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梦想(跨越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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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保国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SBN9787559630452
出版时间2019-04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8元
货号30483305
上书时间2024-06-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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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保国，复旦大学政治学硕士、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后，现任求是杂志社宣传联络部主任、党支部书记，兼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现代企业理论等。曾主持30余项省部级以上重点课题研究，出版《企业集团协同经济研究》《视角新疆》等多部作品，在《学习时报》《求是》《红旗文稿》《党建研究》等报刊发表理论学术文章100多篇，各类研究成果达200多万字。
目录
第一章 天下为公：伟大民族孕育伟大梦想
一、中华文化血脉中的家国梦 / 002
二、近代中国艰难的自强梦 / 007
三、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历史使命 / 015
第二章 大道之行：肩负起实现梦想的神圣使命
一、萌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 / 021
二、尝试：勇于改变的改革开放时期 / 029
三、探索：不断完善的新时期 / 035
第三章 时代号角：新时代呼唤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提出中国梦 / 040
二、中国梦奏响新时代乐章 / 043
三、中国梦吹响奋斗号角 / 047
第四章 梦想本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一、本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 054
二、路径：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 / 062
三、统筹总布局，实现中国梦 / 070
第五章 信仰人民：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一、造福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 076
二、依靠人民：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决定力量 / 080
三、凝心共筑：汇聚铸造伟大梦想的磅礴力量 / 083
第六章 天下情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
一、同一个世界：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 / 097
二、同一个梦想：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 107
三、同一份期待：交织的梦想共同的愿望 / 121
第七章 梦在脚下：一代代接续奋斗的梦
一、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 136
二、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 148
三、伟大梦想开启中华民族新征程 / 154
第八章 大同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劈波斩浪，扫清伟大梦想的前进阻力 / 160
二、互惠共赢，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 169
三、“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共同梦想现实桥梁 / 178
第九章 逐梦之旅：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
一、不忘初心：党始终作为伟大梦想的铸造者 / 190
二、使命担当：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 194
三、砥砺奋进：加强自身建设、永葆党员朝气 / 200
第十章 再扬风帆：七十年逐梦而今再起航
一、砥砺七十年筑梦经验谈 / 208
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梦必由之路 / 217
三、坚定不移改革开放，为实现中国梦奋斗 / 224
四、新时代新梦想新征程 / 229
后 记 / 237
内容摘要
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书围绕伟大的梦想这一主题，从天下为公、大道之行、时代号角、梦想本质、信仰人民、天下情怀、梦在脚下、大同世界、逐梦之旅、再扬风帆等十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国民族谋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好蓝图，这一伟大梦想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我们如何实现着伟大梦想，这是本书要系统回答的问题。
精彩内容
一、中华文化血脉中的家国梦我国有5000多年文明史，在这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无数志士仁人为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殚精竭虑，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奋发图强的结果便是在古老的中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汉代有文景之治，唐代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有康乾盛世，都分别达到了时代的高峰，圆了一些中国人的梦。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不仅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实干苦干，还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一）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家国情怀
整个中华民族对“梦想”的向往，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从未间断过。如《诗经》中的“乐土”、《老子》中的“玄同”、《墨子》中的“尚同”和《礼记》的“大同”等都是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对中国梦思想影响较大的是更加广义的古代社会理想，即“大同梦想”。
周朝时期遵循礼乐之制，形成了“周文鼎盛”的局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诸侯之间为了权力和财富的争斗不但粉碎了社会共同体的法律体系、道德体系，更直接导致当时信仰体系的崩塌，稳定统一的社会秩序被破坏。思想家们为了应对这种社会现实，提出了各自的社会理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因而，当时很多流派的思想家都阐述了“大同”的思想。
在传统社会当中，大同思想是中国人的共同社会理想。大同思想主要在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礼运》篇中体现。《礼记·礼运》中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一方面，儒家大同思想也包含了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理念，如生产资料公有制、分配公平的制度，人人平等和谐的社会秩序，老有所养、儿童有所照顾、选贤任能的管理方式，邻里和睦、诚实守信的人际交往，邻国友好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等。儒家的大同思想成为中国梦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来源。
另一方面，孔子提出“复周礼”的主张，其核心是要实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从而建构起“爱有差等”的社会秩序。“复周礼”是要求人们都“行礼”，“礼”不仅仅指君臣、夫妻、父子、兄弟、朋友等五伦的合法标准和道德规范，还是保证理想社会实现的礼节习俗、礼仪规定的规范。基于对礼法社会的理解，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段的表述是对先秦时期社会理想的经典概括，其既涉及国家政治、经济，也涉及社会福利、伦理道德，成为先秦时期社会发展的最完整的构想，也为后世历朝历代的国家发展和政府治理提供了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型，“大同”和“小康”这两种社会形态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和追求的生活目标。这些对今天的中国梦思想，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二）秦汉至近代以前的国家信仰和社会理想中国在古代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自从公元1000年开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比整个西欧国家加起来还高”a。中国封建社会上千年的发展是基于儒家的“大同”思想。农民阶级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种不平等持续了上千年，朝代更替，皇帝换了无数，但这种不公的社会体制从没有改变。由于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促使农民阶级不断地进行斗争，希望改变社会现状，获得更好的生活，这也客观上促进了“大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秦汉时期所追求的“大同”的国家信仰和社会理想，被东汉末年开始的起义和长期的群雄割据所摧毁。长期的战乱带来的困顿不安和流离失所，促使知识分子从国家和民族信仰的角度转到思考个人精神信仰。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再关注前人以礼乐政治为框架的社会理想模式，而是关注个人生命精神的自在与自由，将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落实到每个人的精神自由和心灵安顿上来。这一时期，如王弼继承了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经济、技术，也不是道德，而是人精神层面的自由。虽然社会法制和道德“名教”对于国家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有序发展是必要的，但“名教”根本上是为了维护皇权社会等级尊卑的统治秩序，其本身是大道离散的结果。与其设定礼仪规范、制度等级来规范人们的生活行为，以此打造人人向往的理想社会，还不如返回天道“自然”，从人性的自然基因来凝练生存信仰和社会理想。此外，阮籍在思想成熟期同样主张理想的生存状态或生活目标是超越现实“名教”的羁绊，而复归精神本源的自然和安宁。与阮籍很相似，嵇康也是在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无奈下，试图超越现实中的限制，而求得自我的实现。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要求抛开虚伪名教的束缚而遵循自然本性。
隋唐时期，外来的佛教思想深刻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关于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认识。佛教借鉴儒家和道家关于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结合佛教的教义和修持方法，构造出永恒不死的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外来宗教不但冲击了中华文化以儒家、道家为核心的传统信仰系统，更站在尘世生活的对立面。当时的哲学家为了重建儒家的信仰系统，不得不吸收道家甚至是佛教的相关思想资源。礼法传统仅停留于世俗性的社会道德层面，就缺失了对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理想的建构，生活中的道德实践也就缺乏，故必须在天道心性等形而上学领域有所建树，才能真正维护儒家的价值世界。为此他们延续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维方式，通过本体论的重构，将天与人、人与人、人与物纳入到一个彼此关联、和谐共存的宇宙之中，将天道、天理与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了。他们既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为天道、天理的体现，以维护儒家价值原则和规范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同时，亦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都出于人本身所具有的仁义之性。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从宇宙学说中寻找社会理想、揭示人生境界。如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著名论断，描绘了一个万事万物彼此紧密关联的宇宙大家庭的理想。“民胞物与”的思想解决了如何从个人的立场来看宇宙，又如何运用这种对宇宙的观察来安顿社会、人生的问题。这一思想与传统儒家的“礼运大同”的社会理想一脉相承，代表了这一时期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
从明末开始，在延续儒家为主流的个人道德心性的修养模式基础上，关于国家、民族的整体思考和讨论成为知识分子的思考重点。可以说，从明末经清朝、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几百年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思想语境下，对于《礼记·礼运》篇中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国家和社会理想的当代建构，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主张，要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个“天下之法”不仅仅是行政上的法律，它还应包括军事、土地、教育、礼乐、赋税制度等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这样才能养民、利民、求民、保民。黄宗羲进一步提出要建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整体是由众多的个体组成的，君臣关系是一种师友关系，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没有绝对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君臣共同担负起治理天下、服务天下的重大职责，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具体措施就是实行平民议政，而学校则是平民议政的最佳场所。
清朝中后期，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学习逐渐深化，以科学文明和民主制度为特点的西方现代文明强烈地冲击着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的合法性。面对进步、科学的西方社会，国人不得不改造并重建新的社会理想，以此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19世纪后期，中国的哲学家、政治家面对着一个科学、进步、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课题促使国人展开自我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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