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诗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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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宁欣
出版社新星
ISBN9787513351270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1202826293
上书时间2024-06-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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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武则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研究》《唐史论丛》编委。曾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城市史。
目录
序 / 1
壹
第一讲 乌衣巷的夕阳：中古时期社会阶层之大变动 / 4
第二讲 看不尽的长安花：科举制的前世今生 / 18
第三讲 画眉如何识深浅：公平竞争背后的博弈 / 27
第四讲 江州司马何以湿“青衫”：官员服色？流品？待遇 / 37
第五讲 “夕贬潮州路八千”：贬官？考课？监察 / 47
贰
第六讲 从规整的围棋局到“任民营造”：变换的都城格局 / 62
第七讲 一色楼台，孤山何在：越出城墙的都城 / 71
第八讲 春风十里与西湖歌舞：唐宋城市风貌变迁 / 81
第九讲 一骑红尘：唐朝的交通运输管理 / 90
第十讲 蜀道之难：秦蜀古道的南下与北上 / 102
叁
第十一讲 “闲坐说玄宗”：“三郎天子”逸事摭拾 / 114
第十二讲 “忆昔开元全盛日”：唐朝的黄金时期 / 122
第十三讲 “一度思卿一怆然”：宽松包容的政治和社会氛围 / 132
第十四讲 “庙谟颠倒四海摇”：盛世之下的危机 / 141
第十五讲 “渔阳鼙鼓动地来”：东北亚格局的变迁 / 151
肆
第十六讲 “落花踏尽游何处”：胡人、胡风与胡化 / 164
第十七讲 为何“不教胡马度阴山”：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 / 179
第十八讲 春风是否不度玉门关：关之内外 / 189
第十九讲 西出阳关：丝绸之路如何从陆路到海路 / 198
第二十讲 “缣去马来无了日”：备受诟病的唐回绢马贸易 / 207
伍
第二十一讲 烟雨中的楼台：走向人间的佛教（上） / 218
第二十二讲 “慈恩塔下题名处”：走向人间的佛教（下） / 230
第二十三讲 “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唐朝的商人 / 241
第二十四讲 “金鞍白马谁家宿”：京都少年的沉浮 / 252
第二十五讲 “莫愁前路无知己”：走在路上的诗人 / 260
陆
第二十六讲 “尽道隋亡为此河”：运河抚昔 / 272
第二十七讲 “黄衣使者白衫儿”：内廷走向市场的背后 / 280
第二十八讲 “车辚辚，马萧萧”：百姓的赋役负担 / 288
第二十九讲 “天街踏尽公卿骨”：由黄巢起义说起 / 298
后 记 / 309
内容摘要
“渭城桥头酒新熟，金鞍白马谁家宿。”从狂放不羁的五陵年少，到神鬼不惧的市井恶少，京都少年随着社会的变动，长安城的兴衰，经历了怎样的沉浮？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白居易所写诗歌多为讽喻时弊，为何他的辞世却能引起宣宗皇帝如此的悲伤？
…………以诗为媒，简读唐史；感受历史的生动，看见唐朝的二十九个侧面。著名唐史学者宁欣，以多年授课经验为基础，从唐诗入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唐朝的官制、科举、城市风貌、文化生活、交通运输、赋役制度，乃至社会结构变迁、民族交流融合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述。
随书附赠价值69元《宁欣：隐藏在唐诗背后的历史》音频解读，并赠送精美书签。
精彩内容
相和歌辞?估客乐（节选）元稹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
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
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
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
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
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
——————————《估客乐》为乐府歌名，包括李白在内的许多唐代诗人都以此为题作诗，但元稹这首最为人所称道。诗作文字充实而丰满，对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描写具体真实。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重本抑末、重农轻商不仅体现在制度和各种政策上，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但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言：“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唐朝城市商业的发展使农商关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诗人笔下，抑扬褒贬交错其中，正是现实社会的反映。
第二十三讲“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唐朝的商人元稹的《估客乐》最后一句“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是这一讲的历史眼。这首诗将商人南上北下，到处搜求珍奇物品，长途贩运，最后汇聚到长安城来兜售或寻找更多商机的场景呈现在我们眼前。这种场景的背后，是以长安为代表的唐朝城市商业的兴盛，城市广阔而具有辐射性的市场为商人提供了无限机会。商人势力的壮大也在慢慢改变着社会阶层的结构。
一、商人何时“富可敌贵”《太平广记》是宋人把截至宋初的历代笔记、小说汇集而成的一部大集子，共五百卷，其中收入了大商人王元宝的故事。王元宝是唐玄宗开元时长安城的巨商，算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商人。玄宗皇帝闻知王元宝家财万贯，便直接召他进宫，询问其拥有的财产到底有多少。王元宝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山树虽尽，臣绢未穷。”南山是长安城南的山脉，林木茂盛。王元宝的意思是，南山树虽然很多，但他所拥有的绢更多。绢在当时是一般等价物，也就是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和流通。甚至出使的官员，朝廷给他们的路费都是用绢，因为绢比金属货币更易携带，也比较好分割。还有一次，玄宗登上大明宫的含元殿，遥望南山，看见一条白龙横亘山间，他问左右近侍的大臣，大臣们都说什么也没看见。于是玄宗急召王元宝，王元宝答：“见一白练横在山顶，不辨其状。”意思就是隐隐约约地看见一条丝织物缠绕在山间。于是大臣们都感到很奇怪，说：“为什么我们就看不见呢？”玄宗说：“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至贵，元宝天下至富。”以此解释为何只有他和王元宝能见到这种奇异的景象。在这里，玄宗就提出了“富可敌贵”这样一个观念。但是，据书中的描写，即使像王元宝这样的大商人、长安巨富，对待权贵的态度依然是非常谦恭的，纵然“富可敌贵”，也没有因富而贵，取得一官半职。
唐末五代人王仁裕写有一本追述唐朝玄宗年间逸闻遗事的书，书名为《开元天宝遗事》，当中记录的“扫雪迎宾”之事，也是关于王元宝的：“巨豪王元宝，每至冬月大雪之际，令仆夫自本家坊巷口扫雪为径路”，“躬亲立于坊巷前，迎揖宾客就本家”，赴“暖寒之会”，并以酒宴来招待。至于宾客，应该是以名士、贵族为主。这足见他逢迎和交好权贵的谦恭之态。
《太平广记》的记载中，另一位大商人邹凤炽（因为身体畸形，所以绰号“邹骆驼”），也为了结交朝士而大摆宴席，同样谦恭逢迎。
商人的这种姿态与中国古代长期奉行的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有关。从统治者的政策到社会普遍的价值观，都对商人有诸多限制、压抑。比如，我们曾提到的唐朝就规定商人和商人子弟不能做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当财政收入窘迫时，因为商人家财丰厚，国家经常以借商、征商为名义，强制剥夺商人的财产，把他们积累的财富征为国有。
到了晚唐，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南唐人尉迟偓写的《中朝故事》记载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商人王酒胡（名字带“胡”字，可能是胡人，抑或是“壶”字的谐音）主要经营酒业，“居于上都”，即居长安，拥有巨额财产。黄巢起义军曾攻陷长安并建立政权。黄巢兵败撤出长安后，整个长安城残破不堪，很多建筑遭到破坏，包括皇城正南门的朱雀门。王酒胡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僖宗皇帝又下诏重修安国寺。安国寺位于宫城和皇城东、大明宫南的长乐坊，具有皇家寺院的性质。僖宗皇帝在寺内设大斋，并铸了一口新钟，自己亲自撞钟，舍钱一万贯，率先带头号召官民捐修安国寺。僖宗表示，舍钱一千贯者可以敲钟一锤。书上记载，“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后令人到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王酒胡的气势和心态显然已经完全不同于王元宝和邹骆驼，他已经财大气粗到可以助修朱雀门和安国寺，但是，“径上钟楼”中一个“径”字就充分表明了此种心态变化又并非仅仅是因为财大气粗。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二、“以末致富”却未“以本守之”窦乂是唐德宗至唐文宗时期活跃在长安的商人，《太平广记》收入的关于唐朝商人的文章中最长和最完整的一篇，就是描述窦乂的发家史的。
《窦乂》属于典型的传奇小说，追述了窦乂在闯荡长安的过程中发家致富，与城市共进退，获得了巨额家产的过程。窦氏家族属于北朝以来的高门大族，曾经长期因外戚的身份在政治生活中显赫无比。入唐以后的窦氏家族，虽然也有不少人位列高官，也有一些女性和皇族联姻，甚至成为皇后、皇妃等。但相较于北朝，无可讳言，整个家族已经走向衰落。《太平广记?窦乂》所记述的主人公窦乂，不见正史记载，或因家道中落，或因只是窦氏家族的一个旁支、疏支而被忽略，也可能只是同乡而攀附门第，甚至可能只是文人综合所闻而杜撰出的人物。但对于我们了解唐代城市商人的历史却不无裨益。
文中的窦乂最初以习业为名，即以准备复习功课参加科举考试为名，投奔长安任检校工部尚书的伯父（可能是远房伯父）。伯父允许他借住在家庙里，这使他在京城有了落脚之地，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窦乂利用京城人口众多，生活需求量大的便利条件，从小做起。他先把亲友赠送给窦氏子弟的丝履，就是丝做的鞋卖了，卖得的钱用作种植榆树的本钱。树长成后，先卖榆条，一束卖十余钱，卖了百余束。第二年卖了二百余束，盈利数倍。五年后榆树长大了，可以做屋椽了，又到市场上去卖木材，利润更加丰厚。
经济实力增加了，窦乂又转战其他领域。此前的木材生意放下，开始生产京城百姓所需的日用品，比如蜡烛、法烛。他雇来工人，以破麻鞋、槐子、碎瓦等为原料，简单分工，流水作业。每根蜡烛售价百文，获利更多。这种经营活动就类似简单的手工业作坊了。
然后窦乂又把经营方向转到房地产领域。他用三万钱在西市的低洼处买了十几亩空地，把洼地填平，在上面建了二十余间房屋，用于开店，号“窦家店”，可以供客人住宿，也可以囤积货物。房地产正是城市发展以后兴起的产业。
窦乂还涉足高档奢侈品的经营和销售。他曾通过购买宅子得到一块好玉，又通过加工玉器得到钱数十万贯。这也是因为窦乂看准了随着财富的日益聚集，京城奢侈品的消费市场逐渐旺盛这一点。
窦乂又看到京城娱乐之风很盛，于是进军娱乐市场，开设陆博局，计利百余倍。
对于商人而言，改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一种必然需求。窦乂寻找时机，贿赂太尉李晟，投其所好，为数名巨商的子弟谋求一些官职。李晟许给了这些商人子弟位置比较好、待遇比较丰厚的官职，而窦乂从中又得到中介费数万贯。
可以说，作为商人的窦乂，非常有眼光，既能发现依托城市发展的商机，又能抓住商人以富求贵的心态。因此，在长安城长袖善舞，求风得风，求雨得雨。
三、商人与城市生活服务业还有一位可以与窦乂形成鲜明对比的商人是罗会，《太平广记》也收入了他的故事。罗会专注经营淘粪业，并凭此业成为富甲一方的豪族，家财巨万，家人衫衣极鲜，居室华丽，一应物品无所不有。有自诩清高的士人说：“你已过得如此快活富足，为什么不离开淘粪业这种属于恶事、污秽的产业？”罗会解释说：“我也曾停业了一两年，但是一停业‘奴婢死亡，牛马散失’，整个家业就破落了，因此只能重操旧业，‘复业以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意思是自己也是不得不从事这一行。
罗会的选择其实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城市日益发展，人口增加，生活服务业则不可或缺，淘粪业就属于其中一类，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有人推测，罗会可能垄断了这个行业，或者至少部分实现了垄断。他的经营对象准确地说应该是城市垃圾，离开了这个行业，罗会之流也就失去了生财来源，家道必然要衰落。其实类似罗会这种以经营城市生活服务业为主的商人，不在少数。
窦乂与罗会的商业模式两相比较，一方是多种经营，一方是专业化经营，但都是围绕城市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展开的。说明城市生活服务不仅市场需求日益增加，行业种类也随之丰富，专业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四、“商人重利轻别离”中的世家子弟
魏晋南北朝以来持续发展而走向鼎盛的世家大族，在进入隋唐时期后，已经处于“乌衣巷口夕阳斜”的没落境况。故而，在经商的大潮中，世家子弟的纷纷下海也是毋庸置言的。但我们在正史中很少看到专门记载这些转型下海的世家子弟的篇章。
白居易的千古名篇《琵琶行》中，有一句对商人的描写：“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生活在唐朝已经由盛转衰的时代，虽然也有宪宗时期“元和中兴”的回光返照，但放眼望去，并没有挽救国运的大势。不过商业的发展并不一定与政治形势的走向同步，这句诗就是仍然如火如荼的茶叶贸易的反映。唐后期，饮茶之风兴起，使得茶叶成为市场交易和转输的大宗商品，利润丰厚，尤其是上市季节，抢得先机，就是抢得了市场，商人趋之若鹜，轻于别离。浮梁，即今江西景德镇地区，盛产茶叶，为当时重要的茶叶贸易重镇。
在中国古代，城市始终是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各级市场主要是以各级城市（镇）为中心，周边形成集市和草市，或者像北宋都城开封府，在城关区形成批发市场。进一步发展，则出现南宋临安城那样的从城内到城外的一条龙经销服务。商人群体的内部，就有行商、坐贾之分。坐贾更依赖城市本身的发展，如前述的王元宝、邹凤炽、窦乂、罗会等，就是依托于城市的城市商人。而元稹《估客乐》中所描绘的商人则与城市商人不同，是走南闯北的行商。
随着商人势力的增长、财富的积累、社会地位的提高，唐后期商人的类型和出身也起了变化。不少人弃农经商，弃政从商，或政商结合，甚至世家子弟的“下海”也可见诸记载。
据《太平广记》，德宗时的宰相赵憬之子赵操性格疏狂不慎，屡教不改。赵操因盗小吏之驴，惧罪，被迫潜逃入山中，不想在山中遇到了两个老头，教他烧炼黄金，后来他学习经商，投身于商业，游于江湖。《太平广记》还记载有唐懿宗咸通年间的宰相于琮的侄子于涛的故事。于涛南游，到了今天的浙江湖州一带，得到神仙的帮助后，多游于江湖间，往来贾贩，经商规模不小。但他最终还是步入官场，做到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刺史。
史书上对于涛是有记载的，对赵操却没有。赵操的父亲赵憬正史中有传，按惯例，父亲身份地位显赫，传后附子孙传，但《赵憬传》只附了四个有官位的儿子的传，赵操不在其列，则一种可能是赵操此人为笔记小说杜撰，一种可能是因为其行为不符合家族的标准而有意不记。但无论如何，《太平广记》的这两则记载都是世家子弟转型经商的反映。这些世家大族子弟显然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从而也就离开了史臣的视线，成为游宦文人笔下的人物了。应该说窦乂、赵操、于涛都不属于世家子弟的典型或者是主流，而是疏支或另类。
没有入仕的世家子弟选择经商，毫无疑问与社会风气和观念的转变有关。下面一个故事同样记载于《太平广记》。长安有荥阳郑又玄，因荥阳郑氏是大姓，门望清贵，又玄因此很轻视寒贱者。他在长安读书的时候，就看不起出身商贾的同学闾邱氏子，导致闾邱氏子郁郁寡欢。数年以后闾邱病故，应该说与此很有关系。后来郑又玄调补唐安郡（今四川崇州）参军，他的同僚仇生是大贾之子，家产万计，并屡次资助郑又玄。但是因为仇生所属家族并非士族，所以郑又玄与他交往时并不以礼相待，还不止一次辱骂他说，你就是个市井之徒，就知道赚钱，为什么还要“僭居官秩”？意思就是，你怎么配走仕途呢？仇生因此抑郁自闭，终致弃官病死。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笔锋一转写了郑又玄此后的遭遇。他想学道，却遭到断然拒绝。道童说：“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意思是你太骄傲了，最终是修不成道的。可见，作者的目的是为受到轻视的商贾子弟伸张。故事出自晚唐人张读的《宣室志》，而张读却出身官宦世家，这也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世家子弟转型经商一般都在江淮地区，如前述的于涛活动地点就是在湖州（今属浙江），而《琵琶行》中的浮梁（今属江西），同样也在江南。这也说明了在唐朝后期（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正在从西北向南方、东南转移，最有商机的地方当然是南方，如扬州、益州。“扬一益二”这个说法其实出自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唐扬州之盛》：“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记述的是唐后期的扬州和益州，繁盛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方的长安和洛阳。连踞守在今北京地区的节度使安禄山都看到了南方的商机，他特地派遣诸道商胡到各处经营，主要去的就是南方。商人把赚得的丰厚利润送给安禄山，“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极为可观。每当商人来“献宝”，安禄山就着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击鼓歌舞至暮而散，场面极热闹。
元稹诗中描写的“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的商人，诗句中列举的经营内容五花八门，海珠、美玉、党项马、吐蕃鹦、火浣布、蜀地锦、越婢、奚僮等都属于各地特产和奢侈性消费品。商人为牟取暴利，通过长途贩运，在长安城的东西市从事交易。但唐代的商品结构其实并不限于上述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元稹诗中还提到了商人经营的木材、盐卤，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对国计民生更重要的商品。并且，从以上讲述也能看出来，“经营天下遍”的商人也有各种类型，来源和背景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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