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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钱去哪儿了:大明帝国的财政崩溃与商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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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腾达

出版社上海远东

ISBN9787547619513

出版时间2023-11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78元

货号31889000

上书时间2024-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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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华腾达90后青年学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同济大学工程管理学士，曾为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现为上海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西方财政制度、财政史。已出版的学术成果有英语专著Merchants,MarketandMonarchy、德语专著HandelimChinesischenImperiumderFrühenNeuzeit、译著《茶业战争》等。其论文曾获得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ESHET）2020年度最佳青年学者论文奖。

目录
绪论  1
“李约瑟之问”等问题都好奇为什么在大分流之后中国和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那无疑，一国的财政制度以及商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其中是占有不少分量的。
一、为什么研究大明帝国的财政？ 3
二、相关研究概述 6
三、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 11

第一章  明代的财政制度和商业环境  19
公共品如道路网和驿站的建设，民用只是其次的。其最主要的目的，仍然是服务国家和国家财政。明代中后期，频频出现财政危机，张居正是借此节省开支，改革后全国邮驿经费减少了三分之一。
一、明代的政治制度 21
二、明代的财政制度 26
三、明代的商业环境 33
四、纵横向比较 47

第二章  明代国营专卖中的财政与商人  59
明帝国商人在国家与商人的合作中的地位仍然不高。在看似其角色必不可少的表象之下，明朝商人的存在完全是为帝国财政服务。而且，商人的命运牢牢掌握在当时掌管国家财政的官员手中。
一、明代关于国营垄断和商人的财政观点 62
二、明代商人与国家的合作： 以食盐贸易为例 72
三、明代食盐专卖： 财政观点 78
四、附论： 明廷对商人的利用 85

第三章  明代商业税中的财政与商人  93
明初洪武帝和永乐帝创造的一些用于打击逃税的创新举措收效甚微，以至于到了明中，商人的逃税现象日益猖獗，而且很多基层的税收官员也并不作为。明朝末期，万历帝的矿税和加派税吏，以及之后魏阉集团的政策，短暂地增加了明廷的财政收入，却让商人怨声载道。
一、明代的商业税征收与商人 96
二、明初的商业税 98
三、明中期的商业税 101
四、明末的商业税 105

第四章  明代农业税和非税收入中的财政与商人  113
商人的地位虽然仍远不及士阶层，但和固守土地的农民和难以创收的工匠相比，明帝国商人的地位是有所提高的。功成名就的商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大量购置土地，并发挥和乡绅类似的职能，甚至成为乡绅，为村民们修建祠堂、改善基建等，从而在自己的家乡和老乡中博得好名声。
一、明代农业税收与农商关系 116
二、明代土地交易与商人 128
三、明代其他非税收入与士商关系 133
四、附论： 明代的士农工商关系 140

第五章  明代对外商贸活动中的财政与商人  147
利用外贸发展沿海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在贸易上补短板，被认为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思考的出发点并不是站在维护商人权益的角度。
一、明代关于对外商贸的财政观点 150
二、明代对外贸易的财政收入与商人 162

第六章  明代对内商业活动中的财政与商人  181
明代徽州商人在其经济活动中，可能除了盐业之外，也就是典当业占有着重要地位。他们经营的质库、当铺，遍布各地，并以此盘剥重息，累积财富。
一、明代国家和商人的高利贷活动 184
二、明代商人的消费与国家财政 193
三、明代皇室内府的商业活动与国家财政 205

结语  明代的财政与商人  215
对于国家财政而言，商人兼具“贡献者”和“参与分配者”两个身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和士人阶层一样具有相当的话语权。
一、明代财政制度： 商人视角 218
二、结语: 大分流视角下的明代财政和商人 225

参考文献  232

内容摘要
本书重点关注明代财经领域的核心人物的政策和理论思想，针对剖析明代在国营产业、税收、国际贸易、金融信贷等领域的财政问题，系统梳理整个明朝从明初到明末国家在构建财政制度和推行财政政策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同时研究当时明朝广大的商人群体在明朝的财政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分析了其中的相关性。本研究很好地揭示财政政治学/财政社会学对中国历史研究和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本书适合对古代财政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精彩内容
三、明代的商业环境本节探讨明代商人所面临的商业环境。这里的环境，不仅仅指商人经商时所面临的“实体环境”，也包括学界和社会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即“舆论环境”。
（一）明代商业的实体环境1.明代的商业发展和国营商业卜正明在其《纵乐的困惑》一书中认为，明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商业世界，“商人们的货物与政府的税收物资在同一条运河上运输，商人与国家的驿递人员走的是同样的道路，甚至他们手中拿着同样的路程指南”。此言非夸张。明代农业的发展为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和各类商品，同时创造了广大的农村市场；而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各种手工产品的出现则提供了用于交换的商品。此两者共同推动明代商业的发展，并从明帝国中期开始进入飞速发展期。
明代商业的活跃首先表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务农之余从事商业活动，甚至有很多人直接抛弃其农民身份，转而成为商人，于是商人的数目迅速上升。到了万历年间，从事商业的人口数已经达到“天下不知几百万矣”的程度。商人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使全国各地很快连成一个大市场，南方的货物成千上万地运到北方，北方的各种物资也纷纷南下。江南地区、东南地区以及运河沿岸成为明代商品的集散地，亦成为明代商品经济的中心。
明朝的私营商业蓬勃发展，这是明朝商业的一大特点。虽然食盐等仍然是国家专卖商品，但除此以外，大量的棉花、粮食、丝绸等货物出现在各地的市场上。而随着明代海外贸易的兴起，更多的境外商品开始输入中国，使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亦有了很大增加。明代商业另一个重要特点，正如吴慧所言，“在工商型城市发展之同时，明中叶起，大批市镇兴起，其数量、人口、规模皆非宋时可比”。明代工商型市镇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高速发展期，前者是在明永乐年间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市镇。后者是在明中叶以后，经济较发达的区域，尤其是江南一带出现相当数量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市镇。
商业的繁荣也直接带来了人口的增加。根据相关研究，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到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的人口增长率约为0.8%，而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的人口增长率约为0.4%。这是因为在经济较为发达、没有战乱或灾害的地区，会有意识地通过控制生育来降低人口出生率；然而实际上，社会反而可能陷入“人口生活成本不断降低，消费水平不断下降，经济糊口化，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过密化内卷化的恶性循环的状态中”。根据马尔萨斯著名的人口理论，他认为人口增长总是会超过粮食供应，从而出现人口过剩，进而造成财政紧张。他指出，人口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粮食为主）按算术级数增长。有趣的是，明末的徐光启也做了一些类似的工作，他通过估算认为当时明帝国人口大约每三十年翻一番。
不过，在明代这样的集权型财政体制下，国营商业仍然在明代经济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将在第三章中详细展开。国营商业的某种垄断自然也非明帝国首创。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处理的所有问题中，国家对国民经济、财政和民生的掌控一向是尤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关乎国家兴亡的，“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力归根结底依赖于它从社会汲取收入的能力”。他们相信“政治压力作为一种泵机制，创造了经济需求本身无法满足的商品流通”。平新乔（2018）指出，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有其优势，比如可以更有效地配置全国性或准全国性的公共品，且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征税上，由中央政府征税，也比地方政府出面征税有效得多［54］。因此，统治者往往通过禁止或限制私人实体从事任何被认为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行业，特别是那些有利可图的行业或与重要自然资源相关的行业，牢牢地垄断国家的财政大权。为此，古代中国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禁榷”，特指任何禁止私人经营极重要商品的政府垄断制度。
遗憾的是，古代统治者很少事先考虑民众个人的感受。正如Schefold（2019）所指出的那样，“个人幸福与其说是主要的独立目标，不如说是实现这一秩序的可能结果”。同时，商业往往处于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经常可以被官员们随意操纵；官员也确实有这样做的便利，因为他们通常“位于城市，这些城市往往被视为下一级行政单位的首府”。我们甚至可以在近乎同时代的孟德斯鸠的记录中找到一些线索，“我们那些去过中国的商人，会被咨询到关于中国官僚的盗匪行为”。商人的日常交易和其他活动经常受到严密监控。有时，商人的财富被部分或全部公开掠夺，私人商业的发展受到大力的控制。桑巴特也曾说，“国营生意总是规模庞大。在资本积累不广泛的时代，国家能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其生意，而且通常国家是唯一有足够资金开展生意的机构”。
早在春秋时期，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国相，曾对“官山海”，即国家控制山林和海洋资源的国家垄断体制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初步试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盐、铁等自然资源基本上隐藏在山区或其他难以到达的地方，比如偏远的沿海地区。在齐桓公时期，齐国还没有对盐、铁等资源实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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