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农业:新时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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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云华 著
出版社上海远东
ISBN9787547619537
出版时间2024-01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48元
货号1203186532
上书时间2024-06-1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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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云华，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营体制、粮食安全、乡村人口等。刊发各类调研报告百余篇，对外发表文章80多篇，专著《读懂中国农业》获评2015年度“中国好书”并被列入对外宣传推广书单。近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特等奖、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目录
导言
有趣的农业历史
一、 新石器时代：农业的起点 /
二、 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农耕方式的演变 /
三、 神农氏炎帝与“谷王”后稷的故事：农业文明的开始 /
四、 农业一支独大的时代 /
第一章
中国的粮食够吃吗？
一、 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家事与国事 /
（一） 什么是粮食安全？ /
（二） 民以食为天，国无粮则乱 /
（三） 未曾远去的饥饿记忆 /
（四） 粮食安全的大“功臣” /
二、 粮食安全的现实与预期 /
（一） 当前粮食基本够 /
（二） 进口粮食真不少 /
（三） 今后供应勉强足 /
三、 粮食安全“压力山大” /
（一） 资源缺——地和水不够用 /
（二） 人口多——粥多架不住僧多 /
（三） 条件差——基础设施跟不上 /
（四） 收益低——种粮赚钱不够花 /
（五） 奖励少——粮食主产区吃亏 /
（六） 需求大——汽车与人争粮 /
（七） 形势危——国际粮食安全压力也大 /
四、 粮食安全怎么保？ /
（一） 主粮自给绝不放松，五谷杂粮综合平衡 /
（二） 粮食安全全面支持，重点问题重点考虑 /
第二章
食品安全问题
一、 曾经的农业“高消耗”和“高污染” /
（一） 以往化肥农药使用多 /
（二） 农业灌溉太粗放 /
（三） 养殖污染问题大 /
二、 食品安全问题表现 /
（一） 农药残留 /
（二） 兽药残留 /
（三） 重金属残留 /
三、 食品安全问题原因何在？ /
（一） 农产品商品化和加工程度提高 /
（二） 生产环境恶化 /
（三） 消费者缺乏健康意识和食品安全知识 /
（四） 经济利益驱动生产者漠视食品安全 /
（五） 监管漏洞 /
（六） 优劣难辨导致次品市场 /
四、 食品安全怎么办？ /
（一） 监督与指导并重 /
（二） 发展可持续农业 /
第三章
农村土地制度与权利
一、 一土一世界 /
（一） 中国各类土地有多少？ /
（二） 这些土地怎么管？ /
二、 古代私有为主、国有并存的土地制度 /
（一） 土地最早都属国有 /
（二） 春秋时期出现私田 /
（三） 汉朝之后私田居多 /
（四） 汉代以来的土地怎么分配？ /
（五） 税收史上的三颗明珠 /
（六） 买卖与租佃成为常态 /
三、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 /
（一） 土地农民所有，农户经营耕种（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 /
（二） 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 /
（三） 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农村改革后） /
（四） 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党的十八大以来） /
四、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如何走向完整？ /
（一） 农村土地当属农民集体 /
（二） 征地行为应受约束 /
（三） 处分权应得到充实 /
（四） 集体成员权要界定 /
（五）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地位要明确 /
（六） 收益分配规则要健全 /
五、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限权到赋权 /
（一） 承包地不再频繁调整 /
（二） 承包期将会更久 /
（三） 征地补偿将随行就市 /
（四） 土地经营权流转 /
（五） 经营权未来将可融资担保 /
（六） 有偿退出路径仍在探索中 /
第四章
农业有赚头吗？
一、 自然风险频发 /
（一） 自古农业看天吃饭 /
（二） 自然风险至今犹在 /
二、 市场风险增加 /
（一） 谷贱伤农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
（二） “猪周期”与蛛网理论解释 /
三、 利润两头受挤 /
（一） 农业成本持续上涨 /
（二） “百价之基”的粮价难上涨 /
四、 盈利之路多样 /
（一） 好看不好吃的养猪“盛宴” /
（二） 优质安全的朝阳农业 /
（三） 助推盈利的电子商务 /
（四） 前景广阔的多功能农业 /
五、 政策怎样扶持？ /
（一） 管控农业风险 /
（二） 控成本、稳价格 /
（三）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 /
第五章
谁来种地与怎么种地？
一、 如今谁在种地——老年农民 /
（一） “农民”概念需厘清 /
（二） 老迈农民地里忙 /
（三） 青壮农民城里闯 /
（四） “老人农业”难现代 /
二、 将来谁来种地——职业农民 /
（一） 现代农业的地要靠职业农民来种 /
（二） 如何培养职业农民？ /
三、 古往今来怎么种地——小农农业 /
（一） 小农农业是什么？ /
（二） 小农农业源远流长 /
（三） 小农农业顺应国情 /
（四） 小农农业存在困境 /
四、 从今往后怎么种地——家庭农场 /
（一） 家庭经营仍是主流 /
（二） 经营规模需要扩大 /
（三） 经营者应是职业农民 /
（四） 国家政策也应扶持 /
（五） 配套服务需要跟上 /
结语：农业的未来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内容摘要
中国的粮食够吃吗？食品安全问题如何解决？农业生产如何既保证产量又减少污染？本书是一本面向非农业专业人士的农业科普图书，从大众最关心的问题出发，不讲农业技术，不讲晦涩难懂的大道理，也不使用专业的语言，而是用人人都能看懂的平实的语言，通俗易懂地介绍中国农业，从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土地制度、职业农民培养、农业经营方式、农业发展前景等多个方面来为读者讲解中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讲解大家关心的身边事和热点事。本书叙及的数据，最新截至2023年，尤其重点反映了新时代新十年中国农业发展情况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涉及粮食、食品、土地制度与权利、农业成本和风险，以及谁来种地与怎么种地等问题。内容有趣，讲解生动，同时又包涵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作者的独到见解，是了解中国农业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适合大众读者阅读，对从事中国农业研究的人员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精彩内容
第一章中国的粮食够吃吗？
一、 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家事与国事（一）什么是粮食安全？
问题讨论中，比逻辑更基本的是概念，若概念不清、问题界定不明，讨论就没有共同基础。粮食的相关概念看似简单，实则往往模棱两可。为了说清够不够吃的问题，我不得不从概念说起。
咱们每天吃的食物中什么算粮食呢？粮食可以分为谷物类、薯类和豆类这三大类，谷物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及小米、荞麦、莜麦等，薯类包括马铃薯、红薯等淀粉作物，豆类含大豆、绿豆、小豆等豆类作物。2013年6亿吨粮食总产中，三大谷物之玉米、稻谷、小麦分别为2.2亿吨、2亿吨、1.2亿吨，合计5.4亿吨，占粮食产量的九成。2022年全年粮食产量6.86亿吨中，玉米、稻谷、小麦分别为2.77亿吨、2.08亿吨、1.37亿吨，合计占比略超九成。
食物的概念和内涵则丰富得多，包括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肉、蛋、奶、糖等所有可供食用的农产品和食品。国际上没有粮食这个概念，但是有食物（food）和谷物（grain）的概念，食物的概念国内外没什么差别，国内的粮食概念类似于国际上的谷物概念，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定义的谷物包括稻谷类、麦类、粗粮类以及补充主食用的薯类和豆类，在粮农组织的界定中大豆是油料而非谷物，这是一大不同。概念及统计口径上的这一大差别容易造成粮食安全（自给率）计算的较大偏差，比如，我国2022年进口大豆9108万吨，仅此一项即占国内全年粮食产量的13%，那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岂不是很低？粮食安全岂不是很值得担忧？个人认为，对这一概念或统计口径中涉及大豆的部分可以这么处理：国际进口大豆主要用于榨油和饲料，可与粮农组织界定一致，不作为谷物，也不作为粮食，国内生产大豆主要用于制作豆腐、豆皮等豆制品，可沿用国内原概念及统计办法，以此一分为二、各归其途的方式来处理大豆与粮食的关系问题。
通俗地讲，有得吃就是粮食安全，没得吃就是粮食不安全或粮食危机。粮农组织给粮食安全的定义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严格来看，粮农组织给出的实际是食物安全（foodsecurity）而非粮食安全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粮农组织在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这一概念又经过几次拓展，引入了营养、食物质量安全（也就是食品安全，foodsafety）等内涵，不过食物安全的基本内涵没变。
国内对于粮食安全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国际上的食物安全，这可以说是广义上的；另一种是狭义上的粮食安全，即稻谷、小麦、玉米、薯类、豆类的安全供应和供求平衡。国内官方和一般人理解的粮食安全概念即是指后者，本书用此概念。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更应采用食物安全概念，因为人除了吃粮食，还得吃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单纯的粮食安全概念有点狭隘，以此为政策出发点或许会造成其他食物短缺、卖粮难等问题。但抓问题还是要抓主要矛盾，最主要的食物就是粮食，肉蛋奶等也主要是由饲料粮转化而来，而且国内也用了这么多年的狭义的粮食安全概念，所以还是沿用原概念较合适。
（二）民以食为天，国无粮则乱有什么是比粮食更重要的？珍珠为宝，稻米为王。无论房子、汽车、手机，还是金银、权力、地位，都没有粮食重要。饮食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粮食就是满足吃饭需求的最重要的物质。人只有在满足了饮食需求后，才会去追求穿衣、住宿、出行等其他基本需求，并追求更高层次的安全需求（如疾病治疗、养老）、社交需求（如交朋友、恋爱）、尊重需求（如职位、荣誉）、自我实现需求（体现自我价值、道德精神满足），这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说明的道理。《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曰：“食色，性也。”阐释的也是饮食是人的基本而重要的需求，而粮食则是基本需求中最重要的那部分。
粮食安全的概念一般是针对一个国家而言的。那么一个家庭也会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吗？当然。如果国家粮食安全出问题了，个人家庭必然受到波及，粮食短缺会导致消费者买不到或者价格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庭收入低买不起足够的粮食，需要低保或救助。过去农村家家户户储存粮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备粮荒，保障家庭粮食安全。20世纪80年代我家常年储存的玉米有十来缸，足够吃一两年，那都是父母小时候饿怕了才存的。直到90年代初我上高中的时候，随着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粮食流通发达了，粮食供应稳定了，我家才不存粮食了，附带的一个好处是老鼠也少了。不过，现代家庭不像过去那样储备粮食（食物），如此一来在一些突发情况下或会发生食物短缺风险，比如在疫情较为紧张的时候，有的地方物流不畅，有的人很难买到充足的食物，就会发生家庭食物不足问题。因此，粮食安全不仅是国家的粮食安全，也是单个家庭的粮食安全。一定的粮食及食物储备不仅对国家而且对家庭都很有必要。除了国家储粮，还应提倡家庭适度储粮、储食物，长期储备、轮动消费米面油肉等耐储存食物。
无论科技多么发达，社会多么进步，粮食安全绝对是历代统治者最为重要而基本的政事，国内外概莫能外。粮食不安全意味着什么？人们要忍饥挨饿！执政者会忍心看着人们挨饿吗？当然不会，因为保障大家有饭吃是最基本的政事。执政者敢坐视百姓挨饿不理吗？当然不敢，饥荒死人是执政者最为不堪的事情，因大饥荒引起的动乱会导致政局不稳甚至垮台。东汉末期黄巾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等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几十次农民起义，其诱因多为饥荒，其客观结果是削弱国家力量、造成社会动荡和推动朝代更迭。不过，放眼历史，那么多次的社会动荡、农民起义和朝代更迭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变化，秦以来帝王主导的中央集权制一直实行了2000多年，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赋税制度也基本一致，变化的只是王朝的姓氏。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解决十几亿人吃饭问题，要坚持立足国内。这是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农科院召开座谈会时用朴实的语言对粮食安全提出的警示。十八大以来十多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粮食安全提出警示和要求。居安思危，在大家都能吃饱饭的时候，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依然发出此警世恒言，体现了粮食安全对于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极端重要性。
（三）未曾远去的饥饿记忆生于20世纪70年代及之前的人大多数都是挨过饿的，不是普通的一两顿饭没吃的饿，而是长期吃不饱的饿，尤其是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印象会更加深刻。粮票是当时粮食短缺的最好见证。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人应该都会对粮票记忆犹新。在我的记忆中，粮票有拇指大小，分全国通用和地方通用两种，面额为几市斤或几市两。中小学时期，家里买白面、镇上买馒头等都需要粮票和钱一起才行，只有钱没有票是买不到粮食和食物的。与此有关，80年代初期我上小学的时候，吃到白面是很难的事情。1982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家里吃了次白面葱油花卷，真好吃啊，早饭过后上午时分，我还想再吃一个，但又怕母亲批评，于是偷拿了一个就往外跑，出了院门下坡的时候由于紧张摔倒，打了几个滚直接到了坡底，顾不上疼痛捡起花卷再跑。看到的邻居在后面喊：“孩子，你跑啥？”他不知道我是要找地方赶紧吃掉花卷啊。1987年至1990年我上初中，在校住宿，前两年，每周末回家背上一袋玉米面白面混合蒸烤的馍片或烙饼到学校吃，直到初三才吃上纯白面干粮。
粮票是计划经济时期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下按计划供应粮食的购粮凭证，始于1955年，正式停用于放开粮食市场、粮油敞开供应的1993年。计划经济时期粮票的出现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安全出了问题。粮票是“票证经济”时期最重要的标志，其他还有肉票、布票等。粮票是粮食短缺的体现，因为粮食供不应求，粮食安全形势严峻，靠货币已经难以平衡供求关系，不得不额外再发行“粮币”来平衡供求、保障市场稳定。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逐渐充足丰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粮票已开始松动，地位下降，直至取消。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曾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出于对经济形势的乐观估计与误判、对经济制度与经济规律认识的不足，以及经济活动政治化的不当影响，1958年中国利用行政力量强力推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运动。“大跃进”运动中，工业上以“大炼钢铁”为主，目标是1958年底钢产量达到上年的两倍，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全民采矿炼钢，农民没时间种地，甚至顾不上收获粮食等农产品。由于原料不足，铁制农具也被拿去炼钢。为了提供燃料，无数青山都被砍光，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生态灾难。
在农业战线，不顾实际迅速推行人民公社化，搞一大（规模大）、二公（公有化程度高），实际上是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人民公社初期生产集体化、吃饭大锅化，由于责权利不清和难以监督，农民干活磨洋工，看着干活人多时间长，实际效率低下；大锅饭又造成了极大的食物浪费，据经济学家薛暮桥估计，19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750万吨。同时，“浮夸风”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粮食上万斤、十万斤的高产“卫星”被放出来并被广泛宣传。以此作为国家征收粮食的依据，成为后来农村粮食极度紧缺的基础原因。据我的母亲讲述，1960年前后，吕梁农村粮食生产境况不好，而且还“大挖余粮”，农民瓮缸底部的余粮都被收走了，粮食征收过度，造成农民糊口都成了问题，母亲兄妹几个四处挖野菜配粗粮吃也吃不饱。父亲说他当时没太挨饿就是因为住在外婆家，那个村的干部厚道，没有挖尽村民的余粮。
（四）粮食安全的大“功臣”“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句古谚语说出庄稼长得好主要靠粪肥的道理。人吃粮，粮吃肥。古代没有化学肥料，只有有机肥料，也就是俗称的农家肥，主要是利用牲畜和人的粪便沤的粪肥以及利用植物沤的绿肥。肥料对于种地特别重要，庄稼人都惜粪，小时候听大人们讲笑话，说某某人很小气，便解都不去旁人地里，专门得到自家地里。“肥水不流外人田”讲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国最早施用化肥是在台湾地区，1901年经日本传入。但此后半个多世纪我国一直都没有形成自己的化肥生产体系，当然化肥施用也很少。
如果没有化肥（化肥、杂交种等属于科技物质化），粮食亩产量还会在低水平徘徊，解决不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好多人会吃不饱，而且粮价会很高。据我的同事崔晓黎研究员讲述，中国在1973、1974年开始使用当时并不多的外汇储备全套引进美国、荷兰、法国、日本等国的化肥生产设备，即著名的“四三”方案。“四三”是指全部引进项目总投资为43亿美元，这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投资，他在沧州化肥厂看到就连耐火砖上都标着外文。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后农村改革初期，国家投资引进的一批化肥厂陆续投产，化肥生产能力和供应量大幅度提升，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和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共同推进了20世纪80年代初粮食等农产品产量的迅速增加。据农业部门及有关学者测算，化肥施用对中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在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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