用的广告所轻描淡写的那样），那我认为，社会学需要将数字技术研究作为其核心要义。现在，社会学家所研究和讲授的所有主题都离不开数字技术，不论他们聚焦于家庭、科学、医疗健康、知识、文化、经济、劳动、教育、就业、性别、风险、老年、种族还是族群。反过来，研究数字社会也需要重现社会学家长期关注的许多核心内容：自我、身份认同、具身化、权力关系、社会不平等、社会网络、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理论等。

这本书发展和总结了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兴趣心得。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我开始思考和撰写人们是如何概念化和使用那时可用的计算机：笨重的桌面电脑，或者人们随身携带的、沉甸甸的笔记本电脑。我第一次对计算机技术的社会文化维度产生兴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流行文化中对计算机病毒的讨论方式时。 20世纪 90年代初，个人电脑已经走入千家万户，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对计算机技术的依赖，也意识到黑客开发“计算机病毒”（malware）（或恶意软件）试图破坏计算机系统时可能对自身造成的危害。那时，我研究的主题是健康、医疗、风险和具身化（包括撰写关于艾*病毒的隐喻和社会反应）。后来，计算机病毒的隐喻让我着迷，它揭示了我们对计算机技术和人类身体的理解（计算机系统日益被描绘为与人体免疫系统和大脑功能相关的事物）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心得在我名为《计算恐慌》（Panic Computing）的论文中得以首次展现。在这篇文章中，我审视了计算机中的病毒隐喻以及这种隐喻所揭示的我们对计算机的看法与态度，包括计算机与人类相似这一普遍概念（ Lupton，1994）。我接着写了另一篇文章，反映了我所描述的“具身的计算机 /用户”（embodied computer/user）（Lupton，1995）。正如这一术语所言，这篇文章核心观点是，我们认为个人电脑是人类身体 /自我的延伸和义肢，它们模糊了人类身体、自我和人们使用的电脑之间的概念边界。我和格雷格 ·诺布尔（Greg Noble）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个实证项目，调研了个人电脑是如何被概念化并应用于学术领域中的，这包括认识人类为计算机赋予个性和注入情感的方式（ Lupton and Noble，1997，2002；Noble 

and Lupton，1998）。另外两个访谈则基于与温迪 ·西摩（ Wendy Seymour）合作的项目，该项目的问题是残疾人如何使用计算机技术，主要聚焦于人们与此类技术互动时的情感和身体关系特征（Lupton and Seymour，2000，2003；Seymour and Lupton，2004）。

一些早期的研究将在本书中被提及并重新审视。在当今社会，计算机已经脱离桌面，尺寸缩小到随时随地都能连接到互联网。相较于过去，如今的我们更加紧密地与计算机技术联系在一起。我们不仅是具身的计算机 /用户，还是数字化的人类。随着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数字技术，我开始对当代的自我、具身化和社会关系等研究内容感兴趣。

我最近的研究还包括被应用于学术职业实践的多种形式的数字工具。自 2012年以来，我一直在从事某种参与式观察，研究学术界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情况，探索不同的工具和平台的实用性。我创建了自己的博客“社会学生活”（This Sociological Life），并开始写博客。这里展示的不仅是我的研究，还有我对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 字平台的社会观察。出于职业化的学术研究目的，我还加入了推特，并使用了脸书、 Pinterest、Slideshare、Storify、Prismatic、Delicious、 Scoop.it、Bundlr等平台。我在推特和博客上与其他学者建立联系和互动，这对于追踪他人关于数字社会的研究并与他人交流数字社会的想法至关重要。从我早期的探索到现在的研究，所有使用过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体的研究与实践，都为本书的内容提供了素材与信息。

在步入数字时代的今天，社会学在揭示当代社会机制方面的领导地位似乎受到了威胁。对此，作者狄波拉·勒普顿作为数字社会学界多年的领军人物，以乐观但不失审慎的态度，在本书中详尽描述了数字社会学的种种新见解。本书不仅囊括了数字时代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群体、社会分层、家庭、性别、政治、身体、自我等等的影响，更囊括了数字时代对社会学研究本身及社会学所处的学界本身的无所不至的影响。因此，此书不仅是数字社会学的知识导引，更是在数字时代做学术的一本反思性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